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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公凯:中国现代美术之路:“自觉”与“四大主义”

艺术中国 | 时间: 2010-06-07 20:16:48 | 文章来源: 文艺研究

西方艺术价值结构的第三个层面是形式语言的突变及所形成的新的结构系统。一般认为形式语言是艺术作品最为本质的因素,形式语言演进是艺术发展的直接表现和主要内容,简言之,形式即艺术的本体。但这里需强调两点,首先,形式确有自身的演进逻辑和自律性,但还是无法脱离社会现实情境和艺术价值取向的决定性影响。从印象主义到抽象主义,从塞尚、凡高、高更到毕加索、马蒂斯、达利、马格利特、康定斯基,现代丰富多彩的艺术实践乃至层出不穷的前卫实验,都有社会实存情境作为深层土壤和精神氛围,并涌动着对社会实存的各种情绪反应。这些心理情绪和存在体验结合着不同的观念意识、价值取向,以疏离社会、批判世俗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来。其次,形式本身在古典时代和现代社会具有不同的意义,形式与内容的均衡在古典时代是艺术作品完美、完善的重要标准;而形式跟内容的疏离和拆解成为现代艺术的趋势,形式不再需要内容的填充和沉淀,日益成为独立的本体。这表现在诸多方面,如对光与色、对形体结构和抽象图形的深入研究;又如用激动的笔触和扭曲的形象来表现孤独、苦闷甚至变态的个体心理,从凡高到蒙克,从毕加索到德库宁,个性的宣泄成为趋势;再如形式语言的解构,从极简主义对语言媒材的删简到直接挪用现成品;以及对肢体语言比重的强化,身体成为泛形式表达的重要载体,例如波依斯。形式在这些过程中获得了更大的独立性和自由度,同时文学性内容被消解,导致流通性语言和可公度性的丧失。进而,连形式规律也被解构和消解,只剩下力求与众不同的个体性创意与观念,最终体现为愈发私密的个体化独白和臆语。  

西方现代艺术是社会实存情境的象征,在社会现实与形式语言之间是带有某种价值取向的审美功能。与古典艺术不同,现代艺术在趋向上更多的是对社会情境的反向象征,其价值取向主要表现为批判和疏离;单从形式语言系统上看,由于形式与内容的脱离和变形、拆解及抽象化,直至形式法则的被解构,从而形成了与传统艺术的最为醒目的断裂。在社会情境、审美取向和形式语言三层维度上,西方现代艺术以对形式语言的强化、抽离与不断变革而建构起自身的鲜明特征。但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判断和分析,还是要置放到三个层面紧密关联的价值结构中才是立体、全面的。中国现代美术如果直接套用现代西方的价值结构来进行判断和评价,当然最为直接也最易与国际接轨,但能在多大程度上切合20世纪的中国现实问题,其合法性与效用到底如何,却是大可质疑的。     

(三)根本诉求:正名与定位   

虽然现代经济模式有相当大的普适性,在制度形式、社会结构等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趋同性,中国也在市场经济、大工业生产、商品化、技术化和信息化等方面日益与西方发达国家取得同步,但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与目标不同于别国,社会情境和发展道路也自有特点。尤其心理结构、精神观念及艺术表现等方面,中国还有着更多的差异性和独特性,这在更深层次上关涉到历史积淀、文化传统。单就艺术领域而论,西方现代艺术的评价标准并不能简单地套用来比照中国的现代艺术进程,尤其是20世纪这一段。  

从西方现代艺术的发生背景和演变动因来看,塞尚对几何结构的注重,毕加索的立体主义诉求,杜尚以机器为创作题材,达利作品中对潜意识符号的突出运用……都反映了创作者置身其中的特定时代情境和文化语境;两次世界大战、东西方对峙和冷战作为西方现代艺术的社会背景,也非中国现代艺术所能复制。中国所面临的独特现实——前现代远未完全消退,现代与后现代几乎同时涌进来,全球一体化与民族自主性、文化趋同与文化多元这两种诉求的纠缠,等等,都使得中国的现代情境、精神氛围呈现出与现代西方迥然有别的特点来。西方现代艺术价值框架的直接挪用既难以奏效,本身也不具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如果强用西方现代艺术价值框架尤其是形式语言标准来加以判定,只会对20世纪中国美术自身的特殊性与丰富性造成遮蔽,对客观认识百年历史和拓展未来潜能都带来不利影响。  

中国现代美术自身在全局上大致有这么几种趋向:守护传统本位,力求在时代情境下有所创新;全面、深入地向西方学习并保持紧跟的态势;融合传统与西方,希图走出兼收两方优长的道路;搁置中与西的先决框架,在艺术与时代的关系中去强化艺术的社会和政治功能。就传统这条线而言,首先在形式语言上就无法简单挪用西方现代艺术标准,而审美功能上的那种批判性、疏离感在这里也找不到明显对应;融合这条线,在形式上是以古典写实为主,审美态度多是对社会现实的歌颂和理想未来的憧憬;大众这条线,形式语言大多从民间吸取元素,而且它作为集体主义的产物,与个体心理的宣泄和对现代社会的疏离毫无关系;惟一能用西方现代艺术价值结构来对应的,是学习西方、力求紧跟的这条线,尤其上世纪末的最新表现,从形式语言、审美诉求到个体本位,从价值取向、创作理念到流派风格,都与现代西方艺术保持相似性和同步性,但这不足以反映中国现代美术的全貌并作为其当然代表而可与世界平等对话,并且最关键的一点是社会情境上存在着错位,现代中国的社会情境、时代要求与现代西方有很大不同,在早期集中表现为救亡图强的压倒性任务,晚近又以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杂糅的复杂局面而区别于西方。总起来讲,西方现代主义美术与20世纪中国美术的实际状况无法简单对应②,在西方价值框架的严格审视下,20世纪中国美术自然难以合乎“现代”的标准,无法成为西方标准衡量下的世界现代美术中的合法一员。解决的办法并不在于谋求如何得到世界主流话语的承认和接纳——哪怕只是有限的承认和接纳,这种不自信的做法绝非根本之道。关键还是要寻找切合自身现实和要求的新的价值框架和表达系统,切实明确自我的定位,对自己的历史与现实能有一个恰当的解释。     

正是在这里,问题尖锐地呈现出来:什么是中国的现代美术?中国有没有自己的现代美术?中国现代美术能不能建构自己的现代性理论支撑?在实践上,怎么去创造和推进自己的现代美术?对此我们当然要作出肯定的回答:20世纪中国美术的曲折坎坷之路就是中国的现代美术,中国现代美术能够也必须建构自己的现代性理论,建构的起点就是给20世纪中国美术正名,对走过的这一百多年历程给出合理的解释。我们认为,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最基本的问题是正名、定位,也就是自我认同和自我合法性论证,它在本质上关系到现代性问题。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否则整个20世纪中国美术将游离于全球性话语之外,找不到合适位置,摆不正现实方向,理论上处于失语状态,现实中流于漂浮无根,充其量只能作为西方现代性的边缘例证,成为西方中心之外围的变体,根本谈不上挺立自身主体性,重塑与经济、政治大国相适应的文化大国形象。这个问题要得到解决,就需要对现代性问题有超越西方模式并建基于中国现实的理解和回答,从而,对“现代中国美术”如何得以成立,其性质为何、理据何在、前途如何的探讨,就承载着对中国文化自主性及世界文化多元生态和良好前景的思考,在更为直接的意义上,涉及到与现代性问题相关的中西、古今关系的清理和解答,是对现代性模式与道路的反思和开拓。     

二、现代性反思:连锁突变与自觉      

困扰中国现代美术的合法性问题,同样困扰着中国现代哲学、现代文学……这其实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困境在各个领域的反映。所有这些困扰在深层次上都指向中国现代转型的艰难处境,我们需要思考,既有的现代性模式和理论如何与中国经验相结合,或者说能否以及如何从中国经验中生发出新的现代性模式。近些年逐步展开的讨论,多已意识到普遍存在着的困惑和尴尬:外部得不到西方主流话语系统的认可,自身又缺乏自信而在自我认同上出现严重危机。问题的解决必须深入到现代性反思的层次中去,反思现代世界体系,反思中国现代性道路,通过反思、批判以提出建构性的话语和框架,并在这一过程中树立起文化的自信。     

(一)回到事件本身   

“现代性”一词出现于17、18世纪,指一种异于古代社会的新的文明发展阶段。一般认为,现代性大致包括个体原则、世俗取向、自由秩序,以及社会行动的合理性、知识观念的独立性等。后发展国家在现代转型中往往以先发国家为范本,直接移植其已经证明行之有效并成为标准的现代性模式,作为衡量自身是否告别传统、进入现代的标识。自我的合法性危机就在这一过程中产生。  

合法性危机的现实处境,实质上反映了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西方主流的现代性理论和框架在运用于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及经验时,其有效性和涵盖性应该得到有力诘问。目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由于社会情境和起点、阶段的差异,完全套用是既不现实也不可能的,但根本否定其基础意义更不可行。为了在主流框架中找到位置,或将后发经验解释为主流的延伸、中心的外围、范本的变形,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由此可被称为亚现代或泛现代。但这般扩容仍不能将后发经验有效包含进去,更主要地是无法给予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探索历程和经验、问题以必要的肯定和重视。这就涉及到一个重心和立足点如何安置的问题,能否提出一个既立足于后发经验又不完全背离既有现代性基本架构的解释模式,应该是解决合法性危机的可行之道。其次,具有普适性的政治、经济、社会、科技乃至人的现代化当然是后发国家要充分学习和全力追求的,但后发国家面对着技术和制度层面上的普遍性压力,推导出文化艺术上也应接受这种普遍性,从而自陷于思想文化乃至民族生存的合法性困境中。其实在这些方面恰恰应当强调特殊性与多样性,这才符合人类文明健康演化的需要。  

困境和危机的解决,需要纠正这种认识误区,既在制度、技术上多方面接受现代化标准,又维护自身文化艺术上的相对独立性和多样性。这需要有一个切合本土实情的现代性架构作为支撑,吸纳源于西方并具有人类普遍性和本质规定性的现代性基本元素,同时最大程度地彰显文化思想艺术和信仰上的多样性,而且即便在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经济模式等方面,也尽量多地将不同境域中现代性进程的各种展现和创新都考虑进来。这样一个新的范式,绝非对既有模式的取代,更非对已成为现代社会基本架构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现代性因素的否认,而是以视角和焦点的调整去争取更大的涵盖度和解释力,最终目的是使全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更加多种多样的选择可能。这一工作应当从反思既有的现代性研究开始,将研究重点从现代性模式转向现代性事件,从先发国家之现代性经验中所总结出来的既定结构和模式,转向涵括先发与后发的整个现代事件、现代现象及事件和现象本身的程序、机制。通过重心转移而使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大量被忽略的内容能得到应有的重视,既为后发国家的自主性发展打开空间,也是对未来人类生存和发展多样性的贡献。  

以往的研究偏重于先发现代化国家的历程和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基本模式、运作机制,这当然必要。认同现代性主流话语系统,重要原因就是先发国家的奠基性思考与发展道路对后发国家有启示和示范效应。并且,西方现代性模式确实具有某种普适性,当然其合法性是建立在它适用于全人类真实需要的基础上,因而既不表明西方是人类文明的中心和目的,也不说明这种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正如艾森斯塔德所说:“现代性的历史应当被看成是多种多样的现代性文化方案和多种多样具有独特现代品质的制度模式不断发展和形成、建构和重新建构的过程。”③多元的现代性(modernities)而非单一的现代性(modernity)既是事实,也是应当追求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现代性模式的普适性不如说是一种奠基性和示范效应,在不同的继发地域之间会因现代基本元素的共同性而贯穿着某种一致性和相似度,同时也会有各具特点的变异和创造,具有不同文化积淀、历史记忆和现实经验的独特性。先发模式可以为后来的经验与事实所调整、修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扬弃、超越,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可以全然不顾其核心内容和关键性维度,这一点必须强调,因为有些本质性层面和因素是绕不过去的。  

西方现代性的先发模式,其在世界范围的拓展都是特定限制中的拓展,肯定要在本土化过程中作出适应性改变,这构成了普适性与相对性的变奏。道路与模式总是在这种变奏中迁移的,其开拓和修正都为着增强对事实的解释力。对于任何话语系统和分析架构,应该明确其能指性质和工具效用,从而将关注重心从话语转向经验、从模式转向事件。现代中国的经验是全球现代性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验的参与将使现代结构具有更完整的普适性。在全球一体化程度愈益加深、全人类命运前所未有地捆绑在一起的时候,不是以一方主导、别方接受,一方挑战、别方回应,一方中心、别方边缘的结构模式去看待和分析问题,而是在宏大的未来视野下正视攸关全人类命运的事件本身,这应当有助于提出更具开放性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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