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奥运会上的29个焰火大脚印，走出了这位出生于中国泉州的艺术家蔡国强的大众知名之路，近年来，不断活跃于各种大型官方活动中的蔡国强，身份也越来越模糊，然而他自身却陶醉于这样的不确定性，就像手中持有中国护照，又同时拿着美国绿卡；是东方人心目中的国际知名艺术家，又是西方人眼中利用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火药在各大美术馆、博物馆、宣纸上炸出一片中国符号的东方艺术家。昨天，蔡国强在上海外滩美术馆的个展“农民达芬奇”的布展现场说：“我的本质就是一个农民，一个亚洲农民。”
蔡国强站在无法下水的“潜水艇”前。本次展览将有12位农民的60多件发明创造。 早报记者 张栋 图
停驻于外滩美术馆这幢英租界时期ART DECO建筑风格的屋顶上的“飞碟”出自农民杜文达之手，它被飞起来的可能性所抛弃，但仍以破旧、顽强的螺旋桨孤独地向来往的人群彰显着人类最原始的创造力，“重要的不在于飞起来，而是它不知如何降下。”蔡国强说。这个疑问，以书法的形式题写于外滩美术馆灰黄的外墙上，透过被尘土溢满的空气，撩拨着路过的每一个人——我们已经升起来的希望，已经在媒体宣传中抬高了的公民地位，国家形象，该以何种形式从飞翔的半空真正落到实处？
将于5月4日开幕的“农民达芬奇”艺术展上，有着鱼尾巴的飞机、永远无法下水的潜水艇等等这些由蔡国强收集、购买的12位农民的60多件发明创造让蔡国强艺术家的角色再度模糊的同时，也将与观者讨论中国个体农民的创造性、中国农民对于现代化的贡献，以及农民的现实处境等当今最为重要的社会议题。在大都市的美术馆场域，蔡国强赋予了这些朴素的对未来的幻想以诗意与浪漫的乌托邦气息，传递着中国农民追寻梦想的信息。
进入美术馆的一楼展厅，首先看到的将是山东农民谭成年遇难的飞机残骸，这个装置既是农民冒险家的纪念碑，也提醒人们这些都是真实的，所以有某种严肃的力量，开拓未来是有代价的。蔡国强在二楼前厅的墙上，把所知的农民创造者的名字、出生地，及其创造物的分类用水墨书写，展厅内，50多个风筝，在风扇吹拂中，于空中轻轻飘扬，每只风筝上的投影都讲述一个农民发明家的故事，风筝形成了片片白云。吴玉禄夫妇、两个儿子和儿媳，把三楼改造成一个机器人的生产空间，观众可以直接与他们交流，他们也可向民众表演他们的机器人。
四五层是挑高中庭，在四楼空间里，悬浮着五艘湖北李玉明制造的潜水艇，空中悬挂了四架其他农民创造的飞机和直升机，小鸟在空间中飞翔鸣叫，地面种着草地，开着鲜花，向上看去的玻璃天顶外，几只小飞碟与天空连成一片，这里意在创造一种富有诗意的童话般的精神空间。进入美术馆隔壁宏大的中实洋行大厅前，安徽农民陶相礼用汽油桶焊接的潜水艇，在冰冻中潜伏，潜水艇入口处插的小白旗上投影着他试航潜水艇的影像。中实洋行大厅里，农民陶相礼制作了长20米的航空母舰，当很多人都在期待或担心中国航母的出现时，农民们已经先造了一艘航母，舰身还带着潜艇。航空母舰内放映着前苏联导演史诗般的纪录影片《我们的世纪》，刻画了辉煌的太空成就背后，鲜为人知的挫折和个人牺牲的代价。银行的金库内则播放罗马尼亚导演安德烈的纪录片《脱离现在时态》，叙说1991到92年间，苏联和平太空站里，太空人Sergei Krikalev和同伴们在太空站等待了十个月，这十个月中，派他们上天的前苏联已经解体，那个以镰刀锤头为国旗的国家不复存在。
这两部纪录片与中国农民的探究精神相同，都表现了人类在开拓未知世界中的勇气和艰辛，国家力量与农民用自己的小钱所付出的共同努力是一样的。而前苏联极权力量主导的国家行为，与中国农民的个体活力，又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①农民们在一起搬运飞机
②屋顶上的“飞碟”出自农民杜文达之手
③美术馆外墙上写着“不知如何降下”的“标语”
对话
“很感动，和童年趣味有关”
早报：哪一件是你收藏的第一件农民发明？你怎么找到他们的？
蔡：进入21世纪以后，就经常看到关于农民发明的报道。刚开始只是感觉好玩，后来在2004年底，我看到安徽农民李玉明制作的霞光一号潜水艇图片，被天趣的造型所感动，于是开始和他联系，在2005年2月就收藏了这个潜水艇，这是我农民创造物收藏的第一号。农民发明家之间也有互相崇拜，会互相联系。
早报：你买这些农民发明时有没有标准？
蔡：有三个标准，一、很艺术性；二、不艺术但是这件事让我感动，未来派；三、特别穷，但农民依然积极，在他的坚持下，说不定哪天他就真的成功了。
我没有对作品进行实质性的改造，而是让农民自己装，构造新的时空感。这些都跟我童年的趣味有关系。在东北我还买赛车呢，都与速度梦想幻想有关系，小孩子对会动的东西感兴趣，被会动的东西感动，我从不掩饰自己长不大、不成熟，很享受这个不成熟。
早报：您的身份很模糊，官方合作让你具备了很多艺术家无法做到的条件。
蔡：奥运会与张艺谋合作要考虑很多，这个作品比较轻松。我在这个作品中也模糊了自己的身份，我到底是艺术家、策展人，还是收藏家？都有。
从2001年上海APEC焰火计划，到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让人印象深刻的“大脚印”，再到国庆60周年庆典的“和平鸽”和“网幕烟花”，无一不是诞生于大城市的“官方作品”。我整天做着与大城市有关的项目，离土地渐行渐远，那让我有非常不真实的感觉，这次的作品以个人身份进行，我试图与世博会保持距离。
在我们国家，只有政府的集体力量才能让主流概念上体现幸福感，官方身份帮助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为个人做点事，也为国家做点事，没有政府的力量很难达成对农民的关心，对个人的关心。
早报：你的“海归”身份对创作有影响吗？
蔡：我和鲁迅、郭沫若所处的时代不同，那个时代在海外留学是默默无闻，是去学习的，而我们是去打天下的感觉，很张扬。在日本，他们做的艺术品很有距离感，作品不是直接把社会问题搬给你看。
我觉得自己不是海归，我其实没有真正离开过。东方的哲学有很大的包容性，包容时代变化，也包容自己的矛盾。西方是解决矛盾，艺术家成就也高，而东方把矛盾本身的许多东西呈现给我们看，却不提出解决的方案。我用作品来表达矛盾，表达摇摆，东西之间的摇摆，左右之间的摇摆。
早报：你如何看待没有实施的作品？
蔡：我用爆炸对美术馆内部进行了重构，甚至想用爆炸移动美术馆的位置，但那个作品没有成功。大家看到的作品都是能够做成功的，比如空中燃放的烟花，而做不成的作品就是漆黑一片的天空。很难说哪一个更好，漆黑的天空回味无穷，我会经常想到它。
早报：如果不做艺术家，您会选择怎样的生活？
蔡：在农村，农民可以种一点菜、养鸡养鸭，一到城里，失去了土地，也没有城市的资源。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农民质朴的本质也可能会逐渐消失。
我有一个20岁的孩子，一个6岁，是一个老婆生的。我每天都给孩子讲自己编的故事“小鱼嘟嘟和她的书包”，讲一个女孩子的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常给她将故事就像一个固定的电视连续剧，她欣赏我的胡编的想象力的无边无际。
如果我不做艺术家，我会去做一名园丁，种花、种树、弄盆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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