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21世纪以后，就经常看到关于农民发明的报导。刚开始只是感觉好玩，后来在2004年底，我看到安徽农民李玉明制作的霞光一号潜水艇图片，被天趣的造型所感动，于是开始和他联系，在05年2月就收藏了这个潜水艇，这是我农民创造物收藏的第一号。同年6月，我担任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策展人，艺术家孙原和彭禹提出了邀请农民杜文达到威尼斯展出飞碟的想法，我相当支持，《农民达芬奇》这个展览，应该说与当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有某种联系。通过多年来持续收藏的农民创造物，我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能够做一个完整的呈现，同时也藉助这个计划，讨论中国个体农民的创造性、中国农民在现代化的贡献，以及农民的现实处境等社会议题。2010年，深具博物馆历史的上海外滩美术馆重新建置，邀请我做开馆展，又恰逢上海世博会期间，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理想的机会。以世博会起源的主旨—追求美好生活，展现人类发明创造为背景，同时也给予众多高端国家馆和企业馆的世博会另外一个视点。中国社会正为从“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的身分而焦虑，正是改革开放以来，几亿农民的付出，使得现代化社会的建设和城市的美好生活得以发展。上海世博会的口号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此我提出了“农民—让城市更美好”的口号。
我出生的故乡泉州是一个小城市，它保有一种乡镇的风貌。我家住在城墙和环城河内，城外就是农村，小时候常在城墙上与城外的农村孩子打架扔石头，也在河里与他们游泳钓鱼，我的母亲在河的这头洗衣服，他们的母亲则在河的另一边洗衣服，我的奶奶当年是前后挑著我的父母亲搬到城里来的，我家里的农村亲戚总是不断。一直到我去了上海读书，再搬到东京和纽约，现代艺术活动的范围，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经济发达的国家。2001年我回到上海做APEC焰火计划，后来又在北京做奥运会等，在中国所做的活动大都以官方的身份在做，这一次虽然与上海世博会同时，但是这个展览是完全以个人的身份参与，透过这个计划，使我有机会进到中国广大的农村(为了这个展览走访了八个省市的农村)对住在那里的人们有更多的接触和了解。
这个展览是我第二次大型农民题材的计划。第一次是《威尼斯收租院》，原作《收租院》是1965年政府策划用来宣传解放前，农民阶级受剥削的悲惨生活状况而请来雕塑家们创作的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品，我的创作方法是请来原作者之一龙绪理和几位年轻的雕塑家，把“看雕塑”转为“看做雕塑”的艺术形式，每次展出都重新表演制作一次。《农民达芬奇》展览里，我是收藏者、策展人，又是艺术家，我在整个展览中的分寸是需要小心拿捏的，我的因素少了，展览看起来只会像农民创造物的博览会;而我的因素多了，又会显得农民的创造物都只是我的装置材料而已。广场里，三幅巨大标语创造宣传性的氛围。楼顶上空的大墙上书写的“不知如何降下”，是源于杜文达只专注在如何让飞碟飞起来，放在这里似乎传达了对中国社会高速发展的担忧。在飞机和飞碟的旁边，有句“重要的不在飞起来”，除了对农民创造者精神的评价，也是对当今人心梦想淡漠、追求物质功利的反应。进入美术馆的一楼展厅，首先看到的是山东农民谭成年遇难的飞机残骸，这个装置既是农民冒险家的纪念碑，也提醒人们这些都是真实的，所以有某种严肃的力量。我在二楼前厅的墙上，把我所知的农民创造者的名字、出生地，及其创造物的分类用水墨一一书写;在展厅内，五十多个风筝，在风扇吹拂中，于空中轻轻飘扬，每隻风筝上的投影都讲述一个农民发明家的故事，风筝形成了片片白云，似乎在传达农民们充满浪漫的理想。吴玉禄夫妇、两个儿子和儿媳，把三楼改造成一个机器人的生产空间，观众可以直接与他们交流，他们也可向民众表演他们的机器人。四五层是挑高中庭，在四楼空间里，悬浮著五艘湖北李玉明制造的潜水艇，空中悬掛了四架其他农民创造的飞机和直升机，小鸟在空间中飞翔鸣叫，地面种著草地和开著鲜花，向上看去的玻璃天顶外，几隻小飞碟与天空连成一片，这里意在创造一种富诗意的童话般的精神空间。进入美术馆隔壁宏大的中实洋行大厅前，安徽农民陶相礼用汽油桶焊接的潜水艇，在冰冻中潜伏，潜水艇入口处插的小白旗上投影著他试航潜水艇的影像。中实洋行大厅里，我委托陶相礼制作了长二十公尺的航空母舰，当很多人都在期待或担心中国航母的出现时，农民们已经先造了一艘航母，舰身还带著潜艇!这样从奥运会到载人航天，似乎什么都有了。航空母舰内放映著前苏联导演史诗般的记录影片《我们的世纪》，刻画了辉煌的太空成就背后，鲜为人知的挫折和个人牺牲的代价。银行的金库内则播放罗马尼亚导演安德烈的纪录片《脱离现在时态》，叙说1991到92年间，苏联和平太空站里，太空人SergeiKrikalev和同伴们在太空站等待了十个月，而地球上正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变，派他们上天的国家已经不复存在。这两部纪录片与中国农民的探究精神相同，都表现了人类在开拓未知世界的勇气和艰辛，而旧苏联极权力量主导的国家行为，与中国农民的个体活力，又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中国是一个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农民的地位在古代并不低，阶级分成士农工商。广大的农村里都有私孰，农民可以通过科举甚至成为国家的领导人，也可以因为政治上的失意，回到乡村过自己的生活。毛泽东曾提出，中国的问题千条万条最重要的是土地问题，当农民都认为地主的田地可以分到自己的手上，这场革命的动力是不可阻挡的。解放之后，随著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成立，土地成了公有的，加上城乡分开，户口制度的建立，农民失去了与城里平等的教育、医疗等基本生活保障，同时又不断要承受错误的工业政策所带来的经济停滞的苦果。“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使一代青年人失去了教育就业的机会，通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又把这个负担转移到农村。饥饿和贫困的农民，是近几十年来的经济改革追求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最大动力，他们既是出口商品的廉价劳动力，也是如春笋般冒出的高楼大厦流血流汗的建设者。在这个以城市为主题的世博会，我们不仅通过这个展览讨论农民对现代化和城市的贡献，更通过展示独立在集体意志和行为外的个体农民的创造力，以及一个个生命的感人故事，看到一个民族追求公平民主社会的希望。
感谢好友曹其锋先生把我隆重推荐给欧亚平先生，通过与他的合作过程，感受到一个慷慨贡献社会、崭新的中国企业家形象，既传承保护过去的历史，又通过规划美术馆开拓新的文化，向欧先生表示深深的敬意。感谢赖馆长和她的团队，在筹备开馆期间，千头万绪，我又是给予了一个全新及困难的项目。赖馆长与我1994年在东京就认识，当时已谈到争取合作，然而一切好像要等到十几年后的今天，才是最好的时机。感谢赞助展览的震旦集团和琉璃奥图码数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及十几年来持续支持我的资生堂株式会社，使这个计划能更好地向民众传递。感谢上海戏剧学院，我总是受着他们的祝福，感受了作为母校的关爱。感谢蔡工作室的同仁，工作室永远处在新旧交替，我让他们新兵打大仗，压力极大。感谢泉州信文工艺有限公司的蔡国盛，我的弟弟，几年来为了收集这些农民创造物，四处奔波，一路辛苦，也与农民成为了好朋友。感谢为此画册撰写文章的张颐武、弗朗斯·默瑞、珍·法佛和大卫·A·罗斯,以及出席研讨会的范迪安、李磊、中原佑界、南條史生、汤马斯·克伦斯、杨照、埃尔维·尚戴斯、吉尔曼诺·乔蓝。感谢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以及永一格展览展示有限公司，他们和我的完美合作延续了2008年北京中国美术馆《我想要相信》回顾展。感谢对中国农村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张鸣和卢跃刚对我的指导，使我能更注意到把整个计划放在漫长的历史和宏大的社会背景下來省阅。最后当然最重要的是，感谢这些农民创造物的发明家们，是他们的创造，构成了展览的主体。我除了被他们的创造力所感动，也受他们为人的温情所吸引。他们一个个都很阳光，精神很开放，富有勇气，都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长得既聪明又英挺。我常想我为什么热衷收藏这些东西?是因为他们保留手工制作的魅力吗?还是他们想脱离环境重力的勇气?但也许更重要的是，我收藏的是他们的梦想，而在这些梦想里，我看到了我自己，我是这片土地的孩子，我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不，我就是一个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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