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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当我们简单地移植“话语”及意识形态所指的时候，有没有对其原初的生长背景本身作一检讨和反省呢？事实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历史背景，即六、七十年代以来左翼文化在西方学院内的兴起。左翼关于平等的诉求决定了只要是边缘的、底层的、弱势的、草根的、片段的就是政治正确的，而所有中心的、精英的、上层的、整体的就是政治不正确的。从此，这一背景迫使许多知识分子不得不选择伪装，不得不选择这一所谓的政治正确立场。而我们的“移植”与“挪用”，不仅意味着这是一种学术范式的盲从，也潜在着一种东方主义的认同与自觉。
问题还在于，如果说在西方这样一种抵抗与反向运动具有一定积极的建设性意义的话，那么，对于当代中国而言，虽然其不乏民主政治意义上的反精英主义所指，但是其在反思之前，已经失却了对中国精英和底层本身的反省，也就是说，对什么是真正的精英、什么是真正的底层缺乏清醒的认知。其实，所谓的“精英”指的是一种品味，一种教养，而不是指有钱、有权。这意味着，今日之中国精英更多是伪精英。同样，这里所谓的底层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弱势群体，毋宁说是被这些伪精英绑架了的伪底层。所谓底层的反抗与独立不是源自自身，而是源自伪精英的操纵。如此看来，这样的“话语”及“话语权”自觉还有多少意义呢？！或许这不乏获得所谓的与国际接轨的可能，但更多也还只是简单地表明自己的一种廉价的反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而已。
去话语化：从主体的弥散到主体的解放
当代艺术批评为什么失语？有学者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就是一筐烂西红柿，不过其中有20％是好的。当代艺术批评的责任之一就是将这20％挑出来。然而，现实是今日之当代艺术批评非但不能将这20％挑出来，反而更要为另外80％辩护。与其说这是基于政治正确的考量，不如说是基于自我现实利益的选择。因为一旦只剩下20％，也就意味着批评家自身出场的机会就少了，可获取的利益也是大打折扣，甚至生存都会成为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当代艺术批评要失语，而是当代艺术批评不得不失语。对此，上一代（50、60后）个别批评家也不乏真诚，就像其中有位所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以后，越来越多的（美术专业）毕业生没有出路，而且不断地扩招，大量流落在社会上，聚集在像北京的宋庄、索家村、酒厂、环铁，上海的莫干山，南京的幕府山等地。艺术家聚到一个地方就是一潭死水，我在乎能不能把这潭水搞活。但这是个人完不成的，必须与地方政府合作，我现在在做这样的事情。”
如果说上一代批评家更多纠缠于生存、利益与政治的考量的话，那么，新一代（70、80后）批评家则在此基础上，无疑更侧重艺术“话语”及其权力的分析。如果说前者是被资本、体制所绑架——不管是正向的顺服，还是反向的抵抗——的话，那么，后者不仅有被资本与体制绑架的可能，且更多已经被意识形态及后现代“话语”所绑架。对于前者而言，批评主体是被资本与体制规训，对于后者而言，批评主体则是被“话语”及其虚无主义所消解。特别是后者，表面上看似肯定了主体，但实质上则是去主体化的，表面上看似进入了对象，但实质上却是一种放弃自我担负的策略。事实证明，“话语”及其权力的自觉消解了本质主义，已然将主体弥散开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其肯定了主体，反之，其消解了主体并导致了虚无主义。如果说“话语”自觉背景下还有主体性建构的可能的话，那么它本质上则是一种去主体的主体。如果说当代艺术是一种反本质主义存在的话，那么这并不意味着批评同样也是反本质主义，有时候或许恰恰相反，应作为一种本质主义而存在。因此，若要实现主体的解放，只有去话语化、去权力化、去意识形态化。只有这样，方能将当代艺术批评扎根于历史与现实中，而不是简单地陷入话语的游戏当中。
问题在于，在“话语权”弥漫现实、后现代统驭一切的今天，我们怎样才能实现主体的真正解放呢？
黑格尔早就告诉我们，作为一种思想实践的当代艺术批评尽管是一个意识过程，但归根还须回到自我意识，回到主体自身，而不能仅只停留在对于对象的简单拆解及其感性过程中。易言之，当代艺术批评主体及其主体性事实上正是其自我意识的现实表征。只有到了自我意识，才意味着我们进入了真理自家的王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窃以为，作为一种个体意识行为，特别是作为一种批判行为，当代艺术批评固然不乏反抗秩序的可能，甚或说，反抗秩序本身就是这一意识行为本身。但事实是，我们在反抗秩序的过程中又不得不依附于秩序本身。同样，自由对抗理性，也对抗法律和伦常，但是诉诸于真理的自由及其主体又不得不依附于理性与法律，又不得不走向伦常。韦伯的深刻就在于他洞见了现代性及其理性限制这一悖论，殊不知，这早已被黑格尔所觉悟。看上去，黑格尔显得更为高明，其并未将其仅只停留在现代性反思这一层面，而是置于人类普世的生存及世界进程本身这一根本向度上。诚如他所说的：“惟有通过个体性的扬弃，世界进程的本体或自在仿佛才有它自在自地进入实际存在的行动余地。”显然，这样的一种立足已然远远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当代艺术批评本身，但毫无疑问，也只有在如此高的价值支点上，当代艺术批评方有真正肯定自我的生命，真正实现主体的解放，真正走向主体的自由及植根于历史与现实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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