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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思源：那时候就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时候我练了一个星期比别人练的一个月可能进步的还要快，练的一年基本上北京市在我那个年龄段是数一数二的，基本上北京市一号、二号的那种，一到那个层面我就退不下来了，就没办法了，你必须得下去，因为大家好像在推你，你就更有压力了，那时候我就继续进行下去了。一直到那时候要拍一个电影，李连杰《少林寺》之后第二个电影《少林小子》，那时候他们在找孩子嘛，自然而然我也是其中一个，所以这么就开始拍了。
“我在中国找到了自己”
主持人：然后再中国待了几年，又回到英国去上中学，包括上大学，然后现在来到中国，这样子两地之间来回。
秦思源：对，跑来跑去。
主持人：我就琢磨这个事，来来回回对一个少年的成长会有什么样的经历？
秦思源：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能够承受的这种压力，能够承受的不同的压力不一样，可能有些压力我能承受，比如说苦、疼这些东西可能我能承受，可是有一些你不知道的压力我可能完全不能承受，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压力存在。其实我从中国回去，我整个就是一个中国孩子了，因为那时候我在中国待了将近4年，基本上只跟练武术的孩子一起玩儿，在这种状态里边，我就变成一个从里到外基本上就是一个中国孩子了，突然回到英国，可是英国又是我的母语、又是我成长的国家，其实已经根本就跟我没关系了。所以回去就觉得没事，可是其实很有事，我大概花了5年的时间慢慢适应，可是这个适应的过程回想起来可能是我一生当中最难受的一段时间。因为你完全是一种变的状态，你自己不知道自己有问题，可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有问题的，你就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根本就没有一个定位，你没有任何定位，就是完全是一种失迷状态。一直失迷到我回北京，1991年我再回北京，就是我对中国重新感兴趣了，我想学这些东西，然后我回到北京，那时候就开始接触艺术家，然后开始搞音乐，那段时间我才找回自己，很奇怪，我在英国一直没有找回自己，回到北京反而又找回自己应该干什么的一种状态，所以那个时候还是挺重要的。
主持人：你刚刚说的定位是一种文化当中所生长出来的那种思维，包括习惯、思考问题的方式，回到英国文化的当中可能会不习惯，面临着另外一种冲撞，是这个问题吗，还是其他的？
秦思源：当然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不知道是心理学层面的还是文化层面的，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可能是另外一个人他在中国待了几年回去很自然，非常自然一点问题都没有，调整也不用调整。我觉得我的这个调整是一种，可能是我练武术的过程中是干那个的，其实不是干那个的，我应该干另外的东西。我慢慢在找跟社会有关系的和谐办法，一种关系也好，反正每个人都得找一个吧，可是我没有，直接就把我扔回去了，像一个不会游泳的孩子直接扔到游泳池里面，没个适应期，直接就扔进去，你以为应该是很容易的。其实我没有觉得是文化差异的问题，我只不过是觉得每个人有一个他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最适合他做的事情，或者最自然的一种状态，有些人特别融入社会是非常容易的，有些人融入社会是没那么容易的，融入社会和没有融入社会很关键的一点，是你自己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这个自信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你已经很舒服了，你自己状态是很自然的状态，因为你知道干吗，那你跟社会的关系也是很自然的，没有紧张状态或者怎么着怎么着，反正你已经知道你是谁了，所以爱谁谁、该干吗干吗，你知道对社会有什么态度，很自然，可是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就别扭，我当时十几岁，没几个孩子知道自己该干吗，可是我又不知道我自己该干吗、我自己是谁，所以特别别扭的一种状态，本来青春期是最别扭的状态，加上很多其他的东西，后来开始做我喜欢的东西，这个就回到了一个比较自然的状态。等于是又开始做一些喜欢的东西，发现一些我不知道我喜欢这个，然后开始做特别喜欢，然后一下就舒服了，一下就没有任何别扭了。
圆明园时期是中国当代艺术的青春期
主持人：这是你后来回到北京开始玩音乐，做乐队，玩摇滚那个阶段吗？在树村吗？
秦思源：没有，那时候我没有在树村，我觉得那个地方太远、太难受，没有必要。
我在圆明园那边，经常去找画家村找朋友玩，我一开始是帮朋友做展览的筹备，我主要是记录艺术家的一些生活状态，他们做一个小纪录片，然后拍一些他们的肖像什么的。
主持人：有哪些艺术家？
秦思源：那时候很多的，有些人现在非常有名了，比如岳敏君、杨少斌，一共参加那个展览的应该有30多人吧，可是我忘了有没有像岳敏君，杨少斌应该有，方立钧那个时候已经成型了。通过认识那些在圆明园的艺术家，其实立刻有一种特别自然的交流，以前跟人可能处的很好，可是我自己总是觉得很紧张或者很别扭的状态，或者我自己必须得把自己装成什么样，才能感觉关系很好，其实都是有一点不自然。可是我发现跟艺术家接触就一点都不费劲，没见过也是特别没障碍，觉得特别自然，那个时候应该说是我以后要做艺术这个事情的播的一个种子吧。
主持人：据说那时候，因为我有一次也是跟一个原来住在圆明园做音乐的朋友聊，那时候其实整个氛围还是看文学、做艺术的人很多，大家一看互相打招呼就是：你搞什么的？互相大家好像是做着同样的事业那种感觉，但是现在可能整个氛围也会不太一样。
秦思源：对，现在更真实一点，虽然更实际，因为那是一种特别理想的状态，或者像一个青春期那种兴奋的这种东西，这不是一个持久性的状态。
主持人：你觉得它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
秦思源：不是理想的状态，理想主义或者理想化的状态，那种状态特别可爱，可是那种状态是不能持久的，大家都不能一辈子说你是搞什么的。
主持人：你觉得可爱在什么地方？
秦思源：当时就觉得，如果说有波希米亚的生活方式。那时候我20出头的一个人，我觉得这挺好玩儿的，当然我那时候已经知道，比如说我绝对不想变成一个混子，就是说什么都不干，一块玩儿、喝酒，基本上我一开始就帮助艺术家做事，我跟艺术家开始接触、玩儿以后，然后我开始跟艺术家小小的帮他们一些忙或者合作一些东西，我就不愿意变成他们波希米亚的我在那摆姿势。可是那种状态，大家觉得大家还是在一种特别渴望去创造一些东西，大家想着是成功，是想让别人承认他的作品，或者是他们可以作出好的作品，可是那个时候对成功的概念没有现在这么实际，所以那个时候还是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可是大体上还是一个比较可爱的状态，可是那种可爱的状态你不能那么死穷死穷的，一直好象有那种波希米亚的生活方式就可以这样下去了，所以有些人画画慢慢就作出了自己的成绩，有些人可能这方面不行开始做其他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然的状态，也是应该这样的。
可是当时那个时期，当然那个时期，我觉得80年代艺术就是那个时期，可是我80年代不在里边，或者说80年代初我实在跟艺术没有什么关系。所以90年代那个时候，应该说那个阶段的一个尾声，到了93年、94年就开始圆明园没有了，东村就有了，有这些行为的那些艺术家，东村以后就没有集体式的像波希米亚的或者一起来闯出什么样的事情或者一个氛围，这种愿望、更理想主义的东西就越来越少了，更接近于我们现在知道的这种社会状态。
年轻一代的艺术家精彩的越来越少
主持人：从90年代初到现在整个当代艺术的环境可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作为一个经历者目睹这样一个过程，你觉得现在的这样一个环境，对艺术家本身是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可能说市场在慢慢确立，包括各种各样的博览会，还有其他的展会，都在成熟过程当中，这样子对艺术家本身是什么样的作用？
秦思源：现在肯定是挑战很大，因为现在很极端，从前几年的经济发展和艺术市场发展的速度，其实是一种假象，没有那么好，这个市场不可能那么变化那么大，因为不是一个自然成长的过程。可是现在又是经济危机，必然的泡沫一下就消失了，消失就很快，所以现在这个状态好像也不是一个真相，也是加重假象，可能是另外一个反面。
在极端变化的过程中，如果你是一个新的艺术家、不成熟的艺术家，你去面对很多实际的问题是很难的，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个事情，你不知道你应该拿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所以肯定是非常有难度的。因为最理想的状态作为艺术家来说，他们可以用最多的时间来做他们的创作，然后来想他们创作里边的问题，他们需要一个比较稳定的东西，稳定不见得是说我成功了我可以卖东西了，稳定可能是我有一份工作，可是这个工作允许我养活自己，又允许我比如周末在工作室里边或者怎么样，我可以有一个状态，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然后我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个系统，因为这个系统也是比较大的、比较丰富的，有各种各样的渠道，虽然很难可是你知道这个系统是什么样的东西。在中国这个系统是不稳定的，不断的变化。对一个年轻不成熟的艺术家诱惑太多，能左右他心态的东西太多，所以近几年我们也特别关心，年轻一代的艺术家，这几年从大学里边毕业的，自从经济特别好以后，从这个大学里边出来的毕业生，精彩的越来越少，而不是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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