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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三）
人生际遇：书法资历、大艺术资历、传统文化资历与社会资历
陈振濂教授当之无愧地是当代书坛上最有思想的书法名家之一。曾经读过他为自己的画册（北京荣宝斋出版）写的《自序》，题目就叫《“思想”的创作》，即表明陈振濂教授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主义者”。他深研技法，但希望以思想引领技法，并且不断向既有的技法规范发出“思想的拷问”。陈振濂先生之所以能为艺坛学界贡献如此丰富的思想成果和艺术佳作，应该与他从学、从艺、从教、从政的人生经历有关。
从1979年到2009年，陈振濂教授在中国美院服务了足足30年。作为一个大学教师，他的教育学成果、学科理论建设成果、“学院派”书法创作成果等等，都是在美院这个环境中萌动、发生、成形以至于成为时代标志性成果的。作为美院教授，他对书法的创作、理论、教育进行了全方位的涉猎与研究。一个书法家同时涉足创作、理论、教育三大领域，而且都获得极大成功，这是非常罕见的。这也奠定了陈振濂先生在书法专业领域高尖的学术地位和非凡的学术影响力。
1999年，陈振濂教授被聘至浙江大学，同时担任人文学院副院长。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的人文学院副院长，他要面对文、史、哲等大文科的学科建设与专业问题，要面对国务院学位办、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国留学资助、博士学术授予点以及博导资格的评审与遴选等诸多的学术事务，这是要求他站在综合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立场上来处理一系列问题。此外，他在浙大组建艺术学院，作为艺术学院院长，不能仅以书法家的思维考虑问题，而是必须站在大艺术的角度，兼顾到音乐、戏剧、舞蹈、影视、绘画、书法和艺术设计等不同艺术门类的学科建设与专业设置等问题。10年的工作与生活经历，造就了陈振濂先生双料的“全方位”——以一个书法专家却去适应文史哲的“全方位”和音乐舞蹈戏剧绘画设计等不同艺术门类的“全方位”。这种“全方位”的视野与宏观意识，又反过来“反馈”和“回流”到他引为终身事业的书法篆刻上来。
2002年，陈振濂教授被推选为百年名社——西泠印社的副社长兼秘书长，实际运作西泠印社社务。这种历史机遇，又使陈先生的立场与视野获得了再一次全方位调整的际遇。作为西泠印社的领导者和组织者，陈振濂教授组织和策划了西泠印社一系列的学术与社会活动，促进了印学的繁荣与发展，扩大了社团的影响力。在社员中大力倡导“诗书画印”的多项兼能，又使他的创新思路得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实际载体与发挥空间。在全国艺术社团尤其是印学社团中，明确以诗书画印多项兼能为目标的，唯有西泠印社。而拥有这种文人士大夫式的“全方位”视角，又反过来影响了陈振濂教授的书法创作，以绘画的造型强势、篆刻的金石趣味、诗文的文化内蕴支撑起来的书法创作，必然是单一狭窄的从书法到书法式的创作所无法比拟的。
除此之外，影响和成就陈振濂教授“全方位”能力与素质的，还有一些因素不得不考虑。比如：
一、从1982年开始，持续近30年的全国各类书法展览的“评委”经历，和长期在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履职的经历，使陈振濂教授能宏观认识和准确把握整个当代书法发展进程与经验得失。
二、从1980年起，长期在浙江省文联、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参与、分管省里书法创作、学术工作的经历，使陈振濂教授具有30年实际的经验积累。一方面使他特别关注浙江省在全国的影响力与定位：比如他提出的“打造书法浙军”，并以中国美院、西泠印社、“兰亭”为浙江在全国处于领军地位的三大法宝，即是明证。另一方面，对浙江书法界的业绩与问题又有清晰的认识，不盲目自大，不断呼吁浙江要有危机感，要有忧患意识。
三、从1998年至今，先后担任浙江省政协常委、浙江省人大常委、杭州市政协副主席、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这些政界经验与资历，以及对浙江全省社会文化发展状况的了解与把握，使陈振濂教授能够从行政管理的层面，从全省文化事业发展的总体格局出发来思考和看待书法事业。在政协与人大等部门工作，陈振濂教授以他敏锐的眼光和非凡的智慧，积极参政议政，成为人们心目中重要的文化政策专家。这种从从政经历中培养起来的决策眼光与领导艺术，也必然会影响到他对书法的见解，比如他提出的关于浙江书法的发展方向问题、美院书法专业的办学问题、西泠印社的办社目标问题，甚至于他对自己的书法创作和学术研究方向的清醒认识与准确定位等等，都与其在政界的经历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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