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意相信这是一句诚实的话，它说出了十二年前我被《草船借箭》打动时难以确定的感觉——在这本书中，我以为最可珍贵的不是艺术与观念，而是农民式的表白。除了书写者的词语，我们在蔡国强的陈述中找不到西方文论的缘引（这类被转译的话语充斥中国当代艺术文本和研讨会），不出现哪怕一位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家文论家（这些人物的汉语译作是八五运动的初期圣经兼实用手册），他也不提起譬如杜尚或波依斯这样的人物（他或许从未想起他们，更不曾由知识的层面认真拜祭这些西方实验艺术的祖宗，而他供在奥运会办公室的偶像，是一具岭南的观音）。除了大量创作过程的交代，蔡国强有关艺术的陈述全都近乎业余，包括陈述的方式。

他有福了。迄今，他尚未学会以知识分子的腔调谈论自己和他的作品，显然他不想学会。他认真地说：“我是个迷信的人。”不过在他的迷信单据中可能并不包括知识——除非迷信也是一种知识——“我是这样想的”，他说。那不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想”。甚至，他不像艺术家那样“想象”自己的创作。就我对他的偏见，每当他试图像西方人那样创作时，他的作品并不十分有趣，一旦他像“农民”，或简直像男孩那般“异想天开”时，他创作了令我惊喜的作品。譬如，将一船中药送往威尼斯（仿佛真的在替马可波罗，而不是替历史与文化着想），在内华达州的荒原独自放一蓬烟（那是一个男孩，而非艺术家对武器与战争的想象，而这一微型的烟火作品，我以为，胜过蔡国强其他大型爆炸），或者，满怀敬意，也许还有点得意，他收买了大批马克西莫夫被遗忘的油画，并故意陈列在中央美术学院（不是吗，这种敬意如今只会来自边远省份业余画家的虔诚记忆）……如所有中国当代艺术家一样，很可能，他的某些启示来自他看见的西方作品，例如“鬼打墙”之类（一件有趣的作品，但是倘若没有西方人率先将自然博物馆式的仿真动物引入创作，中国的类似作品不知何时诞生），但当他使好几只暴跳如雷的老虎周身中箭，我又看见了那个顽强的、本真的，因而兴致勃勃的福建“农民”。

是的，蔡国强进入各种行动的念头是质直的，朴素的，农民式的，如农民那样坦然而估算，同时，步步为营——他去日本不像是留学，而是怀抱传统乡间的师徒情结，选定能人，即前拜师；他去纽约不像是探访艺术圣地与文化中心，而如老牌华侨，明辨自己与当地的长短盈缺，而后展开生存之道；他在台湾实施的系列方案再自然不过，那是几代泉州人对海峡彼岸的近距离想象；当他以足够的筹码介入国家的官方项目，既不虑及意识形态，也不怀揣文人的立场，而是以不问政治的政治直觉，参与其事，有如一位地方农民涉足权力的领域，权衡势态，正视机会，因他在乎的是办成事情，尤其是，怎样办成。过去十多年，如所公认，蔡国强展开非凡的行动力，他的团队，准确地说，他的公司，密集执行这位断然不学英语的老板的指令，并向整个英语世界持续证明他的不可替代。这是干练与智慧么，我宁可说，这是一种草根人物的天然的能量。在眼下知识错乱的知识界，在察颜观色的当代艺术中，其实，这活泼而强韧的草根能量，寥若星辰。

因奥运会开幕式，我与蔡国强共事近两年。偶尔经过他办公室，几次看见他的案前凉着一碗白粥，一碟酱菜，还有满墙的草案与草图。除了全副身心的工作，他从不急于表达自己，也不在意是否被了解，以我的江湖经验，凡质朴而自信的人，大抵这般性格。关于这本书的读后感，我愿说：对于蔡国强，我是这样想的。

2010年4月15日写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