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庭坚（1045-1105）在宋代文苑的地位，论诗文，与张耒、晁补之、秦观同游苏轼门下，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在“苏门四学士”中，黄庭坚成就高，是江西诗派的创始人，后人将他与苏轼合称“苏黄”。论书法，黄庭坚与苏、米（芾）、蔡（襄）同列四大家。《宋史·黄庭坚传》称他“善行、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 宋代书法，超越了唐代“尚法”，开“尚意”之风。唐代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序》说：“以张怀瓘《画品断》，神、妙、能三品定其等格，上中下又分为三；其格外有不拘常法，又有逸品，以表其优劣也。”照此，逸品还没有资格列入等格。因其“不拘常法”。张怀瓘的《书断》也同《画品断》一样，将书法分为神、妙、能三品，没有“逸品”之说。 到了唐末宋初，《益都名画录》的作者黄休复，自绘精于图画者58人，品评四格，一反前说，于神、妙、能三格之前冠以“逸格”。曰： 画之逸格，最难其俦。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尔。 至此，张怀瓘的“不拘常法”得到提升，不入格的逸品一跃登上最高品位。苏轼“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正合逸品宗旨。到了清代，恽南田将逸品简括为“纯是天真，非拟议可到”。逸品的提出，开拓、更新了审美境界，为文人书画起了前导作用，在书画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苏轼的《枯木竹石图》、《黄州寒食帖》，米芾的米点山水，小楷《大行皇太后挽词》，蔡襄的某些书札，都可以看作有异唐人审美观的逸品代表作。苏轼于王安石书法亦称其“得无法之法”。 
书法宋四家，都善行楷，惟独黄庭坚行、楷之外更擅长草书，黄庭坚草书的成就使他于苏、米、蔡之外，独树一帜，在书史上的地位进入新的高度。按宋初风气，文尚韩愈，诗宗杜甫，书法师颜真卿。在学颜这一点上，四家都无例外，后来各抒个性，形成自家面貌，也开创了宋代书法多元化的格局。黄庭坚学书，服膺《瘗鹤铭》，认为大字无以过之，草书直接受益于怀素、杨凝式，但《瘗鹤铭》的影响不止于楷书。草书不只是楷书的简化、迅捷，还有特定的审美理念，且最能体现个性。黄草善于中锋立定，侧锋取势，大开大合，纵横争执而无不如意，特别擅长对动态的掌握，共性中有个性，仍保留着本人楷书中宫紧收向外拓展的特色。“近来诗思何所似，八节滩头上水船。”黄庭坚曾用来自譬作诗，借以形容他的草书也颇有味，可以理解为“用尽力气，不离故处”，笔法的普遍性规律“无往不复，无垂不缩”，也可以扩展到草书的章法。比之唐代张旭、怀素，黄庭坚的原创性有异前人、后启来者，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早在魏晋时代，已随玄学兴起关注到“意”，以此宏扬个性存在，摆脱儒家思想束缚。在宋代，“尚意”书风不是简单地扬弃“法”，而是赋予“法”以较低层次的美学意义。评价书画在崇尚逸格，推重尚意的大环境下，黄庭坚强调“观韵”、“以韵为主”，这又与唐代的“先观神采”有别。“神”相对于“形”，欣赏过程中“神采”夺人眼目，精光外射。“韵”属别一境界，它游离于“形”“神”之间、之外，有余味，经得起细细品味。“韵”的审美观与禅宗思想的出世精神密切相关，导向对人生的超脱，对儒家“道”的反叛。苏轼虽然没有像黄庭坚那样突出“韵”为独立的审美范畴，但是他对禅宗的参悟，对“无法之法”的主张，对“萧散”、“简远”、“清新”的推崇，本质上与倡导“韵”的精神一致。 观赏与创作，从两个方向达到基本一致的认识，然而立场不全同。黄庭坚论书的深刻见解，既有禅宗思想影响，还有丰富的创作经验作基础。他与苏轼以至历代所有的大家一样，力主学习必须刻苦。“笔塚、墨池”的精神绝不可少。但都主张学书贵在通其意，遗貌取神，自出新意，不践古人。在苏东坡为“我书意造本无法”，在黄则为“老夫之书本无法也。但观世间万缘如蚊蚋聚散，未尝一事横于胸中，故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无法是相对的，无法—有法—无法，是辩证过程。无法既指书法的普遍规律，也指作书的具体方法。无法在尚意书风的审美理念中有着特殊的意义：有法即无法，有意即无意，此中仍与禅宗理念相通。 倘把“无意”推到极点，便没有任何刻意追求，不会对书法存任何欲念。黄庭坚的名句“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也许 可以说是儒家入世思想的表白，斩钉截铁地否认“随人作计”，不甘“后（于）人”，提出“自成一家”的目标。虽然苏、米、蔡诸公都以不同的途径成家，相比之下，苏轼更注重“顿悟”；米芾通过“集古字”别开生面，转益多师达十余家。不断地自我肯定与否定是大艺术家必然的经历。然而宋四家中明确标立“自成一家”者，以黄庭坚最自觉。足见其胆略自负。有了这样的目标，黄庭坚不断完善自我，早期学周越，后来恨“抖擞俗气不得脱”，觉周“劲而病韵”，遂改初衷，又曾自评元祐间字“用笔不知擒纵，故字中无笔”，接下来指出：“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非深解宗趣，岂易言哉。”笔法为书法之本，历代大书家无不为追求笔法下最大功夫，又各以笔法的特殊性自立门庭。笔法最单纯也最丰富，看似简易其实最难。从初学者到宗匠，从真品佳作到赝品仿制，但看笔法“基因”可以了然。还是黄庭坚说得好：“古人工书无它异，但能用笔耳。”米芾回禀御问所谓“勒字”、“排字”、“描字”、“画字”、“刷字”等等，无非指各家笔法个性特异，不必过分拘泥每个词语的具体含义。黄庭坚指张旭、颜真卿、王羲之、怀素、索靖诸家笔法各异，而又“同是一笔，心不知手，手不知心法耳。”“若有心与能者争衡后世不朽，则与书艺工史辈同功矣。”此处“与能者争衡”，其实是心手不一，没有达到相忘的程度。“争衡”必“有意”，忘记自我，失去自我，于是降低了书法的价值。 作为草书宗师的黄庭坚，在“自成一家”的创造性运思中获得的真知，值得认真领会。即使面对书圣，也非抛弃真我亦步亦趋。他在跋《兰亭》中说： 《兰亭序草》，王右军生平得意书也。反复观之，略无一字一笔不可人意。摹写或失之，肥瘦亦自成妍，要各存之以心会其妙处尔。 《兰亭》虽是真行书之宗，然不必一笔一画以为准。⋯⋯不善学者，即圣人之过而学之，故蔽于一曲，今世学《兰亭》者多此也。 学长处，会妙处，要在“各存之以心”。有了“自成一家始逼真”的雄心必定不轻易放弃自我，直至不盲从圣者，以“自我”的立场取舍融会。这里涉及具体的方法，而原创与临摹则是一对避不开的矛盾： 学书时时临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书细看，令入神，乃到妙处。唯用心不杂，乃是入神要路。 古人学书不尽临摹。张古人书于壁间，观之入神，则下笔时随人意。 以上原理与方法，适用诸体，而于草书有更强的针对性。临摹是学书公认的重要方法，然不能僵化，须善于领会神韵。“张古人书于壁间”，办法很具体，但是有用，因为这样做容易得古人书之全神，与古人优游神交，取形更得神韵于形似之上。“草书妙处，须学者自得，然学久乃当知之。”惟有“自得”的东西才真正属于自己，才有自家面貌。 崇尚逸格写意，倡导文人风范，直至以魏晋风度为楷式，黄庭坚对“俗”的批判成为其书学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亮点。请看： 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尝为少年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 话已说到这等地步。哪怕笔墨比得上钟繇、王羲之，如若缺少道义、学问、性灵、理法，仍旧还是“俗”，而“俗”是最不可救药的。黄庭坚的忌俗、厌俗、鄙俗精神，散布在他的书论中，强烈地反映出对士大夫立场、对传统道义、对审美观念的坚持。“俗”，与“韵”、“逸”直接对立，水火不容。“俗”必定失去真我。所谓“自成一家”者，我们不必认为凡学书必须人人卓然成家，不必误解为凡“自我”一切皆好，重要的是从人文立场尊重个性，发扬自我意识，真正做到这点，也必定能够尊重别人，吸取他人长处，处理好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米芾也是一个竭力排俗的人，对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都有激烈批评。对此，或许可以看作是出于宋代尚意对唐代尚法的反叛立场，也包含老米个性使然。米芾反俗同时喜欢一个“趣”字；黄庭坚在尚意、观韵、反俗的同时，发扬了自己的书学观，其中包括对“拙”的肯定，“凡书要拙多于巧”。“拙”与“巧”的辩证关系最早发源《老子》，但在后来的艺文批评中对拙、巧有了新解。与黄庭坚同时代的陈师道《后山诗话》提出“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肯定了“拙”的美学意义，并且也没有忘记对“俗”的鞭笞。可见同代人思想相互影响之深。到了明末清初，傅山“四宁四毋”之说继承和发挥了前人思想，傅山对“俗媚”的斥责达到了空前激烈的地步，扩展到对社会政治的态度。循着这条路线，我们可以加深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理解。 自黄庭坚千年而后，出版了五卷本《黄庭坚书法全集》。黄庭坚生前说过，他的若干见解须待数十百年后才被人理解。虽然历史上的地位早被公认，但认识的深度、评价的角度随时间推移不断变化。 黄庭坚生前万没有预料到，千年后的一位同里，以十数年如一日的精神，怀着巨大热情，全力整理、发掘先祖遗作，厘订考证，锲而不舍地作系统研究。这位中年人叫黄君。他把围绕黄庭坚的研究事业当作学习黄庭坚的过程，写诗、作字、撰文，连同黄庭坚的孝悌之心一并成为学习榜样。2008年，黄君书法集出版，诗词界前辈刘征以“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为题评价：“黄君甫及中年而才艺大展。”“墨韵诗声，相融相济，其益两收，其乐无穷。”“超人之成果显示超人之精力，超人之精力显示超人之勤奋，超人之勤奋显示超人之才气，令人惊叹。”“君无浮躁之气，有执着之功，于浮云飞絮到处飘舞之中，其特立独行如此。”评价至诚至高。 黄君编《黄庭坚书法全集》，积蓄多年，先是四卷本《黄庭坚研究论文选》问世，还出版黄庭坚书法专著，组织黄庭坚研究学术研讨会，进而为《全集》不舍昼夜，全力以赴。翻读此书清样，我以为“全”是黄君追求的重要目标。此书力求网罗天下，做成精品。循此，将巨匠置于历史的环境中，作全面系统的考察。《全集》包涵的“言论辑录”“历代评论辑录”以及约五十万字的“书法年谱”、“作品考析”、“书法评传”，集资料性与学术性，求实精神与历史眼光于一体。《全集》把传世作品分为真迹、临摹之作、托名书和伪作四大类。黄庭坚传世之作多数没有年款，作品系年难定，而黄君早有专著《山谷书法钩沉录》就一系列作品作了专门的考证，有许多见解独抒胸臆。关于《草书千字文》刻本，编者认定为黄氏早期之作，而墨迹本《行楷千字文》则为后人伪托。六卷本《历代千字文墨宝》（吉林美术出版社）也认墨迹本《行楷千字文》为“无名氏仿黄庭坚”。此作品里的一个“玄”字末了少一“点”而略显挖除的痕迹，此中玄机也许值得考究。从学书的立场看，无论何时都要取法乎上，名碑剧迹，经过历史检验值得反复临习，即使不甚知名的墨迹、拓本，只要真有艺术价值也不宜任意弃置而必取其所长。该书甚至把托名书与伪迹分开，认为“托名书”或出于对被托名者的尊敬（略如岳飞《还我河山》《前后出师表》），不必纯以伪作视之，这又是一种文化眼光。该书将黄庭坚书法区分真迹、临摹、托名、伪作四大类，抱着许多苦心。但是无论为着考据或临池，识别真伪和区分优劣都是最重要的。历史上任何一位大家，如果撇开其代表性的杰作，肯定大为逊色，失去了存在的根基。确认大家历史地位，主要看代表作品。倘若辨别不严，鱼龙混杂，便会模糊大家形象乃至误导。《兰亭》论辨引起广泛关注，重要原因在《兰亭》特殊地位，又因其特殊地位增加许多疑窦。黄君主编这套全集，充满热情，他不掩饰自己的偏爱。偏爱当然有别于偏执。偏爱在艺术欣赏与创作中不可避免，意味着独到的视角，独特的追求，学术上表现为学者的个性。由此，偏爱之心甚至很可爱。黄君将心目中尊敬的先祖列为“千年书史第一家”，也说明他的胆略，敢于直抒自家识见，言人之所未言。这当中是否也受了“自成一家始逼真”的精神的感召呢？ 应黄君和出版社的热情邀请，为本书作序。我与黄君交换了对黄庭坚书法的认识，也包括对当今书法发展状况的一些看法。书法需要人文关怀，书法的持续发展，不能没有原创精神与精英意识，要有一批有识见的实干者奉献一木一石。研究书法史为着启示当代，历史上杰出艺术家具有榜样的力量，书法本体意义不因时空转移而丢失。深入阐释某一个案的价值会超出“这一个”本身。以黄庭坚研究为例便可说明。这里也要提到本书编委会许多专家包括水赉佑编《黄庭坚书法史料集》的贡献。看黄君主编的《黄庭坚书法全集》，看许多古代书法史论资料的发掘研究，会加强我们当代书法发展的自觉意识，无愧先人并有启来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