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_于海元

库艺术（以下简称“库”）：首先要谈的是你的作品中对现实状况的反思与艺术语言表达之间的关系。从“骑墙”中“扑面而来”的城市到“蛋壳装置”，它们的运用是否都是你对“现代性”反思态度的一种折射？

翁奋（以下简称“翁”）：我一直以来都认为艺术最重要的是态度，而不是方法。怎样将你对世界的态度与看法呈现出来，是一个表达方式的问题。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我会选择摄影、装置、绘画等不同的方式去表达。无论哪一种表达方式、材料或是媒介，判断的唯一标准就是它能否把我的态度清晰完整的呈现出来，这种态度里面就包涵了我对现实社会、个人、文化、艺术方方面面的审视与思考。

库：最初为什么选用蛋壳作为装置材料？

翁：我在创作中喜欢选择一些“临界物”来作为表达的符号。比如说《骑墙》中的“墙”， 是我的作品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符号，它暗示了过去与未来、乡村与城市化、现在与未来之间的“临界点”。而“鸡蛋”既是一种生命的孕育，但也非常容易破碎，它是生命与死亡之间的“临界点”。有一句成语叫“危如累卵”，让人联想到当今中国空前的“城市化”，表面看上去光鲜亮丽，但事实上掩盖了很多的问题与矛盾，这也启发了我用蛋壳来作为创作的媒介。犹太人有一句谚语：“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这既说明了鸡蛋的珍贵，也反映了鸡蛋的脆弱，也说明了只有一个篮子是非常危险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临界”是我一直以来非常喜欢运用的一种概念，只是在《骑墙》中我选择了“墙”与“小女孩”作为象征物，而在“蛋壳装置”中选择了“鸡蛋”作为象征物。所以对我来说，选择一种材料，从来不是一个“视觉”和“材料”问题，而是一个“意义”的问题。

库：你对媒介的选择是非常自由、开放的，实际上最具有翁奋特色的还是你面对现实的眼光和态度，这应该才是了解你作品的重点？

翁：我一直以来都以审视和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生活和整个社会的状态，一直把自己看成一个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艺术家。《骑墙》最早是在海口拍摄的，但我不是在讨论海口的问题，而是讨论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心理状态的变化。之后我又把眼光从中国衍伸到全球，开始关注一些国际化的问题。我有时是从“大”观“小”，有时是从“小”观“大”，这样我的作品在“物”的层面上就呈现出一种多样性的状态。我们要思考什么，讨论什么？这才是我所关心的。

库：你的作品总是在“面对问题”，而不是从艺术语言、视觉出发。这种创作观念从什么时候开始确立起来的？

翁：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自己界定为哪一类艺术家。《骑墙》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把我称为“摄影家”，其实在《骑墙》之前，我做了很多影像、装置和行为等实验性的作品，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对某些问题的思考，才带来了对摄影的运用。2003年我又做了《观景台》等小型装置，2005年开始运用蛋壳做作品，2007年在海南和几个艺术家合作开始做“拆了旅行社”计划。所以我一直保有一种开放的态度，只要这种方式能够把我想要表达的问题讲清楚，那它就是有效的。

库：有很多艺术家可能不喜欢经常变换材质、媒介，因为牵扯到一个认可度的问题，保持某种一致的风格易于得到人们的承认？

翁：对我来说这不是问题。因为人们对我的认可，是基于我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带有批判性的审视态度，这是一以贯之的。

库：“蛋壳装置”在你的作品中，可能是最具有技术难度的，在第一个“蛋壳装置”做出来之前，对效果有所预设吗？在工艺上有没有遇到问题？

翁：每一个作品创作之前，我都会做一些实验。做“蛋壳装置”首先要考虑怎样运用蛋壳：使用原生态的蛋壳还是要做某些处理？这既是技术问题，也是一个概念问题。选择一种外观比较漂亮的蛋壳处理方式，是对当代社会越来越追求一种表面光鲜亮丽的生活态度的反思有关的。再有像怎样将蛋液脱离蛋壳，怎样将蛋壳变得坚固等等科学、化学方面的技术问题，也需要咨询一些专家。在拍《骑墙》之前，我也整整花了半年时间来做实验，选择将怎样的墙、城市背景、人物包括服装结合在一起，才能达到我最想要的效果。所以当我们有了一个概念之后，必须要用最有效的视觉方式去呈现它，艺术家必须要有这种技术上的判断力。有些作品也是因为在技术、工艺上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所以最后失败了。

库：你的很多作品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外表的“光鲜”与观念的严肃性之间的对比，这是否也是你作品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翁：我喜欢用一个漂亮的外衣去包裹一个严肃的问题，这种方式一直贯穿在我的作品当中。事物永远是在两极之间转换的，也就是我所说的“临界”点。这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也可以看到，比如说“太极”，有无相生，相互依存。只不过我用来表达当代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和我们现代人的内心状态。

库：在这个越来越全球化的时代，实际上一个中国艺术家的工作也可以放到世界的语境下来观察，你认为自己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带来了怎样不一样的思考？

翁：我更愿意从个人化的角度出发。我生活在中国，整个判断系统是建立在中国的基础上，但我又把自己放在一个全球化的视野下去思考，去观察，所以自然就会带有一种个人的角度去呈现出我对这个世界的态度。这里面包涵了各种我认为重要的因素，其中可能有中国的思想，也可能有我个人的态度，它们是混合在一起的，可以称为一种“个人化的中国性”。其中最重要的还是我的“个人性”，只有“个人性”是非常明确地时候，作品才能呈现出独特的价值。

库：“蛋壳装置” 下一步会往哪个方向发展？

翁：一个线索是“货币三部曲”，第一个作品是五十元的人民币上的城市“蛋壳装置”名为“美丽新世界”，第二个是一百元人民币与一百元美元相互冲撞的“蛋壳装置”，取名为《意识形态》；第三个是五十元欧元与五十元人民币的联合，就像两个板块结合在一起，相互渗透，相互对抗，中间形成一个火山，通过这三件作品，把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几个关系呈现出来。另一个线索是要做中国里程碑式的“新建筑”，比如像“鸟巢”、“CCTV大楼”、“三峡大坝”这样的一些大型“蛋壳装置”。除此之外，还会做一些“纪念碑系列”，会选择一些重要的影响国际政治经济的建筑。当做完这些之后，“蛋壳装置”的项目基本上就完结了。

库：今年还有哪些创作计划？

翁：现在正在做的项目是和几个海南的艺术家（刘军、马杰、陆运章）合作的“拆了旅行社”艺术造访项目。这个计划的动机是来源于2007年我的老家要改造成为中国最大的卫星城，很多的居民需要搬迁，土地要重新进行规划，而最终的结果就是“被城市化“。我们想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在这种新的城乡变化当中，我们内心所形成的冲突，并带着这个问题去和当地人交流，工作，去追问这样的一些变化给人们带来了什么。我们用“旅行社”的名义邀请了很多人来访问这个即将消失的地方，取名为（“拆了旅行社” - 艺术造访计划） 。

艺术项目将会包括文献、访谈、实物，纪录片，当地农民和各类参与人员共同创作的作品等，还会保留一些与他们的生活有关的实物，并利用这些旧有的物品，与艺术家一起合作创造一些新的东西，这会是一个非常开放的艺术形态。今年海南也希望介绍一些具有国际化背景的本土艺术家的工作，让公众对海南的当代艺术有所了解。他们选择了两个人做个展，一位是海南籍的台湾抽象画家陈显栋，已经八十多岁了，另一个就是我。我们之间相差三十多岁，艺术创作也完全不同，把我们两个放在一起做展览，就是要表明海南的当代艺术不仅仅是本土化的，也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对世界、对人的状态的一种思考。我本人也非常希望在海南推动当代艺术的发展。除此之外，在今年斯洛文尼亚“欧洲文化首都”的艺术项目中也将会有我作品的户外大型公共个展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