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苗子夫妇在香港中文大学 黄苗子来重庆后，一直借住在中央通讯社摄影部主任罗寄梅家里。某个周六，著名画家赵望云因为要在中苏文化协会办展览，从自己家，也就是离重庆不远的璧山县运来了一百幅画，暂时寄放在苗子的房间里，以便周一送到会场去。第二天早晨，苗子将门锁好后，同特伟（漫画家，解放后任上海美术制片厂厂长）、宣文杰一起去了赖家桥，商谈漫画宣传队的相关事项。九点左右，苗子已经兴高采烈地坐上了大卡车，与日本在华反战同盟的同志们一起引吭高歌，豪情万丈。但很快就又响起了警报声，日本的飞机数十成百地呼啸而来，大家只好先找地方藏身。好容易捱到下午三点左右，警报终于解除，苗子开始急匆匆地往家里赶。还隔着老远，便看见房子已经塌了。…… 废墟上火光熊熊，烟雾弥漫，应该是中了日本飞机投掷的燃烧弹。至于那凝聚了赵望云心血的一百幅画，自然也片纸无存了。当天晚上，黄苗子被特伟带着，俩人一起在中苏文化协会的会议桌上躺了一宿。即使在夜间，被白天三十八度高温炙烤过的会议桌依然温热灼人；房间里异常沉寂，感觉不到些微的空气流动；初夏的蚊虫异常猖獗，苗子几乎一夜没能合眼。一直到了次日清晨，才略微感觉几分凉适；苗子却再无半点睡意，从会议桌上一跃而起，一看时间正好六点。他记起今天是周一，应该要去办公室。拿着叶浅予送给他的皮夹克和面巾，衣袋里挂把牙刷，苗子孑然一身地走出了协会大门。枣子岚垭一带皆是颓垣败瓦，苗子边走边看，突然凄凉起来，寻思着今晚该去哪里住宿；参加抗战工作八年多，他头一次真切地觉得自己也成了“难民”。事后，在给郁风的信中，苗子提到了这次“劫难”。信被郁风摘要后发表在《耕耘》第二期上，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郁风与黄苗子之间的首次通信： ……计用具衣被之失，殊无所措，半年以来，置书满架，火之可以复购，亦不为意，独去年日记一册，六七月来所写读书笔记三万字，陈烟桥寄存待印之稿《论木刻与绘画》四万余字，李桦、张仃之速写稿，以及照片信件等，一一焚毁无存，殊堪痛惜！但一转念，此仇此恨，原属于整个民族仇恨之一纤维……上海我失去一批书，广州失去书画不少，这是第三次了。我曾以‘我们年纪还很轻’ 这句话来安慰被炸的同伴，也安慰我自己，文稿还可以再写，除了朋友们和作品我抱着无限的愧歉之外，真是绝不介意。 …… 信件里没有谈及儿女私情，只是冷静、客观地向人们展示了“陪都”重庆在抗战时期的一个侧影。杂志出版后，一些关心苗子状况的朋友，包括郁风在内，纷纷主动给他寄去了书籍和物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