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列宾《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1870—1873年画布油彩，131cm×281cm 圣彼得堡俄罗斯博物馆 格林伯格不只是提出庸俗艺术，而且还指出庸俗艺术产生的原因和那种大众基础。庸俗艺术与乌合之众结成了联盟，如格林伯格说，“假文化、庸俗艺术，命中注定要为那些对真正文化的价值麻木不仁，却渴望得到只有某种类型文化才能提供的娱乐的人们服务”，“庸俗艺术以庸俗化了的和学院化了的真正文化的模拟物为其原料，大肆欢迎并培育这种麻木”61。而学院艺术、商业文化是格林伯格说的这种庸俗艺术的群众基础： 不管是在落后的苏联，还是在先进的西方，大众更喜欢庸俗艺术都不仅仅是因为政府对他们的限制。当国家的教育体制不辞辛劳地提到艺术的时候，它们总是教导我们要尊重老大师，而不是庸俗艺术；但是，我们却在自己墙上挂上麦克斯费尔德•帕里希（Maxfield Parrish）或其同行的画，而不是伦勃朗或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的作品。而且，正如麦克唐纳自己指出的，1925年前后，当苏联政府还在鼓励前卫电影的时候，苏联的群众照样继续钟情于好莱坞电影。不，“限制”并不能解释庸俗艺术的潜力。 格林伯格举例俄罗斯农民站在两幅画面前，一幅是毕加索的，另一幅是列宾的，即使他在毕加索的画里发现某些伟大的艺术价值，但当他转向列宾的画，他会一下子就不言而喻地认同列宾的画，格林伯格分析了这个原因： 
米罗《荷兰室内之二》 1928年布上油画，92.1cm×72.1cm 威尼斯，佩吉•古根海姆 克利《红气球》 1922年粉底子纱布上油画，装在板子上 29.2cm×31.1cm 纽约，所罗门•R.古根海姆博物馆 
总之，不妨这么说，有教养的观众从毕加索的作品中发现的价值，与这个农民从列宾的画中所得到的东西，其方式是一样的，因为这个农民从列宾的画中所欣赏的东西，某种意义上也是艺术，尽管是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而且促使他去观看列宾画作的那种直觉，与促使有教养的观众去观看毕加索作品的直觉也别无二致。 但是，有教养的观众从毕加索的画作中发现的最终价值，却来自二次活动，是对由画作的造型价值所带来的直接印象进行反思的结果。 只有在此之后，可辨认性、神奇性和移情性等等才得以进入。它们不是直接地或外在地呈现在毕加索的画作之中的，而是必须由敏锐的观众在对造型品质作出充分的反应之后投射进画面。它们属于“反思的”效果。相反，在列宾的画作中，“反思的”效果早已内在于画面，早已为观众无需反思的享受做好了准备。毕加索画的是原因，列宾画的却是结果。列宾为观众事先消化了艺术，免去了他们的努力，为他们提供了获得愉快的捷径，从而绕开了对欣赏真正的艺术来说必然是十分困难的道路。列宾，或庸俗艺术，是合成的艺术。63格林伯格还是举这个俄罗斯农民为例，这个农民想要看画就会回到庸俗艺术面前，因为他无需努力就可以欣赏庸俗艺术。 而格林伯格在《前卫与庸俗》中以前卫艺术反对庸俗艺术，在根本上是反对极权主义政府，而庸俗艺术能为极权主义政府服务，格林伯格为此论述道： 今天，只要一种政治制度已经确立起一套官方文化政策，那肯定是为了宣传煽动。如果说庸俗艺术成了德国、意大利和苏联文化的官方倾向，那么，这并不是因为其政府为庸人所控，而是因为庸俗艺术是那些国家的大众文化，正如它也是别的地方的大众文化一样。那些国家对庸俗艺术的鼓励仅仅是极权主义政府寻求迎合其臣民的另一种廉价方式而已。除了屈从于国际社会主义（international socialism），这些政府已竭尽所能，但仍然无法提高其大众的文化水平——即使他们想要这样——他们就将所有文化降到大众的水平来讨好他们。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前卫艺术在那些国家才被宣布为非法，这并不是因为高级文化内在地就是一种更富有批判性的文化。（前卫艺术在极权主义政府下有没有可能繁荣的话题，与眼下的问题并没有直接的相关性。）事实上，从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观点来看，前卫艺术和前卫文学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因为它们太富有批判性，而是因为它们太“纯洁”，以至于无法有效地在其中注入宣传煽动的内容，而庸俗艺术却特别擅长此道。庸俗艺术可以使一个独裁者与人民的“灵魂”贴得更紧。要是官方文化高于普通大众的文化，那就会出现孤立的危险。 我们回到格林伯格一开始对庸俗艺术的批判，这种批判是为了确立前卫艺术的“激进地反对主流社会标准”和“对自身的不断专业化”的一种“高级的艺术”，而格林伯格担忧的是这一精英阶层正在迅速萎缩，因为工业化的西方出现了第二种新的文化现象，即庸俗艺术。正如格林伯格所说： 庸俗艺术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工业革命使西欧和美国的大众城市化了，并确立了所谓的“普及文化”，“随着普及文化的到来，读写能力几乎成了跟开车一样寻常不过的技术，不再被用来区分个人的文化喜好，因为它已经不再是优雅趣味的独一无二伴随物了”。 有了格林伯格对庸俗艺术的批判，我们还要回到政治学上的命题： 多数人的统治。正像格林伯格所说的法西斯主义的“大规模的毁灭性运动以敬神或健康血液的名义，以简单方式和坚定美德的名义出现”，庸俗艺术的负面性还不是让文化和庸俗变得更庸俗，而是容易被极权利用。 显然，在格林伯格的《前卫与庸俗》中，前卫艺术对庸俗艺术的抵抗，同时也抵抗着极权政治，这也清楚显示了格林伯格反对的庸俗的范围——那种要为大众服务的艺术，最终变成为极权政治服务的艺术，与前卫艺术构成了两种不同的艺术。格林伯格的政治批判在《前卫与庸俗》中生长了出来，即前卫艺术是革命的政治态度，那么这种革命的对象是庸俗艺术，抽象画是对抗庸俗艺术的武器，同时也对抗着“多数人的统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