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荷兰，丢勒可以用德语与人进行交流。但是到了威尼斯，他必须得学会意大利语，以便他在不知道用德语怎么表达的时候，可以使用意大利语。无论如何，正如伊拉斯谟所感叹的，丢勒非常善于与有学识的朋友交流，而且精通宗教、哲学、数学和占星术知识。皮尔克海默当然不会把自己翻译成拉丁文的著作献给一个对哲学一无所知的朋友。丢勒还对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柏罗丁的思想非常着迷。丢勒能掌握如此之多的丰富知识的诀窍就是拉丁语，因此他一直强调“学习美术的学生应该学习拉丁语，这样他们才能阅读高贵的文献”。 丢勒在威尼斯期间所写的信件以及去往荷兰途中所写的日记都印证了他的观察力是多么敏锐，他与其他人交流的愿望是多么强烈，以及他对各色人物的生活的观察是多么仔细。所有的新事物他都要看一看，不仅包括艺术作品，还有其他所有能够给他灵感的事物。  丢勒钢笔画《携带吉卜赛战利品的骑士》，作于1518 年 就个人经历的角度而言，在丢勒那个时代到各国游历的意义比我们这个时代要大得多，那是一种新思想的交流。丢勒无法像其他有学识的人一样平静地生活，也不能像普通的城市居民那样很轻易地获得满足感。威廉·平德（Wilhelm Pinder）在描述北欧人内心的征服欲望时用了“海盗精神”这个词，正是这种自祖辈那里传承下来的欲望驱使着丢勒不断寻找新的知识领域，而这正是他的幻想的源泉。丢勒在沃格穆特的画室学到了传统的绘画技巧，也知道了用之不竭的宗教资料，他成功地抓住了当时最新的思想潮流，使用了意大利的艺术风格，但是他没有满足。第二次去威尼斯时，丢勒批评威尼斯画家缺乏创造力；他曾写信给皮尔克海默说“总是千篇一律的东西”。丢勒要自己创作出新的主题，他是第一个创作“自由”风格版画的北欧画家。在偏见和无知的眼中被看做矛盾的过程其实是丢勒通过幻想进行创作的过程。 作为一名伟大的艺术家，丢勒的幻想细胞遍布他灵魂的每一个角落，从最幽暗的深处到最明媚的高点。丢勒不仅仅是一名画家，也不仅仅是一位诗人，而是一个拥有诗人一般的灵感源泉的画家。他不仅仅是一名宫廷画家或者宗教画家，也不仅仅是某一个阶级的艺术大使或者哪个行业的代言人，而是把这些都囊括在内的、无所不包的人。因此，我们不能挑剔地说他的画作中具有某种矛盾，说他的作品有的是“大众化”的图画，有的却过于“高雅”，因为有时他面对的是所有人，而另外一些时候他面对的只是一个非常窄小的圈子。丢勒非常清楚自己的作品是要给谁看的，而且他也需要根据自己的主顾来调整风格和技巧。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四使徒》，这幅画注重的是图画与说明文字之间的联系，因此不单要考虑它要摆放的位置——纽伦堡市政厅，还要考虑欣赏这幅画的人——这座城市的管理者，他们是政治家，而不是美学鉴赏家。 丢勒同时代的人把幻想看做是丢勒最突出的特点。但是真正认可他的想象力，真正认为他的幻想是不可或缺、无法抵挡的创作元素的却不是德国人。约翰尼斯·科克拉乌斯1512 年说全欧洲的商人都在购买丢勒的《耶稣受难》木刻组画，因为他们国家的画家们要拿它来做典范。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说丢勒能够把用语言无法表达的东西转化到画纸上，甚至能表达语言本身。1515年，纽伦堡的安东·塔奇尔购买了三幅丢勒的《圣哲罗姆》、四幅《忧郁》的拓印本，作为礼物送给罗马的朋友。萨巴·达卡斯蒂利昂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丢勒的很多木刻画已经从德国传到了意大利。丢勒去荷兰游历时特意带上了自己的《启示录》、《圣母的一生》和《耶稣受难》组画，以及一些单幅画作，比如《忧郁》、《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复仇女神》、《海怪》和《书斋中的圣哲罗姆》的拓印本。通过这些礼物，在有意无意之间，丢勒为自己的作品做起了广告。收到这些礼物的人又把这些作品带到了欧洲的每个国家。同时，阿格妮丝也坐在德国的露天市场里卖一些“大众化”的木刻画和版画，以及一些更精致的画作。丢勒的作品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