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奇一锤定音之后,记者席里一半的人弯下身子,在拍卖品目录上记下价格。伯奇说:“有的买家嘴上说不再加价了,但实际上他们还想买。不能光看他们摇头,而是要能看透他们的心思,这需要多年的经验积累。如果拍卖师经验不足,看到有的买家摇头后就不再理会他们了,以为他们真的不会再加价,但老练的拍卖师就能看出来他们是不是真的放弃了。但如果是艺术品交易商或者私人收藏家派来的代表摇头,那就不用考虑了,他们肯定不会买,因为他们受到严格的约束。他们只能给到这个价钱,多一分也给不了。其他人如果摇头,你能看出来他们还在犹豫,还在挣扎。他们会跟爱人或者朋友商量。有时候是丈夫很想买,但妻子不想拿出更多的钱。有时候是丈夫摇头,但妻子想买。站在拍卖台上的时候,台下人的动作一目了然、清清楚楚。” 现在已经开始拍卖第三件艺术品了,但乔希·贝尔和《纽约时报》的记者卡罗尔·沃格尔还没搞清楚刚才那幅普林斯的作品是谁买的。沃格尔说:“这个拍卖厅真烂,根本看不见前面的那些买家。”记者不像伯奇那样可以居高临下、一览无余,也没法看到伯奇面前那个写满机密的笔记本。他们听到了四个人的名字,但不确定谁是最终的买家。有的时候,在拍卖会上的感觉就跟读一部侦探小说一样,价值连城的宝物不翼而飞,几经调查也揭不开“大盗”的“庐山真面目”。在拍卖会上买家似乎都很害羞,不愿意让记者看到。 伯奇敏锐的洞察力是他胜任这个工作的关键,他必须能从观众的动作细节中发现线索。他说:“当看到有人开始做些小动作的时候,就表明他对下一件或者再下一件拍卖品有兴趣。有的挺起了腰板、伸长了脖子,有的整理衣着或首饰,样子有点紧张。尽管有些人身经百战,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场合,但他们的动作或神态还是能传达出一些信息。这些信息表明他的兴奋点即将到来,跟周围人脸上的萎靡不振、无精打采的神情完全不同。我必须抓住这样的细节。” 我疑惑地问道:“但是那些能够呼风唤雨的大收藏家和大交易商都很随意哦,像纳哈迈德(Nahmad)那样的,随便动动手指不一定就是要买的意思吧。”据说纳哈迈德家族曾经拥有毕加索20%的作品,但是他们现在购买大量的当代艺术品。有传言称他们从来没有攒下过钱,因为他们前脚卖完印象派的作品,后脚就买入当代作品,他们的库存一直在更新。
伯奇说:“他们已经在下面坐了很久。一旦纳哈迈德家族的人开始交头接耳、互相通气,我就知道他们要出手了。而且我事先基本上知道他们要买什么东西。大卫·纳哈迈德(David Nahmad)喜欢将他以前曾经收藏过的作品再买回自己的手中。有时候在拍卖之前我会跟他详谈一番,所以我知道他的确切目标。” 第四件拍卖品是马琳·仲马的油画。一位买家举了一下牌,这个价格犹如泰山压顶,他的意图很明显,想让别人望而却步。乔希·贝尔对旁边的人说:“你发现没有,他们现在一开始叫价就已经高过最高估价了。”接下来的加价幅度很大,买家十分踊跃,伯奇的嘴一直就没有闲下来。“55万、60万、65万、70万。这边还有更高的,75万、80万、85万。什么?88万?我没有看错吧?”一位买家打破了等额递加的出价规律,试图给大家降降温,让大家冷静一下。拍卖师当然不喜欢有人破坏节奏,因为这样会拖延拍卖时间,容易使人们丧失激情。“90万美元!有人出到了90万美元,压过了这边的买家。”此时的价格已经是最高估价的三倍,同时也打破了该位艺术家作品价格的纪录,因此伯奇放慢了他的语速。 当价格冲到98万美元时,全场鸦雀无声,伯奇也停顿了很长时间。当拍卖品的价格高到一定程度时,大家会很安静,以示对艺术品的尊重与景仰。当价格继续走高时,台下的人会屏住呼吸,似乎都要晕厥一样。人们在想,这幅画会突破100万美元的心理大关吗?目前,只有两位在世的女艺术家的作品卖到过100万美元以上,分别是露易丝·布尔茹瓦(Louise Bourgeois)和艾格尼丝·马丁。[2]仲马会成为第三个吗?佳士得的拍卖会观察员向伯奇做了一个手势,示意他最后一排有一位买家举牌。“100万美元!”伯奇兴奋地说,脸上露出胜利的喜悦。 贝尔小声问道:“谁拍的呀?”不光记者们想知道,就连坐在前面的收藏家和交易商都回过头来,想一睹这位神秘买家的真容。这位买家来得很迟,他一坐下,拍卖会就开始了。有些人喜欢晚来,似乎想用随意的方式告诉大家,他们很淡定,而且不差钱。拍卖会上的人都很自大,都想昭示自己的个性,他们希望以独特的出价风格引起人们的注意。
伯奇又说了一遍“100万美元”,惊讶的语气里带着挑衅的味道。“105万……110万。”迟到的那位买家在后排又叫出了110万美元的天价。“110万美元。我郑重地提醒各位,现在是110万美元。这件作品马上将落入他人之手。最后一次机会。110万,最后一排的那位买家,成交!谢谢404号买家。”槌音落定,人声鼎沸。我听到有人一边大笑一边摇头,他们不相信这样的价格。记者席里冒出一句话:“110万?20年后谁还认识仲马啊?”还有一些人互相点点头,好像是说:“嗯,我们真的没有看错。”记者们开始嘀咕到底是谁买了仲马的画。通常,收藏家为某件艺术品愿意出的价钱跟交易商不同。有些收藏家很疯狂,对某件作品情有独钟,所以出价会很高,有些交易商出高价是为了长期持有,以便有朝一日大赚一笔。此刻,大家的共识是,如果有一位收藏家出到这个价钱,那他一定是疯了,如果是交易商买下了,那还说得过去。 艾米·卡布拉佐站在佳士得工作人员中间,她向观众席上的某个人会心地眨了一下眼。仲马的这幅画尺寸适中,以红色基调为主。画面上是一个女人,深情地望着看画的人,眼神饱含期待与渴望,嘴唇微张,象征着阴茎崇拜的手指按在下嘴唇上,流露出万种风情。 卡布拉佐为人十分谦逊,令我肃然起敬。我问她,什么样的作品能在拍卖会上卖个好价钱,她的回答正好解释了仲马的这幅作品之所以卖出天价的原因。她说:“第一,人们首先判断的是色彩,颜色是一个重要的标准。棕色画面不如蓝色或红色的卖得好,色彩阴郁的不如色彩欢快的卖得好。第二,某些题材的卖相很好。涉及裸体男子题材的艺术品一般不如涉及体态丰满、婀娜多姿的女子题材的艺术品好卖。第三,油画作品比其他形式的艺术品卖得贵。收藏家对新近出现的、以其他媒介表达思想的作品有些疑惑,他们觉得那些作品不方便摆设,所以不愿意买。第四,作品的尺寸也是一个因素。如果一件作品装不进高档住宅的电梯的话,其价值便会大打折扣。”卡布拉佐强调:“这些因素只是基本的商业标准,与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无关。” 我问道:“那美学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 “关系不大。有大把的优秀艺术家能创作出优秀的艺术品,但能在艺术品市场上体现身价的却寥寥无几。你说相貌和命运有没有关系呢?基本上没有必然联系。即使有联系,也是虚无缥缈的,根本不确定。”出众的相貌和杰出的美学价值只体现在观察者的眼里,而观察者都是社会动物,作为社会人,或多或少都会有意无意地倾向于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卡布拉佐并没有谴责市场规则,市场就是这个样子,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她说:“我以前在博物馆工作。现在有时候碰到以前的同事或者同行问我现在在干什么,我开玩笑地告诉他们,我在佳士得替上帝管理艺术品市场。”
第五件拍卖品是吉尔伯特(Gilbert)和乔治(George)1975年的作品,卖到41万美元。第六件是莫瑞吉奥·卡特兰(Maurizio Cattelan)2001年的雕塑,底价40万美元。吉尔伯特和乔治也许是英国最重要的概念派艺术家,他俩的作品比来自意大利的卡特兰丰富,而且比卡特兰前卫,但在今天的拍卖会上,他们的作品却卖不过卡特兰。拍卖品目录是拍卖行主要的营销工具,是一本油光锃亮的全彩页手册,封面和封底制作精美,目的是招徕卖家把他们的艺术品拿到佳士得来拍卖。这一期的封底就是卡特兰的自画像,画的是他从地板上的一个洞向楼下窥探。这幅画不仅印在手册的封底上,还印在了拍卖会的邀请函上。 人们对“莫瑞吉奥市场”(按照惯例,对在世的艺术家只叫名字)争议颇大。卡特兰愤世嫉俗、玩世不恭,他的主张十分极端。有些人认为他是21世纪的马塞·杜尚(Marcel Duchamp)[马塞·杜尚大概是现代艺术史中最有魅力、最有影响力,同时最具争议性的传奇人物。——译者注],还有些人认为他跟当代的朱利安·施纳贝尔(Julian Schnabel)[朱利安·施纳贝尔是美国当代画家、导演。——译者注]差不多,只是经过媒体的大肆宣扬之后,他的成就仿佛很高似的。其实,要想一眼就分辨出真正取得突破、有所创新的人和夸大其词、吹破牛皮的人不太容易。因为有所创新的人开始也会挑战现存艺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所以他们开始的时候看起来很像是在装腔作势。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检验,看他们对艺术史在深度和广度上到底有多大的“影响”,才能最终作出判断。有些重量级的收藏家大量买入卡特兰的作品,以至于其他收藏家指责他们在操纵“莫瑞吉奥市场”。但一位艺术品收藏咨询人员说:“这不是操纵,而是无条件的支持。” 卡特兰的作品卖得“很快很火”。经过伯奇连珠炮似的报价、鼓动之后,这件作品最终以180万美元拍出,比卡特兰先前的拍卖纪录高出一倍。贝尔一边嘟囔一边在目录上记下“威廉·阿奎维拉”(William Acquavella)。阿奎维拉是一位很富有的艺术品交易商,他的父母都是移民,他的画廊位于豪华的东七十九大街(East Seventy-ninth Street)。很少有人能买下那里的房子当仓库用。对于咨询师和交易商来说,在拍卖会上买东西是一种身份和职业的象征。 第七件拍卖品是埃德·拉斯查(Ed Ruscha)的一幅画,今晚一共有三幅他的画。最后,这幅画飞涨到68万美元。贝尔嘟囔着记下了买家梅尔策(Meltzer)和低价竞拍人高古轩两个名字。在一级艺术品市场上,高古轩代理拉斯查的作品,并且在拍卖会上“保护”他所代理的艺术家。如果哪一天拉斯查的作品失宠,高古轩可能会买下拉斯查的主要作品,等日后拉斯查再次受到关注时,再把他的作品拿出来卖。
第八件拍卖品是吉尔斯基(Gursky)的摄影作品,成交价格超过了最高估价,但还远远低于他作品的拍卖纪录,因为这件作品不像他的其他作品那样尽人皆知。第九件是丹·弗莱文(Dan Flavin)的《致塔特林的无名纪念碑》,这件优雅的艺术品创下了他的个人拍卖纪录。 总体来看,这次拍卖会再一次显示了艺术品市场的强劲走势。杰克·戈尔德说“我们一直在等待市场的大幅调整”,朱丽叶补充说“市场不可能一直走高”。商界人士说,泡沫在破灭之前,都会越吹越大。 我问贝尔,艺术品市场的牛市何时会结束,他心不在焉地答道:“如果没有拍卖,艺术界就不存在经济价值。有了拍卖,便有了艺术品流动的假象。”他停下来记下第十件拍卖品的第一个出价,然后继续说:“纽约证券交易所才是真正的流通市场。人们可以以一定的价格购买IBM的股票,但购买莫瑞吉奥的库存作品是说不通的,而在拍卖会上,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在任意时间出售。如果人们觉得他们买进艺术品后无法再卖出去,或者他们死后后人不能再把艺术品卖出去的话,就不会有人买东西了。” 第十件拍卖品卖了80万美元。贝尔转过头来接着说:“现在的情况是,所有的人都希望价格只往一个方向走。有些艺术家的作品尽管现在很抢手,可是十年后可能会一文不名。人们应该回头看看以前的拍卖目录,可是许多人都不长记性。” 艾米·卡布拉佐一边打电话一边笑。佳士得的工作人员抖擞起精神,因为下面的两件拍品是“博物馆展品”。第11件拍卖品是杰夫·孔斯(Jeff Koons)的雕塑,杰夫·孔斯是各大拍卖行的宠儿。第12件是后现代艺术之父安迪·沃霍尔1960年的大型历史画作。 前十件拍卖品成绩不菲,要么打破纪录,要么高于估价,这要归功于佳士得的精心安排。人们在花大笔的钱购买艺术奢侈品时,需要一种安全、放心的感觉。卡布拉佐解释说:“我们在安排拍卖品顺序的时候,处处考虑商业因素。如果我们按照艺术史的编年顺序或艺术品创作的时间顺序来安排拍卖品,或者按主题给拍卖品分类的话,那这场拍卖会恐怕就完了。前十件东西必须卖出好价钱,我们会把年轻艺术家的当代热门作品安排进来,因为这些作品很可能会超过最高估价。到第12件或第13件的时候,最好出现一个高潮,让大家彻底兴奋起来。” 孔斯的雕塑卖了235万美元。 贝尔说:“大腕该出场了。”
伯奇高声宣告:“第12件拍卖品是……安迪·沃霍尔1963年创作的《深黄色的种族骚乱》。”为避免耽误时间,大多数艺术品都不报题目,只是简单地称为“吉尔斯基的作品”、“弗莱文的作品”、“诺曼的作品”。只有最昂贵的拍卖品才能享受报上题目的待遇。伯奇一字一板地拉长声音说:“起价是……800万……”台下的买家开始不慌不忙地从容出价,很快,加价器上增加了50万美元。此刻,拍卖厅内格外安静,除了出价的声音,没有一点嘈杂声。仅仅过了一分钟,价格就飙升到了1 200万美元,伯奇怂恿道:“提醒各位,现在是1 200万。”接下来的十秒钟里,又有三个人举手,每次一挥手就是加价50万美元,这样就升到了1 350万美元。之后,便没有人再加价了。伯奇拖延了40秒,用眼神挨个询问台下可能的买家,希望能再加到个整数。见没人反应,伯奇狠狠地敲下一槌:“1 350万美元,成交。” “拉菲尔·亚布隆卡(Rafael Jablonka)……可能是为乌多·布兰德霍斯特(Udo Brandhorst)买的。”贝尔很相信自己的判断。 当我问艾米·卡布拉佐什么是艺术品市场时,她实事求是地说:“艺术品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不动产。沃霍尔的有些作品就像普通公寓一样,周围都是楼,所有的窗户都朝北,而另一些作品又像是顶楼的高级公寓,四面都有窗户,周围的景色可尽收眼底。”从《深黄色的种族骚乱》的拍卖节奏来看,这幅画应该属于高级公寓,但存在一定的缺陷,比如大厅的装修过于简陋,甚至有些陈设挡住了窗外的风景。这幅画由两块画布组成,有些鉴赏家认为这两块画布上的深黄色底色并不相同。有人说这两块画布上的内容不是同时画上去的,还有人说画家是故意画成两种颜色的。其实这并不重要。朱丽叶·戈尔德一语切中要害:“这是一部杰出的历史题材作品,但是颜色不太醒目,而且这幅画太大了,很难挂在家里的墙上。” 在当代艺术品市场中,沃霍尔的作品恐怕是最难捉摸的了。他的作品可以在稀缺性和流通性与尺寸和主题之间找到平衡。在他所有的作品中,1962—1964年的作品最昂贵,同时画布的质量也会影响价格。不管他的画是“全新上市”的还是“几经转手”的,都能在市场上取得佳绩。 安迪·沃霍尔是全球公认的艺术大师,他的作品数量众多,分布在世界各地。有几个超级富有的商人和收藏家拥有沃霍尔的大量作品。据说,他们要炒起沃霍尔的市场。新闻界声名显赫的彼得·布兰特(Peter Brant),拥有《美国艺术》(Art in America)杂志和《访谈》(Interview)杂志,跟沃霍尔很熟。据说布兰特家里的沃霍尔作品是最值钱的。穆格拉比(Mugrabi)家族收藏的沃霍尔作品的数量可能最多,约600件。还有纳哈迈德、高古轩和鲍勃·努庆(Bob Mnuchin),都经常买卖沃霍尔的作品。用一位业内人士的话说:“这些高级玩家之所以愿意出高价,是因为他们不希望手中的藏品砸在自己手里。”拍卖行口口声声地宣称要建设一个透明、民主的艺术品市场,而这些人的暗箱操作行为给了拍卖行一记响亮的耳光。
沃霍尔曾经说:“美国人经常冲动消费,而我自己也是美国人。”这个星期,二级艺术品交易商克里斯托弗·范·德·韦艺(Christo~phe van de Weghe)举行了一场沃霍尔大型彩色画卷展览。这场展览是在向艺术品市场表示敬意吗?毕竟安迪·沃霍尔去世已经20年了,他在创作时赋予作品的讽刺意义早已烟消云散。 在纽约,一部分画廊是为一级艺术品市场设置的,另一部分画廊主要是为二级艺术品市场设置的,两种画廊的地理分布有较为明显的界限。大部分一级艺术品市场画廊集中在西十九大街和西二十九大街之间的切尔西大街,只有寥寥几家二级艺术品市场画廊坐落在这个区域,其中就包括克里斯托弗的画廊。其他大部分二级艺术品市场画廊均集中在东五十九大街和东七十九大街之间的麦迪逊大街及其邻近地区。像高古轩这样的艺术品交易商在这两个地区都有门店。 二级艺术品市场交易商也需要有“长远的眼光”,也需要对艺术史和市场有一定的了解,同时还要有敢于冒险的勇气以及稳定的客户群,他们与一级艺术品市场交易商的区别主要是他们急于“变现”。实力雄厚的艺术品交易商有足够的钱买入,又没有卖出、变现的财务压力。他们能够掌控手中的艺术品,不需要充当中间商的角色。一位艺术品交易商唉声叹气地说:“最郁闷的事情就是没有长期持有的能力。实际上我很喜欢买艺术品,一点都不舍得往外卖。如果能够对买来的艺术品严加控制,保证买来的都是最好的,那我绝对不愿意让好艺术品从自己手里跳到别人手里去。” 很少有人愿意承认他们喜欢卖掉自己的藏品。卖出时的没落感和买入时的自豪感截然不同。一般来说,收藏家卖掉藏品有三种原因:死亡、债务和离婚,因此卖出的行为常常是与灾难、厄运、窘困联系在一起的。贝尔说:“现在多了一条原因:交易。因为有些收藏家就是倒腾这些艺术品的。”他们跟传统市场中的商人一样,倒买倒卖。当某件艺术品的价格涨到历史最高点,再不卖价格就有可能下滑的时候,他们就会出售藏品。当他们发现某件艺术品的估价过低,同时又深信这件艺术品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就会买入。或者当某位艺术家已经过气时,他们会卖空该艺术家的所有作品,以防手里的藏品变成一堆废纸,然后再“更新”自己的收藏。索斯比的一位专家解释说:“许多把藏品拿到拍卖行去拍卖的收藏家都喜欢‘塑造’自己的收藏。”
“塑造”这个词很奇怪,让我想起了一位年长的女收藏家。有一次,她喝了几杯香槟之后,坦诚地说:“拍卖师就是整形医生,你要是想整容,就得找一个信得过的医生。”这时,我发现旁边不远处有一个年轻的女人,正在往目录上写东西。她头发很长,金发碧眼,不过手上有长期患关节炎留下的痕迹。我凑过去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她已经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太婆了,不过脸上的皱纹都给拉平了。她的头上有许多植发的孔,身上珠光宝气的,还披了多块皮草。我想,艺术品收藏规模及内容的“塑造”的确就像女人希望永葆青春一样,都希望用新东西让自己保鲜、保嫩。 与拍下一件艺术品时的快感和成就感相比,在拍卖会上出售自己的藏品时感觉相当难受,如坐针毡,备受煎熬。许多收藏家不愿意承认他们在拍卖会上卖过东西,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如果别人知道他们是卖家,则他们从一级艺术品交易商手里购买艺术品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几年前,杰克和朱丽叶曾经卖过一件印在拍卖会目录封面上的东西,他们很后悔。杰克说:“在拍卖会上卖东西很不爽。拍卖之前的工作倒没什么,合同、担保、封面设计这些事情都还正常,可是一旦到了真正拍卖的时候,我就感到抑郁,我不喜欢自己的东西被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宁愿在私底下卖给交易商,然后交易商再拿到拍卖会上去卖,这样就跟我没关系了。但这种方式也有一个问题,不管我卖给交易商多少钱,总有人在我耳边唠叨,说如果直接拿给拍卖行,一定会卖得更高。”对于朱丽叶来说,在拍卖会上出售自己的藏品简直是一种心灵折磨。“那种感觉太恐怖,我都要窒息了,仿佛自己正赤身裸体地站在大家面前。尽管那幅画做了担保,我们不必担心会有任何经济上的损失,但要是没人买怎么办?没人出价怎么办?那幅画跟了我们很长时间,我们很喜欢它。当时我就觉得我们是在出卖自己,他们是在给我们估价。幸好,我们在楼上有一个单独的休息室,可以喝点东西安静一下。45分钟之内我喝了三杯威士忌,但我一点都没有醉,头脑非常清醒。” 贝尔给周围的人发了几块利口乐润喉糖,伯奇那边这会儿又拍出了好几件艺术品,有三件通布利的、两件考尔德(Calders)的、一件沃霍尔的及一件孔斯的。我只顾观察形形色色的人在这个特定场合下的各种神态和姿势,忘了记价格。这里有的人举手的时候五个手指都伸直,还来回晃动,有的只用一两个手指示意一下,有的把手里的报价器按个不停,有的紧张得连连点头,还有的一直在眨眼睛。卡布拉佐开玩笑地说:“我总觉得人们出价时的态度跟他们在床上的表现有关。有的人不怕让拍卖师知道他在想什么,把自己的意图完全暴露出来。还有的人东躲西藏、扭扭捏捏,把拍卖师整得云里雾里、不知所措。”毫无疑问,佳士得要求在拍卖会上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尽量表现得兴奋一些,这样出价的人会比较痛快,避免拖泥带水、耽误时间。
有的买家出价时把手举得老高,有的像疯子似的喊一声“80万”,还有的做出交警示意停车的手势,意思是他要请示一下他背后真正的买家。而真正的买家正坐在家里的沙发上,优哉游哉地喝着小酒、听着小曲,完全没有意识到拍卖会的紧张气氛。 “下面是第35件,辛迪·谢尔曼的画。”伯奇说道,“起价14万。15万,16万,17万,18万,19万,又有一位先生出价19万。后排有一位先生现在出到19万。19万,成交。”哇,这笔交易只用35秒就搞定了。 对于热爱艺术品的人来说,出售自己收藏的艺术品是一种损失。他们对某件艺术品愈喜爱,卖它的时候痛苦的感觉就愈强烈。有一次我参加佳士得在伦敦举行的当代艺术品拍卖会,坐在昂纳·詹姆士(Honor James)(不是她的真名)的旁边。她身材高挑,体态匀称。昂纳的父母大概有600件藏品,她卖了99件。每当她家里的东西摆在拍卖台上的时候,她就会说“这是挂在我爸妈卧室里的”或者“这件是放在客厅桌子上的”。 昂纳与拍卖厅里来自其他社会阶层的人不同,她的价值观跟别人完全不同。她不属于艺术界,而是一名来自中西部地区的社会工作者。她父亲去世后,她被指定为遗产执行人,负责处理她父母一亿美元的遗产。按照遗嘱,遗产将全部捐献给当地的一个社区基金会。昂纳说:“谁都没有分到遗产,但谁都没有任何不满或者难过的情绪。父母的决定完全在我们的意料之中。自力更生,靠自己的本事吃饭,才有意义,继承来的财富会毁掉一个人。我妈妈含辛茹苦地把我们抚养成人,她的信条是‘你给他的越多,他期待的就越多’。” 昂纳的父母都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国际理事会的成员,他们对自己的收藏品都很低调,不愿意透露家里藏品的细节。昂纳说:“对我父亲来说,跟艺术家见面是很重要的事情。在他所收藏作品的所有作者中,除了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之外,他见过所有其他在世的作者。尽管每一件藏品背后都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每一件藏品都价值连城,但父亲从未说过这些东西值多少钱。我记得我在杜克大学上大一的时候,有一节课讲‘艺术史概论’。从古至今浏览了一遍之后,老师开始介绍当代艺术。突然黑板上出现了一幅阿希尔·戈尔基(Arshile Gorky)的画。‘天啊!这不是我们家里的那幅吗?’我当时很惊讶。之后幻灯片里又出现了一些当代艺术家,我发现他们的作品我们家里全都有。父母从来没告诉过我们这些画的价钱,也没告诉过我们这些都是名画。我之前根本不知道那些东西值那么多钱。”
“第一次出售藏品时的感觉很糟,心情比较复杂。”昂纳说,“眼睁睁地看着摆在家里的东西被打包运走,真不是滋味,就好像是把自己的孩子赶出家门一样。我倒没觉得自己蒙受了多么巨大的损失,但看见父母收藏的东西挂在佳士得展厅的墙壁上,确实有种异样的感觉。看到别人摸着父母心爱的东西,然后摘下来带走,真像噩梦一样。那些作品我们自己都很少碰,因为长大后,父母就不让我们碰他们的收藏了。” “第一次拍卖是在纽约。我穿着妈妈的运动衫,戴着妈妈最喜欢的胸针。当时我全身上下都很紧张,紧张得上了好几次厕所。第二次拍卖是在伦敦,我又在卫生间吐了两次。”此后,昂纳渐渐地适应了拍卖会的现场气氛。“沿着父母的足迹往前走,我的心怦怦直跳,感觉我跟他们的距离很近,但我还是很紧张。”昂纳承认后来她厌倦了拍卖的过程。她说:“拍卖会彻底玷污了我的清白。别人都以为我挣了许多钱,以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晚上8:05。第36件拍卖品是杰哈德·里克特(Gerhard Richter)的画,这位概念派画家的作品曾经在艺术品市场上叱咤风云、红极一时。但昨晚在索斯比的拍卖会上,他的一幅重要作品没卖出去,估计今晚的这幅画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几年前,尤其是里克特在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个人回顾展的时候,他的画就像刚出炉的蛋糕一样,人们争相抢购。伯奇敲了一下拍卖槌,从嗓子眼里挤出一个“过”字。怎么回事?我问贝尔。他说:“最高出价低于卖家的出售底价,被保护性买入了。里克特的画已经卖不动了,想收藏他的作品的人都已经买到了他的作品。” 大批艺术品买家给艺术品市场注入了持续的活力。菲利普·斯哥特说:“他们想进入这个圈子,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购买当代艺术品其实就是到巴塞尔、佛瑞兹艺术博览会(Frieze Art Fair)去逛逛,再到威尼斯双年展上去看看,还有纽约的拍卖会也是必去的地方。当代艺术品收藏家哪里热闹就往哪里跑。说白了,收集当代艺术品很简单,只要加入这个充满激情的群体就行,跟着他们一起出席隆重的场合,一起浏览艺术品,参加他们的聚会。他们的生活非常精彩。”
有些人购买艺术品是出于社交原因,买卖艺术品的行为能满足他们的社会需求,这部分人的品味和消费模式容易受到潮流的影响,什么最时髦他们就干什么。因此,收藏艺术品越来越像买衣服。索斯比的一位专家说:“我们买件衣服穿两三年,然后把它放在箱子底下,又去买新的。从此这件衣服可能会在箱子底压上几十年。我们的生活一直在变化,这段时间内不相关的事物在另一段时间内可能会发生关联。人们的想法在变,所以行为也在变。别的东西玩腻了,现在玩玩艺术品,很正常。” 艺术往往表现出超越时代的内容,艺术品的思想境界都比较超前,但是现在的收藏家喜欢收藏艺术品是因为他们觉得“艺术反映了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且他们一点耐心都没有,没等过上很多年,回头看看自己收藏的艺术品是否具有超前的或永恒的思想境界,就匆匆把它们卖掉了。专家说,拍卖会上那些好卖的艺术品有一种“直观的吸引力”或“抢眼的卖点”。 第44件拍卖品是贾斯珀·约翰斯(Jasper Johns)的数字油画[数字油画是一种油画创作手段。艺术家预先画好蓝图,然后发挥自己的色彩灵感,在用数字标识的框格内涂上中意的颜色。——译者注]。该作品创作于1960年至1965年之间,这是作者创作的黄金时期。尽管约翰斯是在世艺术家中作品价格最高的一位[3],但这幅画却没卖出去。贝尔解释了其中的原因:“他们不喜欢这幅画的色彩。画面太暗了,根本看不清数字,而且贾斯珀的签名还灰乎乎的。” 贾斯珀的数字油画没卖出去,这似乎是对拍卖的极大讽刺,因为拍卖活动自始至终都有数字。展品编号、日期、加价幅度、成交价等,伯奇一直在念叨数字。数字是明确的,但画家和作家并不喜欢十分确定的东西,他们善于用不确定性去表现世界,他们笔下的线条、色彩和语言有着模棱两可的解释。相比之下,伯奇手中的拍卖槌一点也不含糊,具有绝对的、最终的确定性。 贝尔打了个哈欠,《纽约时报》的记者懒洋洋地坐在前面。空气有些浑浊,我也有点快睡着了。拍卖的东西一件接一件地过,有些人成双结对地往外走。正如伯奇事前预料的那样,拍卖进入了无聊的阶段。突然,所有人都振作起精神,因为第47件拍卖品登场了,这是埃德·拉斯查的《浪漫》(Romance)大家挺起腰板、伸长脖子东张西望。此刻,拍卖会的气氛又活跃起来,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情绪。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贝尔说:“有人在偷偷出价,他们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参与竞拍,用眼神会意旁边站着的工作人员,通过他们把出价的信息传给伯奇。有点像戏剧场上乐池里的人给台上的演员提醒台词。”
我看到几个艺术品市场上的大人物,在他们中间我猛然发现一个头发蓬松、身材魁梧的男人正起身往外走。他长得有点像电影《哈利·波特》里的一个人,我突然意识到他应该是基思·泰森(Keith Tyson)。他是2002年特纳奖的获得者,英国艺术家。我看他走出拍卖大厅,就跟了出去。他在大厅欣赏莫瑞吉奥·卡特兰的一件雕塑作品。这是第34件拍卖品,大家都把这件雕塑称为《白象》,成交价270万美元。 我说我真没想到能在这里碰到艺术家。 “我们画廊的人都来了,我总不能一个人去泡吧吧。我想看看拍卖会到底是什么样子,我对经济学很感兴趣。他们说拍卖会是艺术家的绝对禁区,艺术家参加拍卖会会影响他们的创作纯度和声誉,但我可不在乎这些。” 我问:“那么你在拍卖大厅里究竟看到了什么呢?” 他说:“拍卖会只是一种表象,实质性的东西很复杂。拍卖是一件低俗的事情,跟色情文学一样低俗。” 我觉得他看待拍卖的感觉,跟有些人对谈钱的感觉一样——俗。我继续追问:“你在里面有什么感觉?” 泰森回答:“沃霍尔的《深黄色的种族骚乱》叫到1 300万时,我真想举手,当时很冲动,好像无法抑制自己。但又一想,还是算了吧。会场上的气氛很有感染力和煽动力。你能感觉到资本的强大力量,能体会到大男子主义的那种说一不二的权威感。” 资本,拍卖会上听不到这个词。 “我对艺术品市场没有任何偏见,这个优胜劣汰的体系很完美。收藏家看中了某些作品的文化意义,于是把它们当做期货买到手,这很正常。尽管他们出的价钱很高,但只要长期持有,最终一定会有收益的。比如我买下这幅画,挂在我的画廊里。这幅画很美,看过的人都会陶醉,所以有很多人来看。假设地球上有1 000万人愿意花十英镑的门票来看这幅画,这就是一亿英镑。长期来看,买家既获得了经济利益,又积累了文化价值。短期来看,买家在市场上制造的传奇又一次为自己赢得了名声,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 很少碰到艺术家对艺术品市场的鉴赏力和判断力抱有这么大的信心。有点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泰森坚持认为艺术不会沦为商品。他说:“黄金和钻石一般只具有资本价值,但艺术品不同,除了资本价值之外,还有其他价值,艺术品的卖点和其他商品的卖点不同。购买艺术品体现出你存在的意义,传达出你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渴望,这才是艺术的魅力。”
晚上8:30,拍卖会接近尾声。台上出现了达米恩·赫斯特的作品,一个带皮的公牛头浸泡在甲醛溶液里。上个月,索斯比拍卖行在伦敦卖出了赫斯特的一些作品以及他的饭店。他开的饭店名为“药房”,经营没多久就倒闭了。那次拍卖会上,赫斯特的所有作品都卖出去了,总成交价为2 000万美元,同时还刷新了他的蝴蝶系列和医药箱系列作品的拍卖纪录。一位在世的艺术家通过拍卖行公开拍卖自己的作品,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赫斯特拿到了全部的成交款项,这比跟艺术品交易商瓜分利益强得多。而且他还上了报纸的头条,巩固了自己在艺术界内著名艺术家的地位,可谓名利双收。 索斯比的一位年轻专家奥利弗·巴克(Oliver Barker)参与了赫斯特“医药箱系列”的拍卖,这是他头一次跟艺术家打交道。巴克兴奋地说:“赫斯特想法很多,思维敏捷,还很勤奋。他全程参与了拍卖目录的设计以及营销计划的制订等工作。他很有商业头脑,而且敢于冒险。这两样东西结合在一个人身上是很少见的。” 许多在拍卖会上作品卖得好的艺术家同时也是企业家。或许是因为在生意上赚了大钱的收藏家对会做生意的艺术家惺惺相惜,或许是因为许多当代艺术家遵循了商业规则。索斯比的专家弗朗西斯·奥特莱德(Francis Outred)说:“他们的成功就在于他们迎合了商业需求。”沃霍尔和他的工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赫斯特跟沃霍尔一样,也通过实施生产战略来确保有足够的资源去满足收藏家日益增长的需求。他画了至少600张“题材迥异”的点画(spot paintings)[4],还创作了许多以其他媒介为表现手法的作品,扩大了受众范围和市场覆盖面。 最后两件拍卖品没有耽误多少时间,很快就拍出去了。随着伯奇最后一次落槌,拍卖会结束。没有类似返场演奏似的节目,没有掌声,在伯奇匆匆说了一声“谢谢大家”之后,人们便作鸟兽散,一群一群地相继走出会场。我听见几个年轻的二级交易商说现在的市场“太疯狂了”,然后开始激烈地讨论理查德·普林斯的画什么时候能卖到100万美元[5]。 排队取衣服的时候,我碰到了多米尼克·利维(Dominique Levy)。她原来在佳士得工作,现在是艺术顾问。她是行家,能看懂市场。我问她:“你怎么看今晚的拍卖?”她说:“对于成交价在500万以下的作品来说,行情涨了,而且涨了不少。但奇怪的是,对于500万以上的高价作品来说,行情不如以前。伯奇今晚表现不错,把握住了节奏。有好几次我都以为不会有人再加价了,没想到伯奇又抠出一个出价的来。”
晚上8:55,我走出佳士得大楼的旋转门。外面很冷,所以我很清醒。我想起伯奇把拍卖会比作“竞技场”,又想起一位艺术品交易商说艺术品拍卖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就算今晚参加拍卖会的人的初衷是源于对艺术的热爱,但拍卖会实质上还是商业活动,因为这些艺术品的现金价值彻底抹杀了它们其他方面所蕴涵的价值。 注释 [1]在2007年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皮诺特名列第34位。他名下有许多奢侈品品牌,包括古琦、圣罗兰、塞乔·罗西、巴黎世家、拉图堡等。 [2]此次拍卖会后不久,艾格尼丝·马丁就去世了。之后,塞西莉·布朗(Cecily Brown)、草间弥生(Yayoi Kusama)、布里奇特·赖利(Bridget Riley)、辛迪·谢尔曼(Cindy Sherman)和丽萨·尤斯卡维奇(Lisa Yuskavage)也加入了作品价值超百万美元在世女艺术家的行列。有些人也许以为艺术界中的性别平等应该最明显,但拍卖会上男艺术家作品的价格和女艺术家作品价格的差距相当大。尽管艺术市场上有许多有实力的女交易商,公共艺术收藏机构中也有许多有影响力的女性管理人员,但大多数有影响力的收藏家是男性,他们难免会低估女艺术家的作品。 [3]1988年,贾斯珀·约翰斯的《错误的开始》在索斯比拍卖行卖出了1 770万美元的天价,这是有史以来在世艺术家作品在拍卖会上拍出的最高价格,这一纪录保持了19年。直到2007年7月,达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的《春天摇篮曲》才以2 270万美元打破这一纪录。不过赫斯特的纪录仅保持了五个月。2007年11月,杰夫·孔斯的《悬着的心》(以紫红色和金色为基调)以2 360万美元再次刷新了纪录。但是,大卫·格芬(David Geffen)从传媒大亨S.I.纽豪斯(S. I. Newhouse)(1988年时他是索斯比的大买家)手里买来贾斯珀的《错误的开始》后,于2006年通过艺术品经纪人以8 000万美元的高价转手给了亿万富翁肯尼思·C·格里芬(Kenneth C. Griffin)。 [4]在2005年的一次采访中,赫斯特告诉我他不想再画点画了,但后来他的点画作品数量有2 000幅之多。 [5]理查德·普林斯作品的价格一直稳步上升。2005年5月,他的《护士》卖到了102.4万美元。2007年11月,另一幅以“护士”为题材的画在佳士得卖到了610万美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