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我来瑞士参观巴塞尔国际艺术博览会。上午10:45,距离世界上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博览会开幕还有15分钟。我站在展会大楼的黑色玻璃大厅里,这里看不到艺术家,也看不到学生。来参加博览会的主要是收藏家,他们都是亿万或千万富翁。他们手里拿着VIP信用卡当门票,挤在博览会的入口处。有许多人在仔细研究博览会的布局图,以便在这个迷宫般的展览馆里找到最快捷的路径。过去,艺术品卖得不像现在这么快,有些收藏家在博览会开始之后一直闲逛,直到快关门的时候才开始淘货。但现在不行了,也许到中午的时候,这里的展品就会被抢购一空。 大家热议的话题是艺术品市场的持续繁荣。一位身着萨维尔(Savile Row)西装、脚穿黑色耐克鞋的老者疑惑地问道:“泡沫什么时候会破啊?”他旁边的朋友回答:“这谁知道呀。根据现在的情形确实很难预料。现在是文艺复兴以来艺术最繁荣的时期。”这位老者皱起眉头接着说:“不可能一直繁荣下去的。我觉得离泡沫破灭的时候不远了。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花钱,也不知道花了多少,今年大概已经花了200多万美元。”那些在艺术品市场上大规模投资的人一般都不喜欢谈什么泡沫,只喜欢讨论这个市场继续走高的可能性。旁边一个美国人说:“目前的经济状况并不是泡沫。100年前,没有人有小汽车,现在一个人有两三辆小汽车很正常。艺术品也一样。”在博览会开幕的前一天,有100多架私人飞机陆续降落在巴塞尔。一位胳膊上挎着鳄鱼手包的女士对她的朋友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我要是一个人坐飞机来,肯定很害怕。所以我搭别人的飞机过来,他们都是博物馆的策展人。我很放心。” 博览会入口处一道镀铬的十字转门将焦急的人们挡在外面。门口有几个女保安,穿着海军军装式样的制服,戴着贝雷帽,这里好像入境边防检查站一样。而实际上,瑞士巴塞尔机场的安检比这里松多了。我听好几个人说,就连参展商的狗要进入展会现场,都得配备带有照片的证件。但是我问博览会的一名工作人员时,他说这纯属胡说八道,博览会绝对不让带狗进来。 瑞士人一般都很守规矩,而有些国家的人专门喜欢破坏规矩,在近些年的博览会上都可以看到这种文化差异。有些收藏家和顾问想方设法提前进入会场,以便在别人还没来得及看到展品的时候就去洗劫战利品。在这次博览会上,主办方将巴黎艺术品交易商伊曼努尔·佩罗丁(Emmanuel Perrotin)拒之门外,因为他把自己的参展商通行证给了艺术顾问菲利普·斯哥特和佳士得老板弗朗西斯·皮诺特。为了弥补佩罗丁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斯哥特答应给他30万美元的补偿。
这次博览会的安检十分严格,我听说只有一个人悄悄地提前进入了会场,这个人就是法国人斯哥特。据说好莱坞的一位化妆师把他乔装打扮成一个秃顶老头,然后他用运货人的证件混进了会场。这也许是无中生有。后来我打他的手机证实此事,他说:“你好。对,我听说了,也不知道是谁杜撰的,而且有人说看到我了,说得有模有样的。这些人太有想象力、太可爱了!” 在博览会正式开幕之前进入会场里面转一圈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昨天会场布展时,我也进去溜达了一会儿。瑞士艺术品交易商的老式展台和许多大板条箱子堆在一起,会场里没有见到主办方的工作人员。一些画廊的老板正在精心调整他们参展艺术品摆放的位置以及光线的角度,还有一些费尽周折才进入这个国际顶级艺术品交易商盛会的画廊老板正在用手检查画框的边缘有没有灰尘。杰弗里·坡来自洛杉矶的布卢姆·坡画廊(Blum & Poe),今年再次来到巴塞尔国际艺术博览会。他说:“我都准备好了,明天肯定热卖!”然后他又咕哝道:“他们从来不解释清楚,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好像是在抱怨博览会的招展委员会没有给他安排一个理想的位置。 巴塞尔国际艺术博览会号称要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但是,由六名交易商组成的招展委员会不可避免地带有偏见和个人喜好,他们手握生杀大权,决定谁能参展、谁不能来。他们一般偏向瑞士的画廊,并倾向于欧洲当代艺术,有些人则把欧洲当代艺术视为“空洞的艺术”。招展委员会的一名委员说:“巴塞尔国际艺术博览会对画廊的声誉有很大影响。如果某个画廊没有进来,人们会以为这家画廊的地位比那些参展的画廊地位低。如果一家画廊今年参展了,而明年又没进来,那它的生意就完了。” 杰弗里·坡和蒂姆·布卢姆(Tim Blum)这对搭档非常善于发现和扶持艺术家。布卢姆比较急躁,经常感情用事;坡是慢性子,即使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也不着急。布卢姆棕色头发,中等身材;坡比较瘦弱,蓝眼睛,黄头发,头发没有光泽。尽管两人外貌、性格迥异,但还是经常有人把他俩搞混。他俩扶持的一位艺术家以前管他们叫“黑白双煞”,说他们如果不合作的话,任何一个人单干都将一事无成,还说他们以前把画廊布置得不伦不类。布卢姆来自奥兰治郡,是位天主教徒,像个大男孩。有一次我告诉他,他们的一个竞争对手批评他们的画廊“过分讲究,像一个花花公子似的打扮得太花哨了”。布卢姆耸耸肩说:“我觉得他是在夸我俩是真正的男子汉,雄性激素分泌旺盛,而且喝酒都是海量,哈哈哈。我们从来不装,活得很真实。我们是典型的西海岸人性格。我们的成功击垮了一些人,因为我们走的是自己想走的路。我们对艺术家很好,甘愿为他们做牛做马,我们相信他们。”
展厅内有一幅精美的油画,这件作品名为《727—727》,由三块画布组成。布展的时候,布卢姆正在跟与他们合作的明星艺术家村上隆用日语交谈。谈笑风生之间,两个人在讨论这件作品的价格,英文数字不时地从连珠炮似的日语中蹦出来:“80万”,“100万”,“150万”,“200万”。画面上是村上隆的自我卡通形象,在色彩斑斓的天空中腾云驾雾、自由翱翔。村上隆早先有一部作品名为《727》,现收藏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这幅新创作的《727—727》画面更加复杂,体现出更高的艺术造诣。这件作品对于村上隆来说“既是一个顶点,也是一个起点”。已经有好几位藏家打算不看画就出手,但是价格还没确定。 杰弗里·坡在洛杉矶西部长大,以前是摇滚乐队“狂喜宿命”的主唱,后来开始经营画廊。他说:“村上隆为这幅画投入了大量的心血,有好几个助手中途都退出了。”我说:“我听说村上隆原来打算跟纽约大牌的画廊——高古轩画廊合作。”杰弗里·坡坐下来,又示意我坐在旁边的空位上,然后问我:“你听谁说的?”在艺术界,流言蜚语不绝于耳,这是艺术品市场信息的重要来源。 拜访完布卢姆和杰弗里·坡之后,我与塞缪尔·凯勒(Samuel Keller)一起参观了其他展位。从2000年开始,凯勒一直是巴塞尔国际艺术博览会的主席。凯勒今年40岁,很帅,为人精明,胡子刮得干干净净,鞋擦得锃亮。他在巡视的时候,一会儿用法语表扬艺术品交易商,一会儿用意大利语开玩笑,一会儿又以平和、温柔的语调用德语安慰一位愤怒的画廊老板,这位老板抱怨她的展台位置不好。我还确切地听到凯勒用希伯来语说“你好”。许多瑞士人通晓好几种语言,他们谦逊、保持中立、支持国际主义、追求卓越品质,所有这些特质在凯勒身上都能找到。这位掌门人还有一项本领,那就是会让别人觉得他手中没有多少权力。他雇用一批顾问帮他挑选哪些艺术家可以获得“艺术宣言”的展位,年轻的艺术品交易商会把青年艺术家的个人展放到这种展位上,这种展位数量很少,令许多商人垂涎欲滴。他还聘请博物管策展人帮助挑选并布置“艺术无限”的展位,把馆藏作品安排到像巨大洞穴似的陈列室里。此外,凯勒还有22名“大使”,负责在世界各地联络和沟通。由此看来,凯勒不像是在举办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艺术活动,更像是在召开一次国际峰会,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在召开一次“联合国大会”。毫无疑问,他的这些策略和做法大大提高了巴塞尔国际艺术博览会的影响力,老牌的科隆国际艺术博览会、芝加哥艺术博览会和纽约的军械库国际艺术展已经沦为区域性或地方性的艺术活动。
巴塞尔国际艺术博览会的举办场所是一座专门修建的建筑,德国人把这座建筑称为“弥撒”。中世纪以来,“弥撒”一词是指许多信徒参加的宗教仪式,现在泛指商品交易会。主楼从外面看像一个黑色的大玻璃盒,里面是透明玻璃围成的一个圆形庭院,庭院里是圆形草坪,供人们休息。庭院周围有300个展位,分布在展馆内的三层楼内。在这栋建筑物里,展品是最重要的,因此建筑物的设计绝对不能喧宾夺主。天花板很高,高得让人以为头上就是天空了。参展商都盛赞墙壁的质量,说往墙上挂、靠多重的东西都没问题。最重要的是,造价昂贵的人工照明效果很好,盛夏的阳光从外面照进来,与室内灯光浑然一体。 1970年的首届巴塞尔国际艺术博览会简直就像一个跳蚤市场,许多人把画往墙边一靠或者往地上一铺,艺术品交易商挑好后卷起画布,夹在胳膊下就走了。如今的巴塞尔国际艺术博览会条件太好了。凯勒用带有瑞士口音的德语解释道:“只要你注重艺术和品质,钱就会随之而来……我们必须站在艺术家一边。艺术家创作的是伟大的艺术品还是好卖的艺术品?对于画廊来说,两者没有区别。我们的角色跟画廊的老板一样。你觉得画廊的老板是一心追求利润的商人,还是热爱艺术的商人?” 上午10:55,离博览会开幕还有五分钟。唐·鲁贝尔(Don Rubell)和梅拉·鲁贝尔(Mera Rubell)夫妇带着他们的儿子詹森(Jason)挤进人群。鲁贝尔夫妇是来自迈阿密的收藏家,他们穿着跑鞋和宽松的休闲裤,裤子上有很多兜和装饰绳,位置很不规则。他们活力四射、热情高涨,好似两个穿着时髦、准备去远足的老人。其实他们很富有,但他们穿得十分低调,一点都不显眼,甚至有人把他们描述成“民工”。他们看到门外聚集了这么多焦急的买家,好像很高兴。鲁贝尔夫妇从1960年开始收藏艺术品。1989年,他们从唐的哥哥那里继承了一大笔财产。唐的哥哥史蒂夫·鲁贝尔(Steve Rubell)是“54号工作室”的创建者之一,还是一家酒店的老板。此后,他们就成了巴塞尔艺博会的常客,对展会开幕之前的紧张气氛早已习以为常。唐说:“刚开始收藏的时候,我总是犹豫不决,不知道该如何选择。但后来我总结出两条经验:第一,如果一个艺术家一心想创作出一部惊世骇俗的作品,那就不需要收藏他的作品;第二,收藏全凭个人眼光,别人是无法偷走你的眼光的。”
艺术界人士对“正确的”收藏理由有着苛刻的标准。大家都认可的收藏理由包括对艺术品的热爱以及对艺术家的无私支持。几乎所有人,包括艺术品交易商,都憎恨投机的人,有名望的收藏家更是厌恶那些不择手段挤入上流社会的人。梅拉说:“有时候我都不好意思把自己归入收藏家的行列。提起收藏家,人们想到的是有钱有势有特权的那些人。”唐认真地听着妻子的话,然后补充说:“收藏家一词暗含的一层意思是没有专业能力。在艺术界内的所有人中,收藏家的专业知识最浅薄,他们的工作就是开支票。”唐和梅拉都操着地道的布鲁克林口音,他们的个头相差30厘米。1964年两人结婚以来,经常为此争吵。梅拉继续说:“收藏家这个名头应该是争来的。一个人不是一夜之间就成为艺术家的,同样,一个人也不会一夜之间就成为收藏家。这需要毕生的努力。” 鲁贝尔夫妇有一家私人博物馆,馆内有27个展厅,他们把家里的藏品在博物馆内循环展出。他们还有一个研究性的图书馆,馆藏图书三万册。梅拉说:“我们看书、看展览、听新闻、旅游、买艺术品、谈论艺术品,甚至睡觉都梦到艺术。我们把挣的每一分钱以及我们所有的资源都投在艺术上。”梅拉半握着拳头,显得有些激动:“但这并不是牺牲,这是真正的特权,与艺术为伴的特权。” 尽管鲁贝尔夫妇的藏品包括20世纪60年代的作品,但他们更热衷于“新兴”艺术。20世纪80年代,人们开始觉得“前卫”这个词听起来不大舒服,于是用“先锋”一词委婉地替代。如今,随着新兴艺术的兴起,对艺术品市场前景的预测取代了艺术先驱的实践,艺术家们不需要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进行开创性的创作,而是要先看看市场对未来趋势的预测,然后根据预测的走向开始创作。在这种背景下,个别艺术家随便就可以颠覆历史的定式。历史上,一般需要有一大批艺术先锋才能推动艺术的发展,如今,个别艺术家的个别作品似乎就可以改写艺术史。鲁贝尔夫妇最喜欢创造第一:他们喜欢成为第一个参观某位艺术家工作室的收藏家,第一位购买其作品的收藏家,以及第一位展出其作品的收藏家。梅拉兴致勃勃地说:“从青年艺术家身上可以看到绝对纯粹的一面。如果你在他的第一次或第二次展览上购买他的作品,那么你就是在帮助他树立信心、帮助他确立社会地位。这不仅仅是买一件作品那么简单,这实际上是在购买他的生命力,生命力是他不可或缺的东西。买下他的作品,相当于一种共同的承诺,这种承诺意义深远。” 我问鲁贝尔夫妇,在他们参观展会、购买作品的时候,我可不可以一直跟着他们。梅拉惊恐万分地说:“绝对不行!那相当于进入我们的卧室。”
上午11:00。各路收藏家冲进十字转门,在不失体面的情况下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安检。我身后一位心急火燎的收藏家半开玩笑地说:“你挤得太文明了,能不能快点走?”对昂贵的名家佳作感兴趣的收藏家迅速消失在一楼的各个角落,喜欢新兴艺术的收藏家都搭电梯上了二楼。一会儿,我发现我被涌动的人流挤到了二楼芭芭拉·格拉德斯通(Barbara Gladstone)画廊的展位前面,我站的位置正好可以看到这个展位的全景。一位收藏家曾经告诉我:“我在全国各地有几个固定的艺术品购买点,格拉德斯通画廊就是其中之一。”在巴塞尔国际艺术博览会上,格拉德斯通画廊的展位在靠近圆形庭院的前排,这个位置很显眼,与其在艺术界的地位匹配。格拉德斯通画廊于1980年开业,现在在竞争激烈的纽约艺术界已经坐上了头把交椅。芭芭拉·格拉德斯通今天一身黑色,墨黑色的头发以及一身纯黑色的普拉达套装。谁也不会想到,这位如今叱咤风云的女性以前只是长岛的一个家庭主妇,在当地大学兼职教授艺术史。 格拉德斯通跟一对老夫妇低声交谈的时候,身体站得笔直,一只手优雅地指着墙上的两幅摄影作品。这两幅是马修·巴尼(Matthew Barney)“抑制绘画”第九系列的作品,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他们旁边有一位坐立不安的收藏家,焦急地等着格拉德斯通。格拉德斯通在展位内安排了四名接待人员,但他们很快就开始跟别人交谈起来,而且看样子谈得很深入。格拉德斯通说:“开幕的头一个小时可以说是让人欢喜让人忧。有些知名的收藏家先来到我们这里,但他们只是打个招呼,不会谈及实质性内容,这属于场面上的事情,能营造一种和谐的氛围。”在纽约的格拉德斯通画廊里,她喜欢跟别人详细讨论艺术家的作品,但是在这种展会上……她说:“我感觉我就像是阿姆斯特丹街头的妓女,站在这里一览无余地给人家看,一点隐私都没有。” 格拉德斯通想在自己的展位上布置几件“镇展之宝”。她解释道:“我不希望这里乱七八糟、没有主题。问题是空间有限,要给每一件作品找到足够的展示空间,这样这些作品才能呼吸、才会说话。也就是说少挂些东西,要想想挂上去的这些东西有没有联系,视线是否合适。”有些人认为一个好的展位应该能代表对艺术的态度或品味,能展现出画廊的品牌形象。我说:“我不知道格拉德斯通画廊的品牌形象是什么。”格拉德斯通笑着辩解道:“我对艺术的品味源于概念主义。我了解概念主义。即使我喜欢油画,我喜欢的也是概念派的作品。我喜欢那些有独特视角和独到眼力的艺术家,我希望每一位真正的艺术家都不会被埋没。”
“你好,我是芭芭拉·格拉德斯通。”她走到一直在旁边等着跟她说话的那个男人跟前,歪一下头,报上自己的姓名,然后伸出手去。周围还有很多人看到她后想过来跟她打招呼,她都巧妙地回避了。他们走到理查德·普林斯的一幅以粉红色基调为主的作品面前,这幅作品画的是一个男人,有人开玩笑地说画面上的男人像刚从妓院走出来一样。格拉德斯通介绍说:“这是理查德从20世纪70年代女性杂志中提取素材,然后拼贴起来的第一件作品,创作手法跟他用作废的支票粘出来的作品一样。对于像我们这些喜欢理查德作品的人来说,这幅画是他艺术生涯的一个里程碑,具有重要意义。” 格拉德斯通对我说:“销售艺术品已经成为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所以我现在很忙。因为我热爱艺术,生命中不能缺少艺术,所以购买艺术品、扩大收藏规模,现在仍然是我的工作重点。”随着艺术品市场的持续繁荣,区分真正的收藏家和艺术品投机商越来越困难,艺术品投机商指的是那些唯利是图的收藏家,他们对艺术品的鉴赏能力只限于价格方面,此外,还指那些佯装成收藏家的二级艺术品市场交易商。格拉德斯通实事求是地说:“收藏界的人我以前都认识。即使不是我的客户,我也听说过他们的名字。但是现在,新面孔层出不穷。” 在巴塞尔国际艺术博览会上,几乎看不到“强卖”的现象,但是的确存在“强买”的情况。有些收藏家会炫耀他们独特的“买点”,说自己是某博物馆馆藏委员会的委员,收藏了许多著名的艺术品,经常把作品借给博物馆展览,还说自己经常花钱办展览、做目录。格拉德斯通说:“要区分真正的收藏家,要么凭经验判断,要么打几个电话证实一下。毕竟,艺术界是个小村落。” 这时,我看到了艾米·卡布拉佐,就是佳士得的那位高层管理人员。会场内交易商和收藏家正谈得热火朝天,而她却像逛街一样溜达。她说:“博览会不像拍卖会那样紧张。在这种博览会上,就是站在喜欢的作品前面欣赏一下,然后再跟卖家聊聊。我发现这里的人都比我着急,他们都想当场交易。”然后卡布拉佐眉开眼笑地说:“我刚才买了一幅画!很漂亮!”她说她特别喜欢墨西哥艺术家加布里埃尔·奥罗左科(Gabriel Orozco)的作品,她和她的闺中密友都收藏了好几幅他的画。卡布拉佐好像突然想到博览会和拍卖会一样都是竞争的场所,于是她说:“二楼的东西明显比一楼的好,楼下的一些画廊好像有些落伍,跟不上市场形势,我看到了许多我们以前拍卖出去的作品。”卡布拉佐又咧嘴笑了笑,调皮地晃动着手指:“不管怎么样,我今天很高兴!”这时她的黑莓手机响了,她冲我眨眨眼睛说:“不好意思,我要跟一个客户谈点事。”
与格拉德斯通的展位相隔两个位置,又是一家巨星级的画廊——伦敦维多利亚·米罗(Victoria Miro)画廊。在伦敦,这家画廊的展览面积和办公面积超过1 600平方米,而这里的展位只有狭小的75平方米。画廊总监格伦·斯科特·赖特(Glenn Scott Wright)是东南亚人和英国人的混血儿,英俊潇洒。从他的口音很难听出来他是哪里人,一看就知道他经常满世界地跑。斯科特·赖特是同性恋者,他很有男人味,甚至经常有异性恋的男性在他面前做出女人般忸怩的姿态。 米罗画廊展位的墙上没有价格标签,而且斯科特·赖特甚至觉得潜在买家的询价行为都是挑衅。有些人认为这种公然蔑视商业的态度不太正确。墙上有一幅克里斯·奥菲利(Chris Ofili)的画,尺寸不大,画的是一位一本正经的黑人女性,但她的发型,用画家本人的话来说,是要“激发性欲”。一对年轻夫妇站在这幅画的前面,斯科特·赖特对他们说:“泰特美术馆收藏了这样一些水彩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和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都有他这个系列的作品。其实,现在许多博物馆都开始收藏这种水彩画了。”当然,这幅画现在已经有人预订了,不过还有余地。他将身体靠近他们,悄悄地告诉他们价格。年轻的丈夫说:“我额外再给你20%。”斯科特·赖特的表情好像蒙受了奇耻大辱一样。一般只有新入行的收藏家才会给出高于艺术交易商的报价。斯科特·赖特说:“对不起,请等一下。”然后急匆匆地走到旁边几位收藏家身边,他们正在欣赏格雷森·佩里(Grayson Perry)制作的一个洛可可式花瓶。如果画廊的人对某位艺术家的作品很有信心,不怕卖不出去的话,他们一般不会一开始就卖给第一个有意向的买家,也不会不假思索地卖给出价最高的买家。他们会把有意向的买家都列出来,从中找出最有声望、最有影响力的买主。这种做法是保护艺术家心理感受的一种基本方式。跟其他行业不同,其他行业的卖家不会在乎买家是谁,也不管他买回去之后会不会转手。但在艺术界,艺术家的声望由拥有其作品的人决定,有些收藏家可以巩固艺术家的地位,有些收藏家则可能使艺术家身败名裂。
斯科特·赖特定睛一看,原来是鲁贝尔一家人。他们在展位里转了一圈,在别的作品前面都没有停留。梅拉背着手、伸长脖子,唐抱着肩膀、俯下身子,詹森斜眼朝旁边巡视了一遍,然后三个人挤到一起开始嘀咕。有一次梅拉告诉我:“你怎么知道你看上一件作品了?你怎么知道你想问价钱了?你怎么知道你恋爱了?只要你听听自己的心跳就知道了。”唐进一步解释道:“绝大多数艺术家我们都见过,因为你在买当代作品的时候,不能光凭作品本身来判断,还要看看创作者本人。”梅拉补充说:“也有看到艺术家时觉得很后悔、看走眼的情况。本来看作品本身觉得不错,但一见到作者,就开始怀疑自己原来的判断了,认为自己严重失误。”唐总结道:“我们要找的是能体现艺术家与艺术品完美结合的东西。”鲁贝尔一家三口又看了看周围,最后又商量了一下。之后,詹森走到斯科特·赖特面前,一只手握住斯科特·赖特的手,另一只手搂住他。这个动作看起来很奇怪,但对于鲁贝尔一家人这样的买主来说是很正常的。他们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对哪件作品感兴趣,怕招来别的买家抬高价格跟自己竞争。 维多利亚·米罗本人还没有来。我听一位艺术品交易商把她的缺席称为“艺术行为”。米罗给人的感觉是态度冷漠,不好接近,她还很害羞,不愿意跟陌生人说话。很难想象这种性格的人居然能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一家大型画廊的门上。米罗说她不喜欢博览会,所以总是晚来早走。跟其他许多艺术品交易商一样,她认为自己的主要角色是选择、扶持艺术家。对于画廊来说,收藏家可以进进出出、来来往往,但与其合作并依靠其发展事业的艺术家必须保持稳定的状态,这是画廊成功的关键。在艺术界,博物馆的作用举足轻重,对于博物馆来说,重要的是供给,而不是需求。因此,维护供给是最难的事情。 斯科特·赖特把巴塞尔博览会的展位看做一种互动广告,这笔广告费够在《艺术论坛》杂志上买一年的整版平面广告。在米罗画廊展位中间的咖啡桌上,有一本特别厚的《艺术论坛》夏季合订本,这是奈特·兰德斯曼(Knight Landesman)刚才留下的,他是《艺术论坛》的三位发行人之一。兰德斯曼身高不足170厘米,身穿一件嫩黄色的西装,打一条黄白相间的领带,站在人群里十分显眼。他所有的衣服都是香港的一个裁缝手工制作的,不是红色和黄色,就是藏蓝色或者格子图案。艺术界所有人都认识兰德斯曼,他在《艺术论坛》工作了将近30年,把广告销售当做行为艺术来看待。尽管他穿得十分张扬,说起话来却很严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