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边走,一边跟我说:“25年前,大多数画廊都是国家所有的,或者地方所有的,展品很有限。现在已经没有哪家画廊只展出本国艺术家的作品了。这些年来,艺术界的国际化步伐越来越快,艺术博览会给我们的生意带来了不少好处。比如博览会开幕之前,一家韩国画廊第一次在我们杂志上打广告,告诉大家他们要参加今天的展览。”这时,有两个很漂亮的女人从我们眼前走过,兰德斯曼停下脚步,用欣赏美术作品的眼光从上到下打量她们一番,然后接着说:“巴塞尔国际艺术博览会和《艺术论坛》的成功之处在于,我们很早以前就确立了国际性的定位。” 无意中我走到了展厅的一个角落,这个展位也是伦敦一家画廊的。与注重色彩的米罗画廊展位相比,这个名叫里森(Lisson)画廊的展位以简单的雕塑作品为主。画廊的老板是尼古拉斯·罗格斯戴尔(Nicholas Logsdail)。20世纪50年代,他的叔叔罗尔德·达尔(Roald Dahl)经常领着他在伦敦科克街的各家画廊闲逛,罗格斯戴尔便受到了艺术的熏陶,后来踏入艺术界。罗格斯戴尔见到的第一个美国人是沃特·迪斯尼,当时迪斯尼来到英国乡村,想购买罗尔德·达尔创作的“小妖精”形象的版权。罗格斯戴尔后来去了布赖恩斯顿,之后在伦敦斯莱德艺术学院学习艺术。尽管这位重量级艺术品交易商十分富有,但他的衣着打扮一直都很普通。他有两家画廊,他住在其中一个画廊顶层的工作室里。此刻,罗格斯戴尔抽着烟,目不转睛地盯着阿尼什·卡普尔(Anish Kapoor)的一件深红色的墙雕作品,墙雕上有一个偏离中心的孔。他的展位顾客很多,但他没有理会。他说:“我不喜欢忙忙碌碌的收藏家来到忙忙碌碌的画廊购买忙忙碌碌的艺术家的作品。我喜欢逐渐成熟起来的艺术家,他们有想法、态度严肃、不急于求成,但信心十足,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异于常人的视角追求自己的艺术价值。” 1967年,罗格斯戴尔开始经营画廊。1972年他第一次参加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当时才26岁,此后每年都来参展。他说:“感觉就像科幻小说一样,每年的6月初都能通过时光隧道来到同一个地方。”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性的艺术博览会只有两个,科隆国际艺术博览会和巴塞尔国际艺术博览会,其中的科隆国际艺术博览会始于1969年。之后的15年里,国际性的艺术博览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现在,里森画廊平均每年参加七个国际艺术博览会,在世界各地展出不同类型的作品。他们有时把西班牙和拉美艺术家的作品拿到马德里的西班牙当代艺术博览会(ARCO),有时将美国青年艺术家的作品拿到巴塞尔国际艺术博览会。里森画廊每年在艺术博览会上获得的营业额占全年营业总额的一半。
罗格斯戴尔对真正的画廊和“特许经销商”之间的区别有深刻的认识。“特许经销商”是他对那些伪画廊的蔑称。他认为真正的画廊会发掘、扶持艺术家,而伪画廊仅仅经营艺术品。他说:“艺术界没有游戏规则,所以我以自己的理念和思路让我的画廊存续下去。”许多成功的画廊老板都认为他们自己是特立独行的人,他们基本上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老板以艺术家为重,他们一般都学过艺术,在学习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自己对策划展览更有兴趣,于是放弃了成为艺术家的梦想。第二种类型的老板以收藏家为重,他们希望在索斯比或佳士得学点东西后,开始自己搞收藏。第三种类型的老板一般是公共收藏机构的管理人员,即策展人或博物馆馆长,他们学过艺术史,对其机构的藏品有明确的艺术判断。不管是哪种类型的老板,都没有经过培训或者认证,也就是说,谁都可以自称是艺术品交易商,谁都可以开画廊。 罗格斯戴尔开玩笑地将我归入不太靠谱的收藏家一类。他继续说:“投机的艺术品交易商跟赌徒没什么区别。他们研究一下艺术的基本形式,看看杂志,随便听听别人的评论,然后就开始碰运气。我们不喜欢这样的交易商,但艺术界还真离不开他们。”此外,业内还存在一批遍地撒网的交易商。罗格斯戴尔努努鼻子接着说:“艺术品市场跟捕鱼差不多。总有一些人在外围张开大网,一条鱼都不放过。因此你总能听到有人说,‘1986年的时候我在那儿,当时我买了一件’。”业内尊崇的收藏方式是有计划、有目的地购买藏品,或者购买同一位艺术家的大批作品。 罗格斯戴尔说:“收藏并不以总量或总价值取胜,要让收藏本身成为一种文化,传达一种信息。”最差的收藏是漫无目的、杂乱无章地收集,显得浮躁、浅薄。最好的收藏都有一种驱动力。罗格斯戴尔顽皮地靠近我,悄悄地提了一位收藏家的名字。他说:“他购买艺术品的时候只用下半身思考。我的收藏风格跟他的不一样,但他的收藏的确不错,一脉相承,从不跑题!” 下午2:00,我约了一位意大利收藏家吃午饭。楼上的贵宾厅里人很多,大家都在等寿司。服务员很忙,我们举了好几次手,一个劲地用眼神示意,好不容易才点上菜。索菲亚·里奇(Sofia Ricci)(化名)是一位职业收藏家,每天来往于画廊和博物馆之间,兢兢业业地管理着自己每一件藏品的进出,同时还要兼顾保险事务和艺术品的保存。她和她丈夫大概只有400件藏品,跟上千件比起来还比较少,而且他们收藏的作品价格都不超过30万欧元,这个数目跟几百万欧元比起来也是小巫见大巫。因此,索菲亚从来没觉得自己属于国际级的收藏家。
我问她:“今天怎么样?” 她说:“不怎么样。所有的东西都太贵了,而且每一笔交易都很费劲。我们买了一些不错的作品,但是有一位艺术家——我在这里不能告诉你他的名字——我们真的很想买到他的作品。有一个展台上有这位艺术家的一件A+级作品,但是已经被预订了,要等到下午5:00才能知道我们能不能买到它。还有一个展台有他一件B-级作品,这部作品在他创作的全部作品中具有重要意义。它虽然不是传统风格的东西,但可以补充我们现有的收藏。现在的问题是,尽管我们预订了这件B-作品,但那个交易商要到4:00才能确定是否把作品卖给我们。我们一边要稳住这个交易商,另一边还要催促另一个交易商。真烦!” “你买到那件A+级作品的可能性有多大?” 她垂头丧气地说:“我们前面还有一个人预订。尽管我们跟这个交易商很熟,经常去他那里买艺术品,但是他透露给我们的信息很少。我只知道我前面那个收藏家有自己的博物馆。看来我们有必要建立一个公共基金会,这样才有竞争力。”越来越多的收藏家都开办了自己的画廊。他们开画廊时对外宣称的目的都是博爱、慈善,但是背后的动机都离不开市场交易。在世艺术家的作品要想吸引公众的视线,必须通过一定的手段去推广。而且收藏当代艺术品的人必须高瞻远瞩、高屋建瓴,要确立自己收藏的方向,使自己的收藏今后可以自成一体。当前,表现艺术的媒介种类繁多、鱼目混杂,自成体系的收藏不是凭空出现的,需要用心营造。 我问她:“你为什么收藏艺术品?” 索菲亚说:“我是无神论者,不相信上帝,但我相信艺术。我去美术馆就像我妈妈去教堂一样。艺术可以帮我理解我存在的意义和方式。”她好像很疲惫,所以降低了声音,有气无力地说:“我们对艺术已经达到了狂热与痴迷的程度,因此我们对艺术品收藏的投资已经大大超出我们事先定下的比例。收藏会上瘾。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购物狂,先是狂买古琦、普奇(Pucci),之后又狂买艺术品,但我真的觉得他们说得不对。”
索菲亚去排队领免费的冰激凌和热咖啡时(收藏家不会因为这点小事而一直揣着零钱),我开始观察四周。没有一个人留意旁边宝格丽珠宝店的柜台里挂着一条特大号的钻石项链,闪闪发光的项链不会转移参观者的注意力,他们的脑子里只有艺术。在这间偌大的贵宾厅里,还有一个小贵宾室是专门留给NetJets飞机租赁公司的,享受分时飞行服务(time-share)的乘客可以进去休息。门口的接待人员露出甜美的笑容说:“这里很清净,墙上没有画。”大厅的角落里,伦敦佛瑞兹艺术博览会的组织人员站在那里观察着周围的一切,跟我的角色差不多,他们也是来考察学习的,因为佛瑞兹博览会的历史没巴塞尔那么悠久,但也相当成功。 下午3:30,我回到展览大厅,上午的喧闹声已平息下来,人们恣意地四处走动,没有上午那么着急了。我发现长地毯的远处,有一个白头发、白胡子的高个子老头,仔细一看,原来是约翰·巴尔德萨里。他比别的收藏家高出很多,就像圣坛装饰画上的圣经人物一样,形象高大、鹤立鸡群。我以为周围的人在向这位艺术大师请教艺术和生命的意义,结果他告诉我他们在围着他闲聊。 巴尔德萨里的达达主义作品主要是照片,这次博览会上有五家画廊展出了他的作品。按理说,艺术家不应该出现在艺术博览会上,这里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处。巴尔德萨里经常跟别人开这样一个玩笑:“艺术家进入艺术博览会,就好比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父母亲热的时候闯入他们的房间一样,父母惊恐的表情似乎在责问孩子:‘你进来干吗!’在艺术博览会上,画廊的展位内仅局限于艺术品交易商,他们不希望看到艺术家在场。” 在艺术家眼里,艺术博览会充满了恐怖、冷淡和消遣的色彩。当他们看到自己在工作室里辛辛苦苦创作出来的作品,沦落到用来满足贪婪需求的地步时,看到买卖双方没说两句话就成交的情形时,会感到心灰意冷,觉得这和蔬菜批发市场没什么区别。我问巴尔德萨里:“上午开幕的时候,你进来了吗?”他说:“开什么玩笑。午饭之前我可不敢进来,我会被吃掉的,会死得很惨。” 昨晚,巴尔德萨里没睡好,因为他做了一个跟博览会有关的噩梦,把他吓坏了。他用沙哑的嗓音说:“我梦见我成了一幅肖像,他们把我撕碎,然后又粘在一起。我隐约记得一大堆医生围着我检查,他们仔仔细细、里里外外地给我查了个遍,但什么也没说,只是盯着我看,好像我是外星人一样。”
多年来,巴尔德萨里一直都很自由,他不跟收藏家来往。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开始搞艺术的时候,艺术和金钱之间没有联系。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好像钱在一夜之间冒了出来,死皮赖脸地跟艺术品黏在一起。在此之前,收藏家的数量很少,他们出现的时候我都躲着,我不想跟他们有任何瓜葛,就像老鼠见到猫似的,几乎就是撒腿就跑。我希望维持一种纯粹的状态。你买的是我的作品,而不是买我本人,我不想被你左右。”他长吸了一口气,看了看四周,接着说:“后来我渐渐发现,有的收藏家并不是对艺术一无所知,他们挺懂艺术的。之后我明白了,不能以偏概全,把所有收藏家一棒子打死是不对的。”巴尔德萨里至今仍然鄙视艺术品市场,认为市场缺乏理性。“尽管现在艺术价值和货币价值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但也不能以钱来衡量艺术的品质。这是个误区,是严重错误的观念。” 这是巴尔德萨里选择一直在高校教书的原因之一。他认为:“教书可以让我远离市场,这样我想什么时候转变我的艺术风格就什么时候转变,不受市场的影响和约束。而且在学校里能和年轻人待在一起,可以预见未来艺术的走向。不管我喜不喜欢他们今后搞出来的东西,总之,我会提前知道他们今后会搞出什么来。”关于保持艺术自主权,巴尔德萨里态度坚决,他觉得只有坚持走自己的路,才会走在市场的前面。他对学校里那些由于找不到方向而苦恼的学生说:“要是搞不出新东西,那你们原来的旧作品就卖不出去。” 跟巴尔德萨里说声拜拜之后,我撞见一个美国的策展人。他来这里只是参观,看看哪些人买了哪些作品,回去好向博物馆的理事会汇报,因为今天在这里成交的作品可能最终会借给或赠给博物馆。他还要多留意一下艺术品本身,因为回去的时候他的同事都会问他:“好看不?有什么特别的吗?”一般情况下,艺术品交易商会热情招待博物馆的人,但今天这个场合,他们的眼里只有收藏家。这位博物馆的人说:“出于礼貌的考虑,我今天不应该来,除非我要替我们馆的某个理事来这里跟人家砍价。展会持续六天,我明后天再来找这些艺术品交易商聊聊,今天来就是随便看看。”
快下午5:00了,空调的冷风都快把我冻僵了。我又渴又累,觉得自己的包越来越沉。这时我突然看到一幅巨幅黑白照片,上面是作者索菲·卡勒(Sophie Calle)本人。她穿着睡衣站在埃菲尔铁塔顶上,脑袋后面还放了一个枕头。这幅摄影作品名为“看得见风景的房间”,记录了她在巴黎地标建筑上度过的一个夜晚,那天晚上有28个人读着她的催眠故事。此刻,我迫不及待地想进入卡勒构建的空间中,那里太让我神往了。也许,博览会五光十色的视觉刺激和人头攒动的喧嚣场面快要让我窒息了,我太想找一片清净的地方。总之,我都快累死了。 我漫无目的地在展厅里晃悠,最后来到布卢姆和坡的展台前。今天他们俩可以说是盛装打扮了一番。布卢姆穿了一件意大利设计师为他量身定做的套装,款式很别致,没打领带。坡穿了一身胡戈·波士(Hugo Boss)的细条纹西装,也没打领带,脚上穿一双棕色的小山羊皮的皮鞋。布卢姆在跟好莱坞的一个经纪人收藏家迈克尔·奥维兹(Michael Ovitz)交谈。坡看到我后慢慢走过来,告诉我他们的东西全卖完了。 我问:“谁买走了村上隆的那幅画?” 坡坚决地回答:“这个我不能说。” “多少钱卖的?”我用勾引的语气想从他嘴里套出话来。 他狡黠地笑了笑说:“120万美元,但对外宣称是140万美元。”他的这个实际成交价格和“公关”成交价格之间的差距还不算太大,在接受范围之内。但有些厚颜无耻的艺术品交易商相当不地道。比如查尔斯·萨奇,他把自己的藏品都列出来,然后把价格都标得老高。当他出售达米安·赫斯特的《活人的心智永不消亡》[The Physical Impossibility of Death in the Mind of Someone Living,有人称这件作品为《鲨鱼》(The Shark)]时,萨奇先生的发言人称有人出价1 200万美元,但实际上成交价仅为800万美元。这时萨奇正好从我身边走过,他背着手,穿一件短袖的亚麻布衬衫,这件衬衫好像有点小,不足以覆盖他的大肚子。他的妻子奈杰拉·劳森(Nigella Lawson)在他后面,她是位明星厨师、好管家,她惬意地看着墙上的一幅画,似乎那幅画就像是她做的菜,放了许多调料。
一个女服务员,穿着黑色衣服,系着白色围裙,推着一个饮料车从展台旁边经过,我和坡听到了玻璃杯轻轻碰撞的声音。他说:“我想喝杯啤酒。”看看车里只有香槟,只好说“这个也行”。他拿了一瓶Mot香槟和四个杯子,我们在展台前面的桌子旁坐下。 我问坡:“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品交易商?”他靠在椅背上想了想说:“你必须有独到的眼光,对于有思想、有创意、有激情的艺术家,要能敏锐地察觉出能体现其才华的作品。”交易商和收藏家一般都强调“眼光”,而艺术家不太喜欢这个概念。[1]与见到的东西相对的,是听到的东西。“听”是依赖别人的意见,人们轻视这样的人。眼睛可以享受到那些无法表达、不可言传的东西,耳朵就没有这个功能。眼睛可以洞察出最优秀的艺术家以及他们创作的最优秀作品。坡继续说:“然后要坚持,对你选择的艺术家要有信心。等实践证明你的眼光是对的,你就会博得众人赞许的眼光。”他看了看杯里的香槟,好像要读懂杯里的泡沫,就像品茶人要读懂茶叶一样。“另外,艺术品交易商要有商业头脑。如果折腾半天之后,一加一小于二,那就彻底失败了。”关于出售艺术品,坡说:“必须得跟买家聊,要学会没话找话、见缝插针,要探他的底。市场现在很疯狂,不受任何监管,装腔作势、指手画脚的大有人在。” 坡也认为艺术家不适合到艺术博览会上来。他说:“如果是艺术家,他必须得创作,创作是他的天职,不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所以如果他们来这里逛,会搅乱他们的思想。再说,这里的确不是展览作品的最理想场所。这里太吵太乱,没有人会用心揣摩作品的微妙含义。”坡痴痴地笑了起来,可能觉得自己的话很精辟,于是他补充道:“这里就像一场免费的爵士音乐会,在混音台上操控的,是一只喝醉的猴子。” 一个德国收藏家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他对马克·乔提安(Mark Grotjahn)的一幅抽象画有兴趣。坡给他介绍的时候,我自己想了想刚才的问题。艺术品交易商是艺术家和收藏家之间的中间人,他们不愿意让艺术家和收藏家直接接触,更不愿意让能替他们赚大钱的大牌艺术家和与他们竞争的其他艺术品交易商接触,因为其他交易商可能会挖他们的墙脚。这样看来,艺术博览会是个危险的场所。此外,尽管艺术和商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艺术家甚至公然将满足市场口味作为他们创作实践活动的一个目标,但艺术和商业之间仍然存在思想上的对立。
创作技巧本来是判断艺术品的一个主要标准,但当前的艺术界已经抛弃了这个标准,而用一个新的标准来权衡作品的价值和艺术家的成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哪个艺术家的创作仅仅是为了迎合市场的口味,那么市场会怀疑这个艺术家的人品有问题,从而对他的作品失去信心。 展位里的人越来越多,一会儿就挤满了。布卢姆恼怒地看了坡一眼,似乎在责问他:“怎么还在那儿坐着,不会过来帮帮忙啊?”我正起身要走的时候,看到了德怀特·提坦,就是去佳士得拍卖会看行情的那位收藏家。提坦说他今天已经买完东西了,他的客户跟另一个客户走了。提坦还说他的女朋友要明天才来。我不知道他的女朋友是谁,只知道她很漂亮,年纪是提坦的一半。他想找个人陪他逛逛。提坦承认是他收藏了村上隆早先那幅《727》,并把它送给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我和提坦往楼下走,去看看一楼展位里面那些价格昂贵的艺术品。 提坦从1956年开始收藏艺术品,中间断断续续,但一直坚持到现在。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他也练就了一双慧眼。他说:“这里面有新手也有老手。新手一般喜欢当代艺术,喜欢活着的艺术家,喜欢他们所处时代的作品。老手一般喜欢过去的东西。”尽管提坦年近80,但他仍然不希望自己落伍,所以要到处看看。提坦具有上流社会的谦逊品质,他说:“我只是个普通的有钱人。那些年轻的亿万富翁,就是有私人飞机的那些人,我跟他们没法比,没他们有钱。”说到这里,提坦大笑着说:“我觉得收藏可以证明我生命的存在。”但他立刻又以极其谦虚的语气说:“其实,我不知道我那些算不算收藏,我只是有一大堆东西摆在家里而已。” 许多收藏家都希望自己的收藏有意义,希望别人能肯定自己的藏品,但提坦刚才的话一点儿也没有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意思。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购买当代艺术品,但他们买回去的东西很可能没有什么历史意义。也许在某些人看来,一些当代艺术品充满智慧、含义隽永,甚至具有启蒙意义,但从长期来看,这些艺术品多年以后可能会变成破烂,像考古学家发掘出来的古代垃圾场的遗迹。许多当代艺术品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必定会被历史淘汰,而且这些艺术品也不会改变我们对艺术的认识。
当我和提坦挨一个个展位逛的时候,展位里的交易商们见到他都欢呼雀跃地上来迎接。他们忙了一天,个个筋疲力尽,已经没有力气回答别人的问题了。但一见到提坦,就像吃了兴奋剂一样立刻精神振奋起来。看到他们这个样子我觉得挺有意思。提坦无论在哪里都能找到赞美的语言,即使在一个很烂的展位,他也会赞一下交易商对展品的布局。提坦跟那些交易商之间的感情似乎很真挚,即使提坦今天没有买他们的东西。所有交易商对他的到来都表示由衷的感谢,但对我来说情况就不同了,我感到很不舒服。提坦跟那些绅士介绍我的全名之后,他们都特别有礼貌,显然,他们把我当成了提坦的新任情人。其中一个年纪较大的纽约艺术品交易商彬彬有礼地跟我打招呼之后,冲着提坦的耳边嘟囔了一句。我听不见他在说什么,但从他们两人的表情以及那个交易商打量我的眼神中,我可以猜到那个人大概是在问:“这是你最新的藏品吧?” 提坦的电话响了,是美国一家很有影响力的博物馆的高管打来的。提坦跟她谈了半天,聊得很热乎,并告诉她这边的情况。关于他今天买到的一件重要艺术品,提坦戏弄她说:“你要是不喜欢,(提坦含糊地说出一个人的名字)就要了。”(提坦提到的这个人是另一家博物馆的高管,这家博物馆与打电话的这位女士所在的博物馆是竞争对手,主要收藏“战后”艺术品。)接完电话后,提坦在一个公共区域内又跟一个博物馆的人谈了很久,当时,他们谈话的地方已经没有几个人了。很明显,提坦很享受自己的社交活动,他喜欢参与艺术界内的权力游戏,尤其是在博览会这种场合,他的光顾会对公众舆论产生影响。他们谈完之后,提坦的脸上现出狰狞的笑容:“我就是要买那些让一流博物馆觊觎的作品。” 我追问提坦今天买到的那件重要艺术品是什么。他领着我沿着一条走廊走到尽头,我看到拐角处矗立着一座高大的雕塑,比我和提坦高出很多。这件作品是杰夫·孔斯的钢铁雕塑《大象》,高3.8米,表面金光闪闪的,耀眼夺目。整个雕塑的外形像数字“8”,顶上是一个阴茎形状的造型。雕塑光亮的表面就像一面镜子,把我们照得清清楚楚。往后退一步,整个展览大厅都映在上面了。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发现这个庞然大物能当镜子照,于是走过来,伸出舌头,皱皱眉,龇龇牙,张开鼻孔,又挤眉弄眼地换了好几个表情,然后蹦蹦跳跳地追上了她的家人。
晚上8:00,离关门还有一个小时。疲惫不堪的购买者拖着沉重的步伐往前门的出口走,我发现人群中有一个小伙子走路一颠一颠的,原来是桑迪·赫勒(Sandy Heller)。他34岁,职业是艺术顾问。穿一件正统的衬衫,袖子挽着,衬衫的后面没有掖到裤子里,一只手拿着手机,另一只手拿着地图。他兴高采烈地告诉我:“我今天差不多买了40件东西。”赫勒帮六个华尔街的金融业经理管理藏品,他们都40多岁,其中好几个都是亿万富翁。赫勒说:“这几个人互相都认识,彼此都很尊重,有几个还是很好的朋友。”赫勒不愿意多说,他怕违反严格的保密协议。但大家都知道,他提供咨询服务的其中一个人是史蒂夫·科恩(Steve Cohen)。科恩有五亿美元的藏品,其中包括达米安·赫斯特的《鲨鱼》。根据《商业周刊》的报道,科恩的对冲基金公司的市值“相当于纽约证券交易所日交易额的3%”,这家公司制胜的法宝是“一定要第一个得到消息”。 我让赫勒给我讲讲他今天的购物经历。 他说:“我从一个半月之前就开始准备了,为了这个博览会我已经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我的办公室有四个工作人员,从早忙到晚,每天打电话、搜集信息、整理材料,然后发给我们的客户。今天早上我才拿到最终的购买清单。于是,我楼上楼下地跑,到一家展位要说买这个,又到另一家展位要说买那个。不过我必须亲眼看到目录上列的东西才会买,光凭电脑图片,很难看出作品到底好不好。毕竟,我对艺术品还是很感兴趣的。” 我们在门口找了个地方坐下,赫勒双肘拄在膝盖上,像一个在场外休息的棒球运动员。他继续说:“下午不像上午那么忙,我可以跟那些艺术品交易商详细地谈一谈。有些交易商带来的艺术品令我很喜欢,但他们不认识我,我就告诉他们,‘你放心,我肯定不是投机倒把那一类的,这些是我服务的客户,我们绝对不会糟蹋你的东西’。”对冲基金公司的经理属于艺术界的新手,所以有人担心他们把艺术品当成股票买回去,等行情看涨的时候再卖出。但也有人觉得基金经理不至于专门跑到一个陌生的领域来挣这点小钱。他们凭着自己的才干和努力能赚到几亿甚至几十亿,根本没必要在艺术领域投个几百万。赫勒说:“他们为什么开始收藏艺术品,别人恐怕一辈子也不会弄明白。反正现在在美国,有钱的都开始玩收藏,其实跟欧洲的情况一样,几十年前欧洲的有钱人就开始玩艺术品了。”
赫勒的电话响了。“你先别走,等我一会儿。”他一边说一边走到旁边没人的地方。我隐约可以听到他说:“村上隆给了他们一幅不错的画,意思是告诉别人他们回到巴塞尔国际艺术博览会了。”后面的话我就听不清了,等他走回来的时候,我只听到一声“拜拜”。 我惊讶地问:“是你买了村上隆的画?” “小点声!”他顿时变了脸色,用严厉的语气责备我,不过眉头很快又舒展开了。他告诉我:“我只能告诉你,好多人都看上那幅画了,但是都没有买到。在博览会这种场合,很少能见到上乘的油画作品,大家都在谈论这幅画。虽然价格有点高,但我觉得值。” 赫勒说他这份工作拿的是年薪,没有佣金。“艺术顾问这个职业很容易出问题,光靠自律恐怕很难把握。我那几个客户的头脑简直……如果我强烈建议他们买一幅2 000万美元的油画,他们肯定会怀疑我的目的是拿到一大笔回扣。所以,如果按照价格的百分比支付佣金的话,必然存在利益冲突。” 往门口走的人流刚才还是小河流水,此时已是波涛汹涌。赫勒把展会地图收起来,起身往外走。他说:“最后,我告诉你优秀的艺术品交易商和优秀的艺术顾问之间的区别吧。优秀的交易商对收藏家好,但是对艺术家更好,而优秀的艺术顾问对艺术家好,但是对收藏家更好。”过去,有人找艺术顾问主要是因为他们有艺术史方面的知识。现在,艺术顾问的任务是谈判,促成一些棘手的交易。他们一面受人之托,另一面凭借强大的关系网进行运作,他们的工作很繁忙,因为在当前艺术界的形势下,行动比思考重要得多,去晚的话,什么都没了。对于赫勒来说,他不仅得到了丰厚的收入,而且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他说:“钱只是副产品,更重要的是我帮助别人建立了一个有体系的收藏,我很欣慰。” 走出大门,迎面吹来夜晚凉爽的风。赫勒走了,我在门外徘徊,看着疲惫的人们。人群中,我发现了杰里米·戴勒(Jeremy Deller),这位策展人是英国艺术家,曾经获得过特纳奖。今天他来布置他的“艺术无限”展位,在展会里待了一天。他留着齐肩的头发,穿一件深红色的灯芯绒夹克,下面一双雪白的袜子和一双大凉鞋。有人说戴勒是一个行为古怪的左翼策展人,经常丢行李,但不管怎样,他浑身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散发着艺术家的气息。
我问戴勒:“今天怎么样?” 他说:“还行,到处逛逛,挺好玩的。不过里面太乱了,头都转晕了。我觉得现在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品的数量有所下降。有些烂东西看上去像是艺术品,但实际上根本算不上艺术品,那是为了迎合某位收藏家的品味而刻意造出来的,看得我很心痛。我不是一个太看重钱的人,否则我做出来的东西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有些艺术品的生命很短暂,还有些艺术品纯粹是玩概念,但这样的艺术品现在都是比较抢手的商品。对于除此之外的艺术品来说,博物馆才是它们最终的归宿。许多狂热的艺术爱好者在这里逛上一天之后,他们的头脑会变得麻木,这个时候他们唯一想要的就是去博物馆看一场精心设计的展览。 注释 [1]例如,艺术家戴夫·马勒(Dave Muller)告诉我:“我更喜欢说‘瞎了眼’,人们作出错误选择的时候会这样说。我很怀疑制造时尚、创造流行的做法。他们实际上是在算命,在猜测哪些东西以后可能会有影响力。” 菲尔·柯林斯(Phil Collins),shady lane productions presents the return of the real,2006,伦敦Caf Royal新闻发布会,2006年11月22日剧照,艺术家和维多利亚米罗画廊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