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中国

沈昌文:谈情说爱当编辑

艺术中国 | 时间: 2010-09-07 15:42:54 |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每天看台湾报纸,每天研究台湾文化状况。他们走过的路子,我们不可避免地一定要走。所以,海外的作者经常有一些思路值得我们借鉴,并且海外的学术机构也没有像我们这样多,写纯学术、看不懂的文章是没出路的,他们比较讲究可读性。这是陈原跟我说的,一千次都有了,总是问我有没有做到readable。如果没有做到,他觉得简直很难,思想不可能流传。

见沈昌文前,和北京文化界的几位朋友在三联书店后面的一个饭馆餐叙,话题上半场的热点是“超女”,下半场的主角是“沈公”。“沈公”是文化界后辈对沈昌文的尊称。提起沈公,他的阁楼,他的旧单车,他的红烧肉,他脖子上挂的U盘,他“不是在饭馆里,就是在去饭馆的路上”,种种传说如数家珍,大家强烈要求我当面一一求证。

和沈公见面是在三联书店的咖啡厅。乍见他脖子上挂着一根绳子,也不好问是不是U盘。先问旧单车,他说:“我最近生了一场病,家里不准我骑车了。我太太和女儿都是医生,所以我家里医生比病人多。”

再问他住的阁楼,话就开始多起来。“这都是形象的说法,不是具体的真正阁楼。当然我现在住的也是小楼,因为我书多,我们两口子住三间一套,还有两间一套给我大女儿,我小女儿在美国。我对上海阁楼的印象很深,原因不是我住过阁楼,而是我想住阁楼,住不到。我在上海的时候属于最底层,住的是街上的临时建筑。小时候最大的乐趣是,我一边做数学,一边偷懒的话,从板缝里就可以看到马路上的汽车经过。可是以后我跟上海的文化人有接触,知道阁楼。”一提起上海,不免从旧社会说起了。“我在上海做了六年的学徒,一边还上学念书。后来交代历史的时候,我交代我已经上了十四个学校,5点钟就开始上学,我每天上三个学校,念《古文观止》,念无线电。我会收话报,当时人家给我介绍一份工作,幸好我没有去,据说是‘中统’。我想去航空公司,但是我英语不好,1948年,我就开始学外语,俄语、世界语、法语、德语都学过一些。因为我穷困潦倒,我念书的学费是靠跟资本家造假账得来的,参加革命以后我都交代了。我们当时很拥护共产党,我的服务对象就有不少地下党员。解放后,三联书店在上海招考,我就去投考了。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说我是工人,非常乐意去。我觉得我是工人,三联书店一定愿意让我去。结果,人家给我回信说要的是大学生。所以,我这一次‘投机’没有投到。再后来人民出版社在上海招考,我这一次就变成大学生了,因为我在市内的新闻专科学校读书。上海人都是很滑头的,我自己刻了一个图章‘学习报’,说“介绍本报记者沈昌文前来应考’。我考得也不错,就到北京来了。当年三联书店没有录用我,多年以后我当了三联书店的总经理。”

又问当年在编辑部里煮红烧肉的事,他乐了:“当时《读书》杂志和三联书店都非常穷,就用电饭锅烧一锅红烧肉请兄弟姐妹吃。我喜欢做饭,一直到现在。我们家里有重要客人的时候,我太太就打电话给我,要我做饭。家常便饭就是我太太做,我太太是北京人,擅长包饺子,不会做菜。我是穷人出身,从十三岁我就做学徒了,当做饭的人的下手,所以会做饭。王世襄做饭不得了,我后来跟他学了不少。他告诉我一条经验就是,做饭必须自己买菜,必须要早晨菜市场刚开的时候,就去挑最新鲜的菜。挑回来以后,自己洗、切,然后下锅炒,这样才能做出像样的菜来。我当时在人民出版社工作,他当时住在芳嘉园里,我早晨陪他去买菜,他骑一个自行车出来,带一个菜篓。王世襄做菜是‘大家’了,但是有一道手艺我实在是学不会的。王世襄做菜经常买两斤,只挑其中最好的半斤用。那我不行,我小家子,我最多是买两斤菜扔掉半斤烂的。”

对“不是在饭馆里,就是在去饭馆的路上”这个说法,他更有得说了:“大多跟我有联系的作家都‘好吃’。不‘好吃’的,我们就慢慢引诱他,让他‘好吃’。所谓不‘好吃’,不是他不爱吃,是因为饮食习惯。我的老长官陈原先生是广东人,老家口味重。有一次我陪他到沈阳去,辽宁教育出版社请他吃饭,他就告诉我,那才是老派广东菜,他对港派的广东菜一点也看不起。有一次,我办得不是很妥当,我请王蒙吃大闸蟹。我发觉,王蒙平时很爱吃,但是一吃大闸蟹,他速度特别快。我们上海人就意识到了,大闸蟹吃得快的话就是他不能欣赏其中的奥妙。我一想,他是北方人,我怎么请他吃大闸蟹呢?南方人吃大闸蟹的时候,特别是女士,要把大闸蟹里边每一个细微的地方都‘考察’到啊。”


1979年的一天,几个读书人聚在陈原的病房里商量办一份杂志。大家觉得噩梦醒过来之后该有一个园地,让读书人抒发他们的情怀,不是个人的恩怨,而是呼唤被压抑或被歪曲了的良心。这个园地,便是一份讲真话不讲官话的杂志。陈原曾撰文回忆当时众人的共识,那就是:“开垦一个破除迷信,破除偶像崇拜,有着‘独立之人格’和‘自由之思想’的园地。不讲大话、空话、套话、废话,不崇尚豪言壮语,不夸夸其谈,不随风倒,也不凑热闹,保持冷静客观头脑,独立思考。不把自己装扮成为人师表那样道貌岸然,自然、朴素、平等,完全可以发表不同意见,但是杜绝棍子!”(陈原:《界外人语》)这一年的4月,“以读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杂志”《读书》创刊。陈翰伯、陈原、范用、冯亦代、史枚、倪子明、丁聪等历经沧桑的文化老人,为这份杂志重新焕发出青春的激情。一年后,沈昌文进入《读书》编辑部。

李怀宇 现在谈到80年代读书和思想界的历史,少不了要谈《读书》这本杂志。许多人都会说,你编的时候是最好看的。

沈昌文 《读书》是这样的,我是躬逢其盛而已。《读书》创办的时候,我还在干别的。一直等到1980年四五月份的时候,我才加入《读书》杂志。《读书》杂志已经出版了一些时候,我们那个年龄大概都算是“工作需要”吧(笑)。当时,陈原他们一些老人家已经把《读书》办成了,我只不过是接过手来,按照他们的路子走。我并不是很有文化修养,不是很干练。我的长处就是很“听话”,那些老头讲什么,我就做什么。“听话”到什么程度呢?最后是老头不讲,我也知道他大体什么意思了。或者讲一句话,我就知道他大概要说什么了。陈原老喜欢讲外国话,他的外国话大概就几个词,我就知道老头要说什么了,当然老头就很得心应手了。《读书》杂志的创意等,我都没有怎么出力(笑)。

李怀宇 当时的《读书》编辑部,好像一些编辑都不是文科出身,吴彬原来是工人,赵丽雅原来是卡车司机,后来都成了知名文化人,这种风气是怎样的?

沈昌文 当时《读书》奉行一条“干部路线”,这条路线现在当然不能用了,就是要“好人家”出身。所谓“好人家”出身,也不是什么有钱人家。招人的时候,像你们这种年龄的在当年没上过大学,都是经过“*”,上山下乡。所以,我们选择的就是家庭成分比较好的。但是,我们的“家庭成分好”不是毛主席所说的“家庭成分好”,不是“贫下中农”、“工人子弟”,而是要知识分子家庭、文人家庭,这样,很小的时候就认识很多文人。比如吴彬,她刚开始就叫我们叔叔阿姨,因为她是吴祖光的外甥女,在吴祖光家里长大的嘛。比如赵丽雅,她从小跟祖父母长大的,受了熏陶以后,能够写一手好的毛笔字。写信写得很好,写信的语言都不是工农兵语言,而是地道的知识分子语言,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地道的“腐朽”的知识分子语言。这个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很受用,我也很受用。她给金克木教授、张中行先生写信,特别是张老,觉得很难有一个编辑能够这样给他写信。当时也招了一些有高学历的,反而在编辑工作上没有成就。这是当年《读书》一个应该说是很成功的地方,今天当然用不到了。

李怀宇 这些人国学的功底深,西学方面有没有这样的人才?

沈昌文 西学方面没有找到人,主要依靠外边的,冯亦代、董鼎山这些西学的专家。当时的大知识分子也没有什么事情,他们也总来我们《读书》杂志看看、聊天,他们也很需要那种氛围交流,大家谈得来。

李怀宇 这种风气很重要,梁思成、林徽因的客厅、“二流堂”、王世襄的芳嘉园小院、黄永玉的万荷堂都是这样。大家不是同一个专业,在一起交流,有一种大的文化观念。

沈昌文 重要的是,要有思想要交流,我们就是不断地搜集研究这些事情,然后才想出一个题目来。所以,到现在我还欣赏,文化工作思想上要有一个这样的观念,要尽量吃饭、尽量可以说坏话,然后用不用稿子就是你的事情。这样,就比较容易成功,容易在圈子里树立影响。比如金克木教授,那都是几十年不说话的知识分子,到了这个氛围里就说话,他说起话来简直是不得了,聪明到什么程度啊,都握手说再见了,他还要说十五分钟,至少十五分钟。因为他的聪明用不完啊,肚子里东西太多,憋了很久。所以,跟知识分子特别是老知识分子打交道,必须采用这种松散的方式。


李怀宇 现在文化界多是同专业的人在一起,很少不同专业的人在一起,吃饭啊、聊天啊。这一辈人好像越来越没有这种观念了。

沈昌文 这个我倒是觉得遗憾,我觉得特别是做出版的,更不能专业分工。要善与人同,要跟各种各样的人交往,而且自己要甘心处于为人服务的状态。比如听大家讲话,谁说了一本什么书,我明天就要想办法找到这本书,跟他说去。赵丽雅最有这个本领了。这样子,完全不考虑目前的功利,都是为了长远的教化。对于出版来说,我还是相信,编辑要跟作者有一个长远的交往、文化上的认同,中外都是一样的。我在这一方面比较薄弱,不如赵丽雅他们,但是我也很努力,尤其是现在。比如明天我要跟一个作者吃饭了,我马上查Google,网上去查查他最近的想法,这样谈话才有共同点,拍马屁也能拍到点子上啊(大笑)。我要说出,最近李先生有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我又如何看法。我可以全部同意,也可以部分同意,这样才能谈得起来。所以现在比过去好多了,有Google、有百度了。过去没有,但是也必须要了解。

1954年,一位出版老前辈曾彦修,是你们广东来的大领导,他曾当过南方日报社社长,我是他的秘书,他教我们“以文会友”,我一直受用,做编辑就要“以文会友”。你肚子里没文,作者就觉得跟你没有意思。你送他什么他都不高兴,就不如送他一本书,他真的想看到的一本书,但是买不到,十几块钱比你送他一个花篮甚至别的好多了。文化人啊,都不计较这些事情,要在文化上有认同。1957年以前,那些老前辈在一起聊天,聊的都是“以文会友”、“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作家是衣食父母”、“拿来主义”这些话头,聊到的作家学者都是陈寅恪、陈登原、陈达、张荫麟、陈岱孙、吴文藻这些人。这些话头,我天天耳濡目染。可惜到了1957年话头都给打断。二十多年过去,基本上还是这么些人,又借着《读书》杂志把话头接上了。

李怀宇 从1957年到1976年大概二十年的时间,知识分子没有太多的园地去表达自己对文化的见解。改革开放了,正好有《读书》这样一份杂志,有这样一帮志同道合的人,有这样一个氛围。你是如何理解当时的文化背景的?

沈昌文 从新文化运动以后,知识分子都需要有自己的园地,我们就应该给他们自然地提供一些园地……我当时也是适逢其盛。我经常跟编辑还有你们这样的年轻人说,我比你们幸福多了。你们现在苦恼的是,你们有一些开放的做法受到限制。我们在80年代做编辑,经常是上边跟我们说:“你们开放得还不够。”(大笑)这就应该感谢*和*同志。*同志管我们最多,常常批评我们不够开放,我想你也应该很高兴挨这种批评吧(大笑)。以前有这种批评,现在是没有了。我赶上了好时候。改革开放应该就是这么过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啊。按说我的专长,我在编辑部多年负责的是*主义史,我特别研究苏共的*主义史,我当然是斯大林主义者了,不是任何异端思想。但是,真正让我转过来,还是改革开放的大形势。

李怀宇 那些老先生都经过五四新文化的洗礼,都知道什么是科学*。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五四的文化气氛在1979年又回来了,那些老先生经历了那么多风雨以后,把那种风气带到《读书》这里来了?

沈昌文 是的,那些老先生我印象非常深刻。比如吴祖光先生和金克木先生他们风格就不一样,但思想是一样的,姿态不同,思想还是五四的。

李怀宇 当时《读书》杂志汇集了各种流派不同的意见,而不是办成小圈子内的同人杂志,你又是如何把握其中的度呢?

沈昌文 那些老先生非常注重各种流派的交流,不同的言论可以在一个杂志里进行讨论。我在《读书》杂志里边有一件事情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远在一个穷乡僻壤的中学老师,看了我的文章给我反映,我觉得他的反映真好。所以,我对每一期的读者来信都非常注重,我上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看读者来信,看看读者有什么反响。这些读者中可能有的是甘肃某一个县的中学老师,而我在北京的大机关里,以前根本不会在意他们。但是后来看了他们的来信,发现他们的思路跟我们很合拍,大家容易取得共识。这样的来信我还保存很多很多,有时间的话,我还想重新整理,现在没有时间。


沈昌文主持《读书》杂志,按他的说法是“出于无能”:“好在编辑部里边实际办事的人包括我在内都是‘小文化人’,胸无成竹,事无定见,学无定说,不受一宗一派拘束,更无一恩一怨羁绊,因而接受大文化人的种种指教窒碍甚少,关系容易融洽。我以后常说,我们的这种方式,可称‘谈情说爱’,办法是同各色各样的作者、读者交流思想感情,目的是从他们那里汲取知识资源。而所有这些,说得难听,实际上还是一种对知识资源的‘贪污盗窃’,只不过彼此都心甘情愿而已。”(《阁楼人语》自述)抱着开放的心态,《读书》注意介绍海外、港台的文化现象和思想。同时,沈昌文善于将《读书》杂志的资源转化为三联书店的出版资源。

李怀宇 你有时间的话,把跟这些人的交往再写一本书,不要只出一本《阁楼人语》哪。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很多搞外文翻译的,把外国的思想介绍到《读书》杂志里。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沈昌文 外来的东西开头真正得益于冯亦代先生。冯亦代先生是真正的外国通,他了解美国,写过很多东西,他本身也有很多研究。并且,他善于启发别人来做这些事情。更主要的是,他给我介绍朋友,于是就开了很多专栏。后来,朋友约得多了,一直影响到我们的图书。举个例子,比如《第三次浪潮》,我跟韩素音一起吃饭,我一点没有想起来要跟韩素音谈书。我就问韩女士:“我马上要到美国去访问了,你说我穿什么衣服好啊?”韩素音当然指点我,说:“你注意,第一要衬衫,第二要皮鞋。你不要以为披在外边的衣服要像样子,但是美国人最看重的不是这个,而是你的衬衫和皮鞋,这是身份的标志。”就在那次吃饭,她跟我讲了,美国出了一本书叫《第三次浪潮》,出版以后很有影响,大家都惊讶了。我们决心由此突破,大力引进新思潮。

从《第三次浪潮》开始是美国新思潮。后来,我接受了一个思想,这个思想现在对出版界还是有用:就是我们要研究这个新思潮的来源。因为,中国目前还处于很多新思潮的前身阶段,更别说十几年前。所以,我们中国的问题跟那个比起来,我们觉得太远不可及了。像现在考虑新左派的观点一样,我对新左派观点也很佩服了,但那是在美国,资本主义发达了,自由主义变成一个普遍观念了。任何一个观念都有错误的地方,如果社会上普遍自由主义观念占统治地位了,新左派思潮应该说是很有作用的。这个观点也是在很多老人家的启发下,我才开始做。一开始是房龙,房龙一下子轰动了,一本《宽容》出来,一印便是十五万册。现在很遗憾,三联不印房龙的书了,都给其他地方印了。我记得《宽容》有十个译本,他讲的都是资本主义中期的事情,对中国特别有用。可能在美国已经不需要讲“宽容”了,如果讲“不宽容”反而可能还能引起注意。对于中国,尤其是当年,特别有用。

李怀宇 你们那时候已经想到,三联书店可以借助《读书》杂志这个平台发展出版事业了?

沈昌文 对。主要是跟《读书》杂志连在一起,就是这些人,这些作者就是《读书》的作者。所以我现在还是主张,出版社要办杂志,通过杂志了解思想界的脉搏,最主要是知道脉搏,很多事情就可以做。当然,要有上面掌权的一个集团,这个集团要把上面的精神跟各方面的思想协调好。然后出书,我们很堕落的思想是,看了我的书以后怕产生很激烈的冲突,怕产生很危险的思想。就让他去产生吧,你不要介入,你介入就很麻烦。我为了保全我的帽子,为了保全我的看法,这是我当时的“反革命策略”(笑)。

我经常告诉我们的编辑,最后的结论你不要下,我们只提供一个历史的背景,告诉你历史的经验。因为在中国编刊有一个好处,中国发展得比较慢,历史经验太多了。而且我发觉,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做的事情都是各国做过的,很少有没有做过的。一直到现在,传统思想、国学等,尽管外国没有国学,没有这么严重,但是房地产,你去查外国的历史,都是外国做过的,还有城市改造、环境等问题,我们要吸取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出版界就是要提供一种氛围,提供一种材料。可以作结论的作结论,但是尽可能不要作结论。因为你要相信,别人比你聪明,读者比你聪明。我们做编辑的可以不怎么介入,要介入也不要介入。人生的乐趣也在于此,太介入就太烦恼了(大笑)。


李怀宇 现在回过头来看,像五四时期《新青年》这样的杂志,它也是有一批作者提出有影响的思想,而且这些思想不是相同的,多元化的思想同时也带动了出版事业,所以才形成了繁荣的文化现象。在这个氛围里,你做的哪些书是值得回忆的?

沈昌文 特别有一个类别,像《美国读本》。因为要了解美国经验,大家说了很多美国的东西,但是我后来发现很多人没有看过《独立宣言》。所以,我们专门编了《美国读本》。那么我现在喜欢讲的一个故事跟木子美有点关系。因为我很早就注意到了,性解放是思想解放的一个前奏,是一个很重要的来源。许多革命前辈思想解放,他们的一个原因很可能是婚姻不自由。这是我翻看三联书店编辑的许多革命前辈事迹的目录知道的,夏衍很早就翻译了《妇女与社会主义》这些书。所以我就比较关注这个事情,因此我做了一本很得意的书,就是《情爱论》,俄文的。我一看到这本俄文书就大为惊讶,因为我很早就想出这方面的书,但是找不到一个理由。这本书提出一个观点,正是*唯物主义才强调*。如果*的问题上,只讲感情,就是唯心主义的,对不对?所以*主义不排斥*,我觉得这个观点新颖极了,并且用*主义的语言讲,我这里好通过。一出版几年就印了一百二十万啊。这本书是我觉得很高兴的。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又作了一些有关的书,蔼理士的《性心理学》,潘光旦的译本。潘先生我过去认识,他是上海人,跟我很谈得来。还有其他一些有关的书。所以木子美现象一出来,我当时就跟很多人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你是不是去做木子美是一回事,但是从思想情况来说,思想解放到一定程度,就要解放到这个层次。

我是研究*主义史的,我讲一个列宁的例子。柯伦泰夫人是列宁培养出来的,十月革命以后的*长,当时不叫“*长”,提法是“教育人民委员”,她在性的问题上非常开放。她提出一个主义列宁非常反对,中文翻译为“杯水主义”。她认为,女性要解决性要求,按照*主义的观点就像喝一杯水那么简单。柯伦泰夫人年轻时候美貌过人,当年她高兴的时候情人是克里姆林宫的卫队长,他们两个人高兴了就去外地“喝一个礼拜的水”。回来以后,俄共中央委员会要处理,有人当时提出来要枪毙,报告给列宁,列宁说枪毙太轻,要给他们两个更重的处分,就是立即结婚(大笑)。所以这种问题,必须很好地处理。如果采取特别处理,就不好。因为当时俄国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偶然情况,人们思想解放,什么都可以解放。为什么说老爷们的东西是解放的,但是姑娘们的东西就不能解放呢?所以,必须进行讨论。我比较赞成李银河的意见。后来我就退休了,但是我在的时候已经注意到了,出了不少书。

李怀宇 在港台方面,罗孚先生当时介绍了一批香港的作家,像《你一定要看董桥》就非常有影响,后来又有作者介绍台湾的东西,这种东西当时你怎么看?

沈昌文 开阔了眼界,主要是香港。8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又跟台湾的关系比较密切了。原因也很简单,三联书店成立了,可是国内的出版界有分工,比如,文学出版社可以出文学书,中华书局可以出古典书,三联就没有分工。我当时就用了一句列宁的话,列宁在《帝国主义论》里面说:殖民地已经分割完了。那就逼着我非要跟其他出版社“打仗”,我也要抢着出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要抢,一方面要开辟新领域。这个新领域根据《读书》杂志的经验就是港台,于是我们就很成功。后来,我们就更成功了,我把我的副总经理董秀玉派到香港,做香港三联书店的经理。这样,我们就把蔡志忠漫画垄断了,全部由我们出版,并且将他的版税存到三联书店,用他的版税买了房子,给三联书店做职工宿舍。蔡先生觉得很好,也很支持我们。所以,三联书店内部叫我“卖蔡”的总经理,说我“卖蔡”起家。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缺乏过去的国学基础,我后来很奇怪,“蔡志忠热”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很多人通过蔡志忠来进行国学的启蒙。一方面我觉得高兴,一方面我也觉得很可悲。中国的读者啊!好多年轻人,跟他说起《论语》、《庄子》、《孙子兵法》,都是蔡志忠漫画。


李怀宇 据说许多海外华人还让子女读金庸的武侠小说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金庸的武侠小说签给三联书店是怎么回事?

沈昌文 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始时是我联系,后来已经不是我当家了。金庸是罗孚先生介绍的,他们是好朋友。1989年,我到香港,老罗给我郑重介绍,金庸很重视我,谈了很多条件。可是那一年国内多事,我忙于这里的事情,也就搁置了金庸的事情。后来等我退下来,董秀玉主持工作的时候,又重新跟金庸提过去的事情。所以,金庸的收入不在我任内,我任内是“卖蔡”。

李怀宇 蔡志忠与金庸两个人都研究佛学,不过金钱观不太一样,蔡把钱看得轻,金则看得重。

沈昌文 那的确是。后来董秀玉出现了很大的困难,所以才有金庸的武侠小说版权给了广州出版社。

1994年,沈昌文、吴彬、赵丽雅、陆灏协助辽宁教育出版社策划了《书趣文丛》,署名“总策划:脉望”。“《书趣文丛》的面世,确实在读书界引起一些波澜,一方面使‘书话’类图书走俏,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人们关于‘读书方式、方法、目的’的种种思考。同时,我们也经常听到询问:‘脉望是谁?’上面已经说过,它是几位爱书的人;但是知情者还是说,脉望的那双大眼睛颇有些像戴着一副大眼镜的沈昌文先生!”1996年的一天,在上海一间咖啡馆里,沈昌文、陆灏、陈子善和辽宁教育出版社老总俞晓群聚会。陈子善从书包中取出厚厚的几本旧杂志,那是40年代的老《万象》。老辈们都说它好看,时常怀念不已;小辈们也说它不得了,因为这其中有那么多如雷贯耳的名字:陈蝶衣、平襟亚、柯灵、傅雷、郑逸梅、张恨水、*吾、张爱玲。沈昌文说,我们何不承继前贤,老店新张?于是,便有了后来的《万象》杂志。(俞晓群:《人书情未了》)

李怀宇 你从《读书》退下来以后,《万象》是怎么一回事?

沈昌文 《万象》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我在编《读书》的时候,一直对《读书》有一个想法。《读书》当时老前辈定的是思想性的刊物,特别强调思想性。因为当年也是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之下,而且陈翰伯、陈原都是非常有思想的。那么,我的兴趣不在思想性,而在趣味性。我想做趣味性的,而又比较能登堂入室的趣味性。上海有两种趣味性,我十三岁在上海做学徒,就是在柜台上看小报长大的。小报看看没有味道,我才开始注意柯灵先生主编的老《万象》,那个时候已经停刊了,但是在马路上还可以买到旧的刊物。特别是我老板的弟弟去世,留下来不少好的《万象》。我经常看,是店里唯一喜欢这种东西的人。

退休以后,没有事情了,我跟柯灵又比较熟,老去拜访他。于是谈起《万象》,想复办。当年,我记得李欧梵谈过,他特别赞成,他熟悉上海文坛,特别赞成恢复,我就把他请来当顾问。当时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俞晓群给予财政上的支持。恢复了以后,我就没有管,完全是陆灏在管。

李怀宇 陆灏编的时候,几乎每期《万象》我都看。《读书》大概一年买一期。

沈昌文 那简直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小资(笑)。

李怀宇 我觉得《万象》还不是小资,是遗老遗少(沈昌文大笑)。《万象》有一个特点,看起来很多东西都是老的,但是写的人受过西学的教育,懂得西方那一套,因此写出来的文章中西结合得很好,有趣味性。

沈昌文 对于这一条,我总是奉劝。你是从广东来的,我特别可以说说。中国要特别注意海外的东西。大陆的发展比西方落后,包括比台湾也落后。我做出版的,我很清楚,台湾出版走过的路子,我们现在正在走。这几十年,没有人比我清楚啊,我每天看台湾报纸,每天研究台湾文化状况。他们走过的路子,我们不可避免地一定要走。所以,海外的作者经常有一些思路值得我们借鉴,并且海外的学术机构也没有像我们这样多,写纯学术、看不懂的文章是没出路的,他们比较讲究可读性。这是陈原跟我说的,一千次都有了,总是问我有没有做到readable。如果没有做到,他觉得简直很难,思想不可能流传。


李怀宇 《书趣文丛》也是引进了很多海外的作者的书。

沈昌文 对。都是《读书》的资源,吴彬掌握了大量的资源,所以我觉得一份杂志的资源非常重要。我现在有时候还是跟三联书店建议,应该重视这些资源。最好编辑部高层能够合在一起。这样,联系作者、编书都很容易。

李怀宇 《书趣文丛》总策划“脉望”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沈昌文 是陆灏提议叫“脉望”。赵丽雅、吴彬、陆灏等,我当时算是他们的头头。离开《读书》以后,我又把他们老朋友集起来,当时主要吴彬做得多一点。后来,赵丽雅倾向于研究、做学问。

李怀宇 怎么跟俞晓*往的?

沈昌文 俞晓群原来是赵丽雅、吴彬的朋友,是《读书》的广告客户。俞晓群负责辽宁教育出版社,他们认识后给我介绍。我认识俞晓群的时候,已经退休了。他在《人书情未了》后,最近要出一本书,写作很勤。

李怀宇 我听到一个传闻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说俞晓群不是给你付工资,是给你报销那些差旅费?

沈昌文 是,我不拿工资。我就是所谓的二十个字的最后四个字:“坐以待币。”我把单据寄出去,坐着等人民币。我在外头开支也很大。我这二十个字就是:“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这二十个字,字面上都是不应该提倡的,要另作解释:“吃喝玩乐”是老要请作者吃饭,老要研究如何请才能讨得作者的欢心。“谈情说爱”是编辑跟作者要有感情,要有爱,建立很好的关系。这样,就能从作者身上“贪污盗窃”到他的最新研究成果,挖掘他们的无形资产。“出卖情报”是我老想着把自己掌握的“情报”利用起来,“出卖”给一些同行们,也因此满足了我“吃喝玩乐”的习性。“坐以待币”就是我不能赔钱帮闲,让我帮过的单位给我报销“吃喝玩乐”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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