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天看台湾报纸，每天研究台湾文化状况。他们走过的路子，我们不可避免地一定要走。所以，海外的作者经常有一些思路值得我们借鉴，并且海外的学术机构也没有像我们这样多，写纯学术、看不懂的文章是没出路的，他们比较讲究可读性。这是陈原跟我说的，一千次都有了，总是问我有没有做到readable。如果没有做到，他觉得简直很难，思想不可能流传。 见沈昌文前，和北京文化界的几位朋友在三联书店后面的一个饭馆餐叙，话题上半场的热点是“超女”，下半场的主角是“沈公”。“沈公”是文化界后辈对沈昌文的尊称。提起沈公，他的阁楼，他的旧单车，他的红烧肉，他脖子上挂的U盘，他“不是在饭馆里，就是在去饭馆的路上”，种种传说如数家珍，大家强烈要求我当面一一求证。 和沈公见面是在三联书店的咖啡厅。乍见他脖子上挂着一根绳子，也不好问是不是U盘。先问旧单车，他说：“我最近生了一场病，家里不准我骑车了。我太太和女儿都是医生，所以我家里医生比病人多。” 再问他住的阁楼，话就开始多起来。“这都是形象的说法，不是具体的真正阁楼。当然我现在住的也是小楼，因为我书多，我们两口子住三间一套，还有两间一套给我大女儿，我小女儿在美国。我对上海阁楼的印象很深，原因不是我住过阁楼，而是我想住阁楼，住不到。我在上海的时候属于最底层，住的是街上的临时建筑。小时候最大的乐趣是，我一边做数学，一边偷懒的话，从板缝里就可以看到马路上的汽车经过。可是以后我跟上海的文化人有接触，知道阁楼。”一提起上海，不免从旧社会说起了。“我在上海做了六年的学徒，一边还上学念书。后来交代历史的时候，我交代我已经上了十四个学校，5点钟就开始上学，我每天上三个学校，念《古文观止》，念无线电。我会收话报，当时人家给我介绍一份工作，幸好我没有去，据说是‘中统’。我想去航空公司，但是我英语不好，1948年，我就开始学外语，俄语、世界语、法语、德语都学过一些。因为我穷困潦倒，我念书的学费是靠跟资本家造假账得来的，参加革命以后我都交代了。我们当时很拥护共产党，我的服务对象就有不少地下党员。解放后，三联书店在上海招考，我就去投考了。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说我是工人，非常乐意去。我觉得我是工人，三联书店一定愿意让我去。结果，人家给我回信说要的是大学生。所以，我这一次‘投机’没有投到。再后来人民出版社在上海招考，我这一次就变成大学生了，因为我在市内的新闻专科学校读书。上海人都是很滑头的，我自己刻了一个图章‘学习报’，说“介绍本报记者沈昌文前来应考’。我考得也不错，就到北京来了。当年三联书店没有录用我，多年以后我当了三联书店的总经理。” 又问当年在编辑部里煮红烧肉的事，他乐了：“当时《读书》杂志和三联书店都非常穷，就用电饭锅烧一锅红烧肉请兄弟姐妹吃。我喜欢做饭，一直到现在。我们家里有重要客人的时候，我太太就打电话给我，要我做饭。家常便饭就是我太太做，我太太是北京人，擅长包饺子，不会做菜。我是穷人出身，从十三岁我就做学徒了，当做饭的人的下手，所以会做饭。王世襄做饭不得了，我后来跟他学了不少。他告诉我一条经验就是，做饭必须自己买菜，必须要早晨菜市场刚开的时候，就去挑最新鲜的菜。挑回来以后，自己洗、切，然后下锅炒，这样才能做出像样的菜来。我当时在人民出版社工作，他当时住在芳嘉园里，我早晨陪他去买菜，他骑一个自行车出来，带一个菜篓。王世襄做菜是‘大家’了，但是有一道手艺我实在是学不会的。王世襄做菜经常买两斤，只挑其中最好的半斤用。那我不行，我小家子，我最多是买两斤菜扔掉半斤烂的。” 对“不是在饭馆里，就是在去饭馆的路上”这个说法，他更有得说了：“大多跟我有联系的作家都‘好吃’。不‘好吃’的，我们就慢慢引诱他，让他‘好吃’。所谓不‘好吃’，不是他不爱吃，是因为饮食习惯。我的老长官陈原先生是广东人，老家口味重。有一次我陪他到沈阳去，辽宁教育出版社请他吃饭，他就告诉我，那才是老派广东菜，他对港派的广东菜一点也看不起。有一次，我办得不是很妥当，我请王蒙吃大闸蟹。我发觉，王蒙平时很爱吃，但是一吃大闸蟹，他速度特别快。我们上海人就意识到了，大闸蟹吃得快的话就是他不能欣赏其中的奥妙。我一想，他是北方人，我怎么请他吃大闸蟹呢？南方人吃大闸蟹的时候，特别是女士，要把大闸蟹里边每一个细微的地方都‘考察’到啊。”
1979年的一天，几个读书人聚在陈原的病房里商量办一份杂志。大家觉得噩梦醒过来之后该有一个园地，让读书人抒发他们的情怀，不是个人的恩怨，而是呼唤被压抑或被歪曲了的良心。这个园地，便是一份讲真话不讲官话的杂志。陈原曾撰文回忆当时众人的共识，那就是：“开垦一个破除迷信，破除偶像崇拜，有着‘独立之人格’和‘自由之思想’的园地。不讲大话、空话、套话、废话，不崇尚豪言壮语，不夸夸其谈，不随风倒，也不凑热闹，保持冷静客观头脑，独立思考。不把自己装扮成为人师表那样道貌岸然，自然、朴素、平等，完全可以发表不同意见，但是杜绝棍子！”（陈原：《界外人语》）这一年的4月，“以读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杂志”《读书》创刊。陈翰伯、陈原、范用、冯亦代、史枚、倪子明、丁聪等历经沧桑的文化老人，为这份杂志重新焕发出青春的激情。一年后，沈昌文进入《读书》编辑部。 李怀宇 现在谈到80年代读书和思想界的历史，少不了要谈《读书》这本杂志。许多人都会说，你编的时候是最好看的。 沈昌文 《读书》是这样的，我是躬逢其盛而已。《读书》创办的时候，我还在干别的。一直等到1980年四五月份的时候，我才加入《读书》杂志。《读书》杂志已经出版了一些时候，我们那个年龄大概都算是“工作需要”吧（笑）。当时，陈原他们一些老人家已经把《读书》办成了，我只不过是接过手来，按照他们的路子走。我并不是很有文化修养，不是很干练。我的长处就是很“听话”，那些老头讲什么，我就做什么。“听话”到什么程度呢？最后是老头不讲，我也知道他大体什么意思了。或者讲一句话，我就知道他大概要说什么了。陈原老喜欢讲外国话，他的外国话大概就几个词，我就知道老头要说什么了，当然老头就很得心应手了。《读书》杂志的创意等，我都没有怎么出力（笑）。 李怀宇 当时的《读书》编辑部，好像一些编辑都不是文科出身，吴彬原来是工人，赵丽雅原来是卡车司机，后来都成了知名文化人，这种风气是怎样的？ 沈昌文 当时《读书》奉行一条“干部路线”，这条路线现在当然不能用了，就是要“好人家”出身。所谓“好人家”出身，也不是什么有钱人家。招人的时候，像你们这种年龄的在当年没上过大学，都是经过“*”，上山下乡。所以，我们选择的就是家庭成分比较好的。但是，我们的“家庭成分好”不是毛主席所说的“家庭成分好”，不是“贫下中农”、“工人子弟”，而是要知识分子家庭、文人家庭，这样，很小的时候就认识很多文人。比如吴彬，她刚开始就叫我们叔叔阿姨，因为她是吴祖光的外甥女，在吴祖光家里长大的嘛。比如赵丽雅，她从小跟祖父母长大的，受了熏陶以后，能够写一手好的毛笔字。写信写得很好，写信的语言都不是工农兵语言，而是地道的知识分子语言，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地道的“腐朽”的知识分子语言。这个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很受用，我也很受用。她给金克木教授、张中行先生写信，特别是张老，觉得很难有一个编辑能够这样给他写信。当时也招了一些有高学历的，反而在编辑工作上没有成就。这是当年《读书》一个应该说是很成功的地方，今天当然用不到了。 李怀宇 这些人国学的功底深，西学方面有没有这样的人才？ 沈昌文 西学方面没有找到人，主要依靠外边的，冯亦代、董鼎山这些西学的专家。当时的大知识分子也没有什么事情，他们也总来我们《读书》杂志看看、聊天，他们也很需要那种氛围交流，大家谈得来。 李怀宇 这种风气很重要，梁思成、林徽因的客厅、“二流堂”、王世襄的芳嘉园小院、黄永玉的万荷堂都是这样。大家不是同一个专业，在一起交流，有一种大的文化观念。 沈昌文 重要的是，要有思想要交流，我们就是不断地搜集研究这些事情，然后才想出一个题目来。所以，到现在我还欣赏，文化工作思想上要有一个这样的观念，要尽量吃饭、尽量可以说坏话，然后用不用稿子就是你的事情。这样，就比较容易成功，容易在圈子里树立影响。比如金克木教授，那都是几十年不说话的知识分子，到了这个氛围里就说话，他说起话来简直是不得了，聪明到什么程度啊，都握手说再见了，他还要说十五分钟，至少十五分钟。因为他的聪明用不完啊，肚子里东西太多，憋了很久。所以，跟知识分子特别是老知识分子打交道，必须采用这种松散的方式。
李怀宇 现在文化界多是同专业的人在一起，很少不同专业的人在一起，吃饭啊、聊天啊。这一辈人好像越来越没有这种观念了。 沈昌文 这个我倒是觉得遗憾，我觉得特别是做出版的，更不能专业分工。要善与人同，要跟各种各样的人交往，而且自己要甘心处于为人服务的状态。比如听大家讲话，谁说了一本什么书，我明天就要想办法找到这本书，跟他说去。赵丽雅最有这个本领了。这样子，完全不考虑目前的功利，都是为了长远的教化。对于出版来说，我还是相信，编辑要跟作者有一个长远的交往、文化上的认同，中外都是一样的。我在这一方面比较薄弱，不如赵丽雅他们，但是我也很努力，尤其是现在。比如明天我要跟一个作者吃饭了，我马上查Google，网上去查查他最近的想法，这样谈话才有共同点，拍马屁也能拍到点子上啊（大笑）。我要说出，最近李先生有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我又如何看法。我可以全部同意，也可以部分同意，这样才能谈得起来。所以现在比过去好多了，有Google、有百度了。过去没有，但是也必须要了解。 1954年，一位出版老前辈曾彦修，是你们广东来的大领导，他曾当过南方日报社社长，我是他的秘书，他教我们“以文会友”，我一直受用，做编辑就要“以文会友”。你肚子里没文，作者就觉得跟你没有意思。你送他什么他都不高兴，就不如送他一本书，他真的想看到的一本书，但是买不到，十几块钱比你送他一个花篮甚至别的好多了。文化人啊，都不计较这些事情，要在文化上有认同。1957年以前，那些老前辈在一起聊天，聊的都是“以文会友”、“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作家是衣食父母”、“拿来主义”这些话头，聊到的作家学者都是陈寅恪、陈登原、陈达、张荫麟、陈岱孙、吴文藻这些人。这些话头，我天天耳濡目染。可惜到了1957年话头都给打断。二十多年过去，基本上还是这么些人，又借着《读书》杂志把话头接上了。 李怀宇 从1957年到1976年大概二十年的时间，知识分子没有太多的园地去表达自己对文化的见解。改革开放了，正好有《读书》这样一份杂志，有这样一帮志同道合的人，有这样一个氛围。你是如何理解当时的文化背景的？ 沈昌文 从新文化运动以后，知识分子都需要有自己的园地，我们就应该给他们自然地提供一些园地……我当时也是适逢其盛。我经常跟编辑还有你们这样的年轻人说，我比你们幸福多了。你们现在苦恼的是，你们有一些开放的做法受到限制。我们在80年代做编辑，经常是上边跟我们说：“你们开放得还不够。”（大笑）这就应该感谢*和*同志。*同志管我们最多，常常批评我们不够开放，我想你也应该很高兴挨这种批评吧（大笑）。以前有这种批评，现在是没有了。我赶上了好时候。改革开放应该就是这么过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啊。按说我的专长，我在编辑部多年负责的是*主义史，我特别研究苏共的*主义史，我当然是斯大林主义者了，不是任何异端思想。但是，真正让我转过来，还是改革开放的大形势。 李怀宇 那些老先生都经过五四新文化的洗礼，都知道什么是科学*。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五四的文化气氛在1979年又回来了，那些老先生经历了那么多风雨以后，把那种风气带到《读书》这里来了？ 沈昌文 是的，那些老先生我印象非常深刻。比如吴祖光先生和金克木先生他们风格就不一样，但思想是一样的,姿态不同，思想还是五四的。 李怀宇 当时《读书》杂志汇集了各种流派不同的意见，而不是办成小圈子内的同人杂志，你又是如何把握其中的度呢？ 沈昌文 那些老先生非常注重各种流派的交流，不同的言论可以在一个杂志里进行讨论。我在《读书》杂志里边有一件事情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远在一个穷乡僻壤的中学老师，看了我的文章给我反映，我觉得他的反映真好。所以，我对每一期的读者来信都非常注重，我上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看读者来信，看看读者有什么反响。这些读者中可能有的是甘肃某一个县的中学老师，而我在北京的大机关里，以前根本不会在意他们。但是后来看了他们的来信，发现他们的思路跟我们很合拍，大家容易取得共识。这样的来信我还保存很多很多，有时间的话，我还想重新整理，现在没有时间。
沈昌文主持《读书》杂志，按他的说法是“出于无能”:“好在编辑部里边实际办事的人包括我在内都是‘小文化人’，胸无成竹，事无定见，学无定说，不受一宗一派拘束，更无一恩一怨羁绊，因而接受大文化人的种种指教窒碍甚少，关系容易融洽。我以后常说，我们的这种方式，可称‘谈情说爱’，办法是同各色各样的作者、读者交流思想感情，目的是从他们那里汲取知识资源。而所有这些，说得难听，实际上还是一种对知识资源的‘贪污盗窃’，只不过彼此都心甘情愿而已。”（《阁楼人语》自述）抱着开放的心态，《读书》注意介绍海外、港台的文化现象和思想。同时，沈昌文善于将《读书》杂志的资源转化为三联书店的出版资源。 李怀宇 你有时间的话，把跟这些人的交往再写一本书，不要只出一本《阁楼人语》哪。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很多搞外文翻译的，把外国的思想介绍到《读书》杂志里。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沈昌文 外来的东西开头真正得益于冯亦代先生。冯亦代先生是真正的外国通，他了解美国，写过很多东西，他本身也有很多研究。并且，他善于启发别人来做这些事情。更主要的是，他给我介绍朋友，于是就开了很多专栏。后来，朋友约得多了，一直影响到我们的图书。举个例子，比如《第三次浪潮》，我跟韩素音一起吃饭，我一点没有想起来要跟韩素音谈书。我就问韩女士：“我马上要到美国去访问了，你说我穿什么衣服好啊？”韩素音当然指点我，说：“你注意，第一要衬衫，第二要皮鞋。你不要以为披在外边的衣服要像样子，但是美国人最看重的不是这个，而是你的衬衫和皮鞋，这是身份的标志。”就在那次吃饭，她跟我讲了，美国出了一本书叫《第三次浪潮》，出版以后很有影响，大家都惊讶了。我们决心由此突破，大力引进新思潮。 从《第三次浪潮》开始是美国新思潮。后来，我接受了一个思想，这个思想现在对出版界还是有用：就是我们要研究这个新思潮的来源。因为，中国目前还处于很多新思潮的前身阶段，更别说十几年前。所以，我们中国的问题跟那个比起来，我们觉得太远不可及了。像现在考虑新左派的观点一样，我对新左派观点也很佩服了，但那是在美国，资本主义发达了，自由主义变成一个普遍观念了。任何一个观念都有错误的地方，如果社会上普遍自由主义观念占统治地位了，新左派思潮应该说是很有作用的。这个观点也是在很多老人家的启发下，我才开始做。一开始是房龙，房龙一下子轰动了，一本《宽容》出来，一印便是十五万册。现在很遗憾，三联不印房龙的书了，都给其他地方印了。我记得《宽容》有十个译本，他讲的都是资本主义中期的事情，对中国特别有用。可能在美国已经不需要讲“宽容”了，如果讲“不宽容”反而可能还能引起注意。对于中国，尤其是当年，特别有用。 李怀宇 你们那时候已经想到，三联书店可以借助《读书》杂志这个平台发展出版事业了？ 沈昌文 对。主要是跟《读书》杂志连在一起，就是这些人，这些作者就是《读书》的作者。所以我现在还是主张，出版社要办杂志，通过杂志了解思想界的脉搏，最主要是知道脉搏，很多事情就可以做。当然，要有上面掌权的一个集团，这个集团要把上面的精神跟各方面的思想协调好。然后出书，我们很堕落的思想是，看了我的书以后怕产生很激烈的冲突，怕产生很危险的思想。就让他去产生吧，你不要介入，你介入就很麻烦。我为了保全我的帽子，为了保全我的看法，这是我当时的“反革命策略”（笑）。 我经常告诉我们的编辑，最后的结论你不要下，我们只提供一个历史的背景，告诉你历史的经验。因为在中国编刊有一个好处，中国发展得比较慢，历史经验太多了。而且我发觉，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做的事情都是各国做过的，很少有没有做过的。一直到现在，传统思想、国学等，尽管外国没有国学，没有这么严重，但是房地产，你去查外国的历史，都是外国做过的，还有城市改造、环境等问题，我们要吸取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出版界就是要提供一种氛围，提供一种材料。可以作结论的作结论，但是尽可能不要作结论。因为你要相信，别人比你聪明，读者比你聪明。我们做编辑的可以不怎么介入，要介入也不要介入。人生的乐趣也在于此，太介入就太烦恼了（大笑）。
李怀宇 现在回过头来看，像五四时期《新青年》这样的杂志，它也是有一批作者提出有影响的思想，而且这些思想不是相同的，多元化的思想同时也带动了出版事业，所以才形成了繁荣的文化现象。在这个氛围里，你做的哪些书是值得回忆的？ 沈昌文 特别有一个类别，像《美国读本》。因为要了解美国经验，大家说了很多美国的东西，但是我后来发现很多人没有看过《独立宣言》。所以，我们专门编了《美国读本》。那么我现在喜欢讲的一个故事跟木子美有点关系。因为我很早就注意到了，性解放是思想解放的一个前奏，是一个很重要的来源。许多革命前辈思想解放，他们的一个原因很可能是婚姻不自由。这是我翻看三联书店编辑的许多革命前辈事迹的目录知道的，夏衍很早就翻译了《妇女与社会主义》这些书。所以我就比较关注这个事情，因此我做了一本很得意的书，就是《情爱论》，俄文的。我一看到这本俄文书就大为惊讶，因为我很早就想出这方面的书，但是找不到一个理由。这本书提出一个观点，正是*唯物主义才强调*。如果*的问题上，只讲感情，就是唯心主义的，对不对？所以*主义不排斥*，我觉得这个观点新颖极了，并且用*主义的语言讲，我这里好通过。一出版几年就印了一百二十万啊。这本书是我觉得很高兴的。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又作了一些有关的书，蔼理士的《性心理学》，潘光旦的译本。潘先生我过去认识，他是上海人，跟我很谈得来。还有其他一些有关的书。所以木子美现象一出来，我当时就跟很多人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你是不是去做木子美是一回事，但是从思想情况来说，思想解放到一定程度，就要解放到这个层次。 我是研究*主义史的，我讲一个列宁的例子。柯伦泰夫人是列宁培养出来的，十月革命以后的*长，当时不叫“*长”，提法是“教育人民委员”，她在性的问题上非常开放。她提出一个主义列宁非常反对，中文翻译为“杯水主义”。她认为，女性要解决性要求，按照*主义的观点就像喝一杯水那么简单。柯伦泰夫人年轻时候美貌过人，当年她高兴的时候情人是克里姆林宫的卫队长，他们两个人高兴了就去外地“喝一个礼拜的水”。回来以后，俄共中央委员会要处理，有人当时提出来要枪毙，报告给列宁，列宁说枪毙太轻，要给他们两个更重的处分，就是立即结婚（大笑）。所以这种问题，必须很好地处理。如果采取特别处理，就不好。因为当时俄国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偶然情况，人们思想解放，什么都可以解放。为什么说老爷们的东西是解放的，但是姑娘们的东西就不能解放呢？所以，必须进行讨论。我比较赞成李银河的意见。后来我就退休了，但是我在的时候已经注意到了，出了不少书。 李怀宇 在港台方面，罗孚先生当时介绍了一批香港的作家，像《你一定要看董桥》就非常有影响，后来又有作者介绍台湾的东西，这种东西当时你怎么看？ 沈昌文 开阔了眼界，主要是香港。8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又跟台湾的关系比较密切了。原因也很简单，三联书店成立了，可是国内的出版界有分工，比如，文学出版社可以出文学书，中华书局可以出古典书，三联就没有分工。我当时就用了一句列宁的话，列宁在《帝国主义论》里面说：殖民地已经分割完了。那就逼着我非要跟其他出版社“打仗”，我也要抢着出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要抢，一方面要开辟新领域。这个新领域根据《读书》杂志的经验就是港台，于是我们就很成功。后来，我们就更成功了，我把我的副总经理董秀玉派到香港，做香港三联书店的经理。这样，我们就把蔡志忠漫画垄断了，全部由我们出版，并且将他的版税存到三联书店，用他的版税买了房子，给三联书店做职工宿舍。蔡先生觉得很好，也很支持我们。所以，三联书店内部叫我“卖蔡”的总经理，说我“卖蔡”起家。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缺乏过去的国学基础，我后来很奇怪，“蔡志忠热”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很多人通过蔡志忠来进行国学的启蒙。一方面我觉得高兴，一方面我也觉得很可悲。中国的读者啊！好多年轻人，跟他说起《论语》、《庄子》、《孙子兵法》，都是蔡志忠漫画。
李怀宇 据说许多海外华人还让子女读金庸的武侠小说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金庸的武侠小说签给三联书店是怎么回事？ 沈昌文 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始时是我联系，后来已经不是我当家了。金庸是罗孚先生介绍的，他们是好朋友。1989年，我到香港，老罗给我郑重介绍，金庸很重视我，谈了很多条件。可是那一年国内多事，我忙于这里的事情，也就搁置了金庸的事情。后来等我退下来，董秀玉主持工作的时候，又重新跟金庸提过去的事情。所以，金庸的收入不在我任内，我任内是“卖蔡”。 李怀宇 蔡志忠与金庸两个人都研究佛学，不过金钱观不太一样，蔡把钱看得轻，金则看得重。 沈昌文 那的确是。后来董秀玉出现了很大的困难，所以才有金庸的武侠小说版权给了广州出版社。 1994年，沈昌文、吴彬、赵丽雅、陆灏协助辽宁教育出版社策划了《书趣文丛》，署名“总策划：脉望”。“《书趣文丛》的面世，确实在读书界引起一些波澜，一方面使‘书话’类图书走俏，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人们关于‘读书方式、方法、目的’的种种思考。同时，我们也经常听到询问：‘脉望是谁？’上面已经说过，它是几位爱书的人；但是知情者还是说，脉望的那双大眼睛颇有些像戴着一副大眼镜的沈昌文先生！”1996年的一天，在上海一间咖啡馆里，沈昌文、陆灏、陈子善和辽宁教育出版社老总俞晓群聚会。陈子善从书包中取出厚厚的几本旧杂志，那是40年代的老《万象》。老辈们都说它好看，时常怀念不已；小辈们也说它不得了，因为这其中有那么多如雷贯耳的名字：陈蝶衣、平襟亚、柯灵、傅雷、郑逸梅、张恨水、*吾、张爱玲。沈昌文说，我们何不承继前贤，老店新张？于是，便有了后来的《万象》杂志。（俞晓群：《人书情未了》） 李怀宇 你从《读书》退下来以后，《万象》是怎么一回事？ 沈昌文 《万象》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我在编《读书》的时候，一直对《读书》有一个想法。《读书》当时老前辈定的是思想性的刊物，特别强调思想性。因为当年也是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之下，而且陈翰伯、陈原都是非常有思想的。那么，我的兴趣不在思想性，而在趣味性。我想做趣味性的，而又比较能登堂入室的趣味性。上海有两种趣味性，我十三岁在上海做学徒，就是在柜台上看小报长大的。小报看看没有味道，我才开始注意柯灵先生主编的老《万象》，那个时候已经停刊了，但是在马路上还可以买到旧的刊物。特别是我老板的弟弟去世，留下来不少好的《万象》。我经常看，是店里唯一喜欢这种东西的人。 退休以后，没有事情了，我跟柯灵又比较熟，老去拜访他。于是谈起《万象》，想复办。当年，我记得李欧梵谈过，他特别赞成，他熟悉上海文坛，特别赞成恢复，我就把他请来当顾问。当时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俞晓群给予财政上的支持。恢复了以后，我就没有管，完全是陆灏在管。 李怀宇 陆灏编的时候，几乎每期《万象》我都看。《读书》大概一年买一期。 沈昌文 那简直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小资（笑）。 李怀宇 我觉得《万象》还不是小资，是遗老遗少（沈昌文大笑）。《万象》有一个特点，看起来很多东西都是老的，但是写的人受过西学的教育，懂得西方那一套，因此写出来的文章中西结合得很好，有趣味性。 沈昌文 对于这一条，我总是奉劝。你是从广东来的，我特别可以说说。中国要特别注意海外的东西。大陆的发展比西方落后，包括比台湾也落后。我做出版的，我很清楚，台湾出版走过的路子，我们现在正在走。这几十年，没有人比我清楚啊，我每天看台湾报纸，每天研究台湾文化状况。他们走过的路子，我们不可避免地一定要走。所以，海外的作者经常有一些思路值得我们借鉴，并且海外的学术机构也没有像我们这样多，写纯学术、看不懂的文章是没出路的，他们比较讲究可读性。这是陈原跟我说的，一千次都有了，总是问我有没有做到readable。如果没有做到，他觉得简直很难，思想不可能流传。
李怀宇 《书趣文丛》也是引进了很多海外的作者的书。 沈昌文 对。都是《读书》的资源，吴彬掌握了大量的资源，所以我觉得一份杂志的资源非常重要。我现在有时候还是跟三联书店建议，应该重视这些资源。最好编辑部高层能够合在一起。这样，联系作者、编书都很容易。 李怀宇 《书趣文丛》总策划“脉望”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沈昌文 是陆灏提议叫“脉望”。赵丽雅、吴彬、陆灏等，我当时算是他们的头头。离开《读书》以后，我又把他们老朋友集起来，当时主要吴彬做得多一点。后来，赵丽雅倾向于研究、做学问。 李怀宇 怎么跟俞晓*往的？ 沈昌文 俞晓群原来是赵丽雅、吴彬的朋友，是《读书》的广告客户。俞晓群负责辽宁教育出版社，他们认识后给我介绍。我认识俞晓群的时候，已经退休了。他在《人书情未了》后，最近要出一本书，写作很勤。 李怀宇 我听到一个传闻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说俞晓群不是给你付工资，是给你报销那些差旅费？ 沈昌文 是，我不拿工资。我就是所谓的二十个字的最后四个字：“坐以待币。”我把单据寄出去，坐着等人民币。我在外头开支也很大。我这二十个字就是：“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这二十个字，字面上都是不应该提倡的，要另作解释：“吃喝玩乐”是老要请作者吃饭，老要研究如何请才能讨得作者的欢心。“谈情说爱”是编辑跟作者要有感情，要有爱，建立很好的关系。这样，就能从作者身上“贪污盗窃”到他的最新研究成果，挖掘他们的无形资产。“出卖情报”是我老想着把自己掌握的“情报”利用起来，“出卖”给一些同行们，也因此满足了我“吃喝玩乐”的习性。“坐以待币”就是我不能赔钱帮闲，让我帮过的单位给我报销“吃喝玩乐”的费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