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中国

有心做媒

艺术中国 | 时间: 2010-09-07 09:40:23 | 出版社: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16年3月,春风暖暖的一个下午,在上海震旦大学院,徐悲鸿在学校里认识了一位新同学,这便是盛成。

“我宁愿到野外去写生,完全地拜大自然为老师,也绝不愿抄袭前人不变的章法。”二十一岁的徐悲鸿长盛成四岁,所言所语,在盛成看来,都是至理名言。后来盛成回忆:“悲鸿是位画家,出于共同对艺术的酷爱,我们在一起时常讨论一些如何看待和发展中国书画艺术的问题,当悲鸿每次谈到中国的绘画自明清以来渐渐僵化,落入到一成不变的时候,就感到非常气愤。”上面的那段感慨,就是徐悲鸿气愤之余发出的。

那时候的徐悲鸿,因感激资助他上学的黄警顽、黄震之两位恩人,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黄扶”。

盛成对徐悲鸿多少还有一些崇拜之情。

盛成后来成为20世纪集作家、诗人、翻译家、语言学家、汉学家为一身的著名学者,在国内,在国外,都享有极高声誉。而在此之前,1911年光复南京战役中,年仅十二岁的盛成追随孙中山,就已经是“辛亥革命三童子”中的一位。

震旦大学院是主教耶稣会在中国创办的大学,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由中国神父马相伯筹建,初址在徐家汇天文台,光绪三十四年(1908)迁卢家湾吕班路。“震旦”是印度对中国旧称,英、法文校名分别为Aurora和L Aurore。1916年的震旦学院为六年制,分设博物医学、法政文学、算术工程三科。

盛成和徐悲鸿,都是震旦学院预科学生。共同的艺术追求,使他们成为莫逆之交,两人的友谊,持续了半个世纪。

1928年,盛成应聘到巴黎大学主讲中国科学课程。“天下殊途而同归”,这是他深悟东西方思想相通之处后提出的独具慧眼的见解。由此而生的自传体小说《我的母亲》,当年在巴黎出版,震动法国文坛。诗人瓦莱里激动之余,写下万言长序,以示赞叹之情。当时欧美文学巨匠纪德、罗曼·罗兰、萧伯纳、海明威、罗素等,都对《我的母亲》给予了高度评价。《我的母亲》先后译成英、德、西、荷、希伯莱等十六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出版发行。盛成也因此获法国“总统奖”。

也就是在这前后,法国举办全国美术展览会,徐悲鸿有九件作品入选,其中之一,就是以蒋碧微为原型创作的油画《箫声》。据蒋碧微介绍:“我的画像《箫声》,油画在巴黎第八区六楼画室作,画我在吹箫,画面于朦胧中颇饶诗意。法国大诗人瓦莱里极为赞赏,曾在画上题了两句诗。大约有三尺高,一尺五寸宽。”而瓦莱里,正是从盛成那里知道徐悲鸿这幅油画作品的。“我写了一封信给瓦莱里,特别介绍悲鸿。还有一封信是给瓦氏的志愿秘书莫诺,是一位大银行家。”盛成后来回忆说,“悲鸿到巴黎后去看了他们,瓦氏在悲鸿画碧微吹箫的画上亲笔题了两句诗,这幅画于是轰动巴黎,画由莫诺买去。悲鸿由此成名。”

两人之间的感情,由此可见一斑。

1930年12月,盛成从法国归来,专程赶到南京,看望一别两年的老友徐悲鸿。

在中央大学徐悲鸿画室,看见盛成推门而入,徐悲鸿喜出望外,上前紧紧握住他的着手,久久不放。“前些天和舒新城在一起看他摄制的小电影,还专门谈到了你。”又说,“舒新城是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最近准备向读者重点介绍法国文学。我推荐了两位大家,一个是曾觉之,一个就是你。”

倒茶泡水,两人面对面坐下来。老朋友见面,自然海阔天空神聊,尤其是十多年前,在震旦大学院的陈芝麻烂谷子旧事,说起来,更如数家珍,越聊越兴奋。

盛成就感叹说:“当年你追求婚姻自主,带着蒋碧微悄悄离开上海,在震旦,在上海,可都是轰动一方的大新闻啊!”

徐悲鸿说:“情感所致,身不由己,让你们笑话了吧?”

“没有,没有。羡慕你还来不及呢!实话告诉你,正是钦佩悲鸿兄的胆量和魄力,我才鼓足勇气,冲破祖母指腹为婚的樊笼,求学海外,获得了自由。我还要好好谢谢你呢!”

徐悲鸿看看他,说:“记得你比我小四岁,也有三十一了吧?在国外这么多年,是不是遇到一位可意的洋妞儿了?”

盛成道,“说年龄是有三十出头了,说婚姻,却仍‘进门一盏灯,出门一把锁’,还是孤家寡人啊!”

“哦?”徐悲鸿疑惑的眼神看着他,“不会是玩笑话吧?”

“在悲鸿兄面前,有必要说谎吗?”

徐悲鸿不由心一动,立刻把他和孙多慈的影像叠在一起。一个是英气逼人的才子,一个是年轻貌美的才女,如能将他们的姻缘撮合到一起,倒是有一石三鸟的功效——既断了自己的非分之想,也为孙多慈寻得一个好归宿,还把盛成和自己的关系拉得更近。最终的结局,肯定是皆大欢喜。想到这里,徐悲鸿起身拍拍盛成肩膀,说:“中国的情形与法国不同,在法国单身生活不足为奇,在中国可不行,不是你自己不行,而是你周围的人认为不行。世俗眼光看,你一个大男人,老大年龄不娶妻生子,不是生理上有病,就是心理上有病。”不等盛成反驳,徐悲鸿凑近他,压低声音,说,“你要问我什么意见,一个字,‘结’!”

盛成笑了笑,“结婚可是两方面的事情,要结也要有对象啊。我刚从国外回来,女性朋友不认识几个,怎么结?”

徐悲鸿说:“这个你放心,我有一个女学生,聪明奇绝,文章写得好,画也出众。年龄虽然小一些,但只要真心相爱,不是障碍。”

盛成手指点向徐悲鸿,开玩笑地说:“悲鸿兄,你这做的可是拉皮条的生意啊!”

徐悲鸿把脸绷了起来,“你严肃点,我这是以中央大学教授的身份在和你说话!”

盛成大笑不止,“那我也严肃地问一句,除了聪明奇绝,是否也长得貌若天仙?”

“还真让你说对了。”徐悲鸿转起身,带盛成走到还在创作之中的油画《孙多慈像》前,“怎么样,是不是清纯如水,秀丽如月?特别强调一句,我用的可是一位大画家的眼光哦!”

盛成没有说话,他不觉得孙多慈有多漂亮,但不丑,看久了,也确实还有动人之处。

徐悲鸿又从案头翻出孙多慈的两本笔记,交给盛成,说:“这是她‘透视学’和‘解剖学’课笔记,你是教育和文学方面的专家,随便翻翻,你就能看出她的文字功底了。”

盛成翻了几页,果然才气过人,而且一手字写得漂亮,秀丽之中,不乏大家之气,“如果真是这样,那真的不妨一见。”盛成点点头。

“好,我来安排,明天下午怎样?就明天下午。在我的画室,我把她约来画像,你就当是随意来访的客人好了。”徐悲鸿一脸兴奋。

多少年后,盛成回忆1931年元月与孙多慈的这次会面,用的是“平平淡淡”四个字,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对孙多慈产生更多感情,反过来,从孙多慈与徐悲鸿的言谈举止中,他倒发现到了另外的秘密。

因为临时有事,盛成来得稍晚一些,推开徐悲鸿画室房门,孙多慈已经在画室了。徐悲鸿完全沉浸在《孙多慈像》创作中,没有察觉他的到来。孙多慈看到了,也不动,只是朝他礼貌地笑笑。盛成用眼角扫了一眼,感觉孙多慈清纯秀丽,温顺柔和,是那种可交也可信任的女子。


徐悲鸿抬眼看到盛成,马上将手中的画笔丢到一边,“来了?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孙多慈小姐,我这幅油画上的主人公。”

盛成向孙多慈点点头,“昨天从悲鸿兄的画作上,就欣赏到孙小姐的芳容了。”

徐悲鸿朝盛成说:“刚刚我们还在说你,孙小姐知道‘辛亥革命三童子’,但不相信你当时才十二岁。”

“那时候年纪轻,糊涂胆大,敢去不敢去的地方,一个字,‘去’!能做不能做的事情,也是一个字,‘做’!”

孙多慈说:“我父亲也是同盟会会员,小时候就和我说过‘辛亥革命三童子’的事,以为起码是条壮汉子呢,见了面,才知道也是文弱书生。”

盛成与徐悲鸿相视一笑,说:“也不尽然,身子虽单薄了,血性气还是有的。”

孙多慈知道自己话说得不妥,脸上泛起一团红晕,“我不是说……我是说……”她抬起眼,向徐悲鸿投去求救的目光。

徐悲鸿打趣道:“本来就是单薄嘛,说得没错,继续,继续!”

盛成也笑笑,表示自己并没有在意。

孙多慈还是不好意思,说:“我准备明年选修法文,学成了,要认真拜读你的自传体小说《我的母亲》。先生说他当年看你的书,感动了好多回呢!”

盛成说:“正好带了几本回来,哪天送你一本。不过有个条件,半年之内,一定要读通原文哦!”

孙多慈兴奋得脸有些红,“真的?送一本原版书给我?谢谢盛先生,谢谢盛先生!”

徐悲鸿笑了起来,拍拍盛成的臂膀,“你看,对你崇拜得五体投地,也算是你半个弟子了吧?”又转过脸,对孙多慈说,“既然准备选修法文,现在站在你面前的,就是世界顶尖的老师,以后要向他多讨教。”

孙多慈带有一丝埋怨的眼光,朝徐悲鸿快速瞥了一眼,然后低下眉,低声道:“先生开玩笑了,盛先生是国内外著名的学术大家,怎么可能带我这个笨学生?即便他肯带,我也不敢耽误他的时间的。”

盛成注意到孙多慈脸上细腻的表情变化,淡淡一笑,立即把话题转了开来,“听说孙小姐还喜欢文学?”

孙多慈点点头,“读过一些文学书。中学时,在老家安庆的报纸上,还发过几篇豆腐块文章呢。不过纯粹是中学生的作文,当不得真的。”

徐悲鸿说:“你也别谦虚了,既然是徐悲鸿的弟子,肚子里有多少墨水,做老师的最清楚。”

孙多慈有些着急地辩解,“即使有,也是过去式了。到美术专修科旁听后,一门心思在绘画上,没有时间,书也看得少了。”

三人又扯天扯地聊到一会,因为孙多慈与同学约好有事,就先回去了。此时天已晚,徐悲鸿便拉着盛成,到大学附近一家叫“谷雨轩”的酒家,叫了几个小菜,两人面对面坐了下来。

“孙小姐你也见了,两人也有过交流,说说看,有什么感觉?”徐悲鸿满心期待地望着盛成。

“没有感觉。”盛成老老实实回答。

“不会吧?”徐悲鸿一脸讶异,“面对这么好的女孩子,你居然没有感觉?现在我倒真怀疑你生理方面是不是有原因了。”

盛成一笑,“要我说实话?”

“当然。你我之间还绕什么圈子!”

“那好,我告诉你。孙小姐人真的是不错,但我和她之间,无缘。”慢慢地抿了口酒,又说,“责任不在我,在她。为什么?她对我根本没有任何意思。”

徐悲鸿笑了起来,“头一次见面,双方都不熟悉,你让人家怎么对你‘意思’?难不成要她上来就直白地向你表示爱意?不可能嘛!”

盛成说:“那当然不可能。但她的言谈举止,也没有给我什么可乘之机呀!”

“你们头一次见面,我又没有说破,她当然不可能对你有什么想法。”

“问题是,你听好了,我说的是……问题是,”盛成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徐悲鸿,“她对某些人是有感情的,而且这种感情,有意识无意识,表露得十分清楚。除非是傻子,明白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徐悲鸿望着他,筷子拿在手中反复转动,半天不说话。

“你别这样子看着我,我说的某些人,具体些,就是你徐悲鸿!”最后“徐悲鸿”的名字,盛成几乎一个字一个字从嘴里蹦出来的。

徐悲鸿愣了半天,最后不自然地笑笑,道:“这么说,你也看出来了?”

“我当然看出来了!”盛成非常肯定地回答。

话说到这个份上,徐悲鸿反而轻松地舒了口气。想想,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盛成。信是舒新城从上海寄来的,信封背面题有两句诗:“台城有路直须走,莫待路断枉伤情。”

“什么意思?”盛成不明白,问。

徐悲鸿仰脖将杯中的酒一干而尽,然后从宗白华介绍认识孙多慈,栖霞乡村师范对她产生好感,到后来台城一吻,以及蒋碧微对此事的态度,通通说了出来。“本想把孙小姐介绍给你,断了我的一些想头,继续和蒋碧微安安稳稳过日子。不承想,你老兄以‘没有感觉’为由,一点忙也帮不上。你看看,这不是硬逼着我往火坑里跳嘛!”

盛成笑笑道:“相处多年,悲鸿兄那点心思,我还是看得透的。把孙小姐介绍给我,绝对是你的违心之举,或者说是你的虚招罢了。”又说,“我若真和孙小姐谈到一起,你徐悲鸿不拿刀杀了我才怪!我盛成再笨,也不会去做这个冤大头!况且,我也不想因为孙小姐,失去了你这位多年的好友!”

“知我者,盛成也!”徐悲鸿颇为悲壮地把杯子举起来,将满杯酒一干而尽。

话头一转,两人都有意避开孙多慈不谈。这段友谊插曲,也成为他们心中埋藏多年的心照不宣的小秘密。

1934年,盛成再度去欧洲,临别之际,徐悲鸿到盛成南京住处“卷庐”送行。相聊之中,徐悲鸿突发灵感,当场作了一幅中国画,取名《石头》,强逼着要送给盛成。画上题款只有八个字,“吾心非石,不可卷也。”

盛成看了半天,先是不解,后突然领悟,知是暗指孙多慈之事,不由得开怀大笑。

为孙多慈牵线盛成之事,徐悲鸿本是想瞒着孙多慈的,但最后还是忍不住,以笑话的口吻,同孙多慈说了。其实内心他还有更“狡猾”的目的,就是以此来试探孙多慈,看自己在她心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孙多慈脸“腾”地红了,她抬起头,恨恨地盯了徐悲鸿一眼。当两人眼光相遇时,徐悲鸿一颗心立刻被融化了——那眼光是哀怨的,那眼光是深情的,那眼光是凄迷的。那一瞬间,徐悲鸿脑中闪过的惟一念头,就是今生今世,一定要用全部真情,全部生命,百般呵护面前的这位淳朴少女。


孙多慈察觉到了一时的失态,装着去倒开水,轻描淡写将话题转开,“先生是嫌学生丑,嫌学生老,怕她嫁不出去吧!”

徐悲鸿一笑,“你看你,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了吧。这种尖刻话都说得出来!”

孙多慈索性又尖刻地补上一句,“我说的是真话,既然又老又丑,也不值得先生动这样心思!”

徐悲鸿解释说:“因为欣赏你,关爱你,所以才会为你牵这根线,换别人,我肯做吗?”

孙多慈也觉得自己的话有些过,便把杯中的水端过来,道:“说老实话,我对盛成教授也没有感觉,他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

徐悲鸿“哦”了一声,“那你说说看,你喜爱的男人,应该是什么类型?”

孙多慈想了想,答:“稳重一些,宽厚一些,年龄也要稍长一些。身子骨强健,性格开朗,为人处事,要有大男子汉的血性。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聪明过人的才气。”略略迟疑,又补了一句,“相比之下,盛成教授干瘦了些,人显得精明,不太适合我。”

徐悲鸿开玩笑说:“好了,知道了,以后就按这个模子为你寻一个婆家。”

孙多慈白了他一眼,但眼神中传递出来的,是一种温柔而多情的爱意。

徐悲鸿觉得自己从她的眼中,读到了一首关于未来的动人诗篇。

与孙多慈相聊时,徐悲鸿手中的画笔一直没有停下来,他手头的这幅作品,是国画人物《黄震之像》。孙多慈侧头看了半天,不知道画中的人物是谁,但从徐悲鸿的创作神态看,她知道他对这幅画十分看重,投入了很多精力。

徐悲鸿回忆说,“1915年我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准备报考震旦大学院,当时经济条件非常差,经常饿着肚子画画。黄震之是位商人,得知情况,给了我很大帮助,要不是他,我绝没有现在这般成就!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徐悲鸿是不会忘记的。”说这话时,徐悲鸿动了真情,后来他在画上题款道:“震之黄先生六十岁影,悲鸿写并录旧诗。”

诗是这样写的:

饥溺天下若由己,先生岂不慈!

衡量人心若持鉴,先生岂不智!

少年裘马老颓唐,施恩莫忆愁早忘!

赢得身安心康泰,矍铄精神日益强。

我奉先生居后辈,谈笑竟日无倦意,为人忠谋古所稀!

又视人生等游戏,纷纷末世欲何为?

先生之风足追企,敬貌先生慈祥容,叹息此时天下事!

孙多慈立在一边轻声读完,之后半天无语。她的眼角,湿湿地闪有泪花。

徐悲鸿回头看见了,不解,问,“又触动你什么心思了?”

孙多慈摇摇头,“我是为老师的身世而感叹,也为老师知恩图报的这种品格而感动。”

这一刻,斜阳余辉从窗外射进,孙多慈整个身子浸于其中,宛若一尊披着金色霞光的女神。这一刻,本身就是一幅凝固的油画。

徐悲鸿感觉手有些痒,创作冲动如火花,如灵光,由此激发而出。“多慈,我要为你画一幅画,”他的言语有些激动,“我要为你画一幅我满意你满意并且要让许多人满意的油画!”他说。

孙多慈笑而不语。

此后一段时间,徐悲鸿完全沉浸在他新的创作热情之中。晚年蒋碧微回忆:“从这时开始,徐先生便很少在家,他总是一清早去上课,下午再去画画,晚上还要到艺术系去赶晚班,因为他初到南京时,中大曾经在艺术系给他预备两个房间,这两个房间他一直保留着,后来就做了他的画室,学生们当然也常到他画室里请教。但我明明知道,他每天早出晚归,并非完全由于教学上的需要,其中还夹杂有感情的因素,因为在那充满艺术气氛的画室里,还有那么一个人。——当丈夫的感情发生了变化,每一个女人都会有敏锐的感觉。”

1930年12月31日深夜,天上飘着雪花,南京街头,偶尔也传来几声稀稀落落的爆竹声。秦淮河两岸,灯红酒绿,低吟浅歌。但更多的地方,是无边无尽的夜色。

1931年的元旦,就是在这种氛围中悄悄地来了。

在这个辞旧迎新的夜晚,徐悲鸿完成了他的新作。他给它取了个诗意的名字,叫《台城月夜》。画面上本来是没有月亮的,但后来他还是加上去了。他希望那轮清澈如水的月亮,能照亮他眼下这条铺满五色花的爱情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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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多慈与徐悲鸿爱情画传》 第二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