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7月上旬，国立中央大学爆出一条惊天新闻，艺术专修科招考新生，徐悲鸿主考的素描当天结束，次日早晨，他就在工字大楼大门外，把考生试卷和分数当众公布出来了。这在南京，在中国，都是极少见的激进做法。 孙多慈的名字高高排在第一位，九十五分，无人能及。 在徐悲鸿看来是十分普通的事情，但外人眼里，却有变了性质的舞弊嫌疑。但大家都绕开这个话题，不说。 只有一个人说了，这就是徐悲鸿的夫人蒋碧微。 “这个结果我早就预料到了，是你的得意门生嘛，看你面子，看你感情，自然要多给几分的。”她的言语酸而尖刻。 徐悲鸿针锋相对，“知道你是要说这话的，所以公布成绩时，连试卷也一起贴出去了。她的水平如何，她可以得多少分，试卷说话。” “醉翁之意不在酒。录取孙多慈才是你最终的目的。好啊，你的心愿达到了，你们可以更光明正大地在一起了。” 徐悲鸿十分恼火，声音也高了八度，“告诉你，蒋碧微，不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如果我徐悲鸿想离婚，想拆散这个家庭，早就横下心与你分手了。之所以还和你保持夫妻关系，是因为在我的脑海里，还从没有想过要和谁结婚，所以也不存在要和谁离婚！” 蒋碧微冷冷笑着，“你这话，从认识你第一天起，就开始说了，已经说了十五年。本来我是相信的，但现在不信了。你心口不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让我失望的地方太多太多。不客气地说，你就是个典型的伪君子！” 多少次交谈，始终争执不下，最终的结局，总是这样不欢而散。 1931年春夏之交，徐悲鸿始终处在感情的煎熬之中。 此时的中国，西风东渐，传统的婚姻观遭到毁灭性颠覆。徐悲鸿周围的几位朋友，包括上海中华书局的舒新城，受此影响，婚姻生活都另有变故。或是上海滩穿金戴银的富家小姐，或者独立自主的新知识女性，或是异地一见钟情的红颜知己。相比之下，他们都比徐悲鸿有魄力，只要感情一露头，就以快刀斩乱麻之果断，离异原配夫人，与新欢另外组建起家庭。相聚在一起时，他们都笑话徐悲鸿坐拥愁城，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离也不是，守也不是。在感情上，百无聊赖，艰难度日。 舒新城的话更直接些：“悲鸿兄实在是书生气，爱就合，不爱就分，有什么好犹豫的？现在的离婚，既不是什么丑事，也不是什么难事，何必优柔寡断？” 说到底，徐悲鸿是典型的艺术家思维，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在他身上，都能找到影子。感情上，他可以无拘无束，自由泛滥，但面对现实，他又不能不考虑方方面面的枝节。他既不愿伤害蒋碧微和两个孩子的生活，又不忍荒废了孙多慈正如日中天的学业。可能为他人利益考虑得更多些的缘故，他的心中，多少还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气概。 这种新潮又守旧的思维方式，注定1931年的徐悲鸿，只能是一介书生，感情上一败涂地。 惟一让他欣慰的，就是孙多慈其他各科考试，成绩也同样出色。 1931年夏，孙多慈以图画满分的成绩，被南京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录取。 风言风语也由此而起。南京的一些小报记者，捕风捉影，渲染附会，其中甚者，以“画家怜惜才女，图画批以高分”、“痴心画家动情取美女考生”等为题，添油加醋，绘影绘声，编成吸引读者眼球的花边新闻。一时间，洛阳纸贵，徐悲鸿与孙多慈的师生情，在他们的笔下，真假混杂，演变成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三角恋爱故事。 蒋碧微看到报纸时，正和徐悲鸿一起去郭有守家赴宴。从家里出来，正好有报童叫卖，顺手就拿了一份。刚看到标题，她的脸就变了，朝徐悲鸿恶狠狠一瞪，讥讽道：“好哇，大画家徐悲鸿成了黄色小报的风流主角，这下名可出大了吧！” 徐悲鸿不屑一顾，“那些捕风捉影的事，你蒋碧微也信？” 蒋碧微把手中的报纸抖得“哗哗响”，尖刻地说：“你要是行得正，无风又无影，他们编得出来吗？” “真是妇人见识，懒得理你。” “不是懒得理我，是理屈词穷！” 两人一路吵到郭有守家。 郭有守是徐悲鸿夫妇共同的朋友。他是四川资中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赴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文学，也就在这段时间，他与徐悲鸿夫妇结为好友。郭有守生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小蒋碧微两岁，因此蒋碧微便把他当作小弟弟看待。1928年郭有守获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1931年夏，升任教育部秘书长。这之前一年，经杨度之子杨公兆牵线，郭有守与杨公兆正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的妹妹杨云慧相识相恋，并于这年冬天在上海举办了盛大的婚礼。婚礼由杨度主婚，蔡元培证婚。在教育界，可说是轰动一时。徐悲鸿夫妇也专程去上海参加了婚礼。 郭有守与徐悲鸿夫妇走得很近，蒋碧微有什么烦心之事，第一个诉说对象，也是郭有守。徐悲鸿因孙多慈生出的感情变异，郭有守多多少少知道一点，请他们夫妇过来晚宴，也就是想在席间做一些劝解。 这是1931年7月14日，星期二，当日入伏，次日出梅。 徐悲鸿夫妇一进门，郭有守就发现气色不对，忙与夫人给他们泡茶递水果。 “悲鸿兄近段时间在报刊露脸不断啊，我与云慧记了一下，《北洋画报》好像期期都有画作发表，《良友》上也看到了画狮画猫的作品，《北晨画报》上刊的是一幅国画吧，题目《嘶风》取得真好。上周在《中央画刊》上也看到了两幅，一个是《双鸦图》，一个是《三鹅图》，都是极有味道的。” 杨云慧也说：“我喜欢你在《申报图画周刊》上的《惊艳》，配的你那幅小照也很神气。‘人皆知其精研西画，而不知其中画亦笔力雄浑。’这个评议也精确。” 蒋碧微气鼓鼓地把手中报纸扔到了桌上，“你们没有看到吧，还有更精彩的呢，师生三角恋爱，已经成花边新闻人物了！” 郭有守立刻明白了他们争吵的原委，笑笑，“那些三流记者的胡编乱造，嫂夫人是不应该信的。” “无风不起浪。如果没有影子，他们能编出什么花来。”
郭有守说：“那我就斗胆批评嫂夫人一句了，若是和这些三流记者一般见识，那真大跌了你的身份。” 蒋碧微说：“我哪愿意这样？可你看看，国内外知名的大画家，不断为绯闻所缠绕，这样下去总不是个事吧？” 郭有守暗暗向杨云慧使了个眼色，然后一脸堆笑，在中间打着圆场。杨云慧明白丈夫的意思，忙吩咐下人将做好的菜端上桌。此时另外的客人，徐志摩和谢寿康他们，也陆陆续续到齐了，看到这种场景，大家故意嚷着肚子饿，要求主人赶快开席。 于是大家围着桌子坐下来，面前的杯子也筛满了酒。但徐悲鸿与蒋碧微之间，依旧烽烟不断。 “这酒是我从法国带回来的，”郭有守故意转开话题，“HAUTBRION，一直没有舍得喝，今天悲鸿兄夫妇光临，咬咬牙，开了！” 蒋碧微却不依不饶，不端杯子，不拿筷子，泪水“扑簌簌”直往下流。“最受伤害的是我，什么也没做，凭什么也把我卷进你们那些不明不白的事！” “那你说怎么办？”徐悲鸿实在不耐烦了，把杯子重重地放到桌上。 蒋碧微望着他，“你要真想洗清白自己，两条：一，不要录取孙多慈，你可以把她推荐到其他大学去；二，如果非要录取孙多慈，那就辞了中央大学的工作。惹不起，难道还躲不起吗？” 徐悲鸿说：“我做错了什么？我又为什么要躲？” 蒋碧微回身指向茶几上的报纸，道：“你一个大画家，愿意每天上它们的头条吗？” 徐悲鸿张了张嘴，话到口边，又吞了回去。 “你说，你想继续为这些黄色小报制造花边新闻吗？” 徐悲鸿仍沉默不语。 略占上风的蒋碧得理不饶人，向郭有守夫妇说：“你们看看，从来都是这样，需要他像个男子汉表态的时候，他就一句话也不说。” “你真的非要我做出决定？”徐悲鸿问。 “二者取一，没有其他任何选择。”蒋碧微答。 “那好，我辞职。有守，帮我把纸笔拿过来，在这里，当着大家的面，我这就把辞职信写了！” 郭有守忙苦口相劝，“悲鸿兄，嫂夫人也只是说说而已，当不得真的。大家还是在一起好好商量，看有没有其他更好的路。” 徐悲鸿冷冷地笑笑，“你不找？那不好意思，我自己来找吧。”说着，他立起身，走进郭有守书房。 蒋碧微被徐悲鸿突如其来的举动给打懵了，半天无语。郭有守夫妇也不好说什么，转过脸，看徐悲鸿在书桌前坐了下来。 再进客厅，徐悲鸿一脸平静。他把手中的辞职信递向蒋碧微。“已经按你意图把辞职信写好了，麻烦你蒋碧微，明天替我跑一趟，把它转交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 蒋碧微完全是下意识地伸出手，两眼发呆，不知该说什么。 反倒是徐悲鸿谈笑风生，自己给自己斟了杯酒，一仰脖，喝得干干净净。“真的是好酒啊，法国名牌，好像是‘总统之爱’吧，在中国，他们喊作‘红颜容’，价格不菲哦，这一杯恐怕得要好几元钱啊！” 郭有守赶紧给他夹菜，道，“这酒你还是少喝点，醉了可不好。记得当年在巴黎……” “当年的事就不说了，”徐悲鸿苦苦一笑，“今朝有酒今朝醉，莫使金樽空对月。醉了倒省许多心啊！”说罢，又要往自己的杯里倒酒。 郭有守拦住了他，“先吃点菜垫垫肚，然后我们再开怀畅饮，如何？” “你这是不想让我喝酒？那好，我就不喝。我这胃正好有些隐隐作痛，那我就先回去吃点药吧。”不容大家反应过来，他已经起身出门了。 剩下来的三个人面面相觑，尤其是蒋碧微，没有料到最后会是这样一种结局。 不仅仅如此。 后来徐志摩和谢寿康送蒋碧微回家，徐悲鸿并不在家中。问佣人，才知道他回来后，匆匆理了几件衣服，就拎着皮箱出门了，去什么地方也不知道。 蒋碧微瘫软在沙发上，天南地北，不知方向。这之前，夫妻间发生争吵，总是以徐悲鸿的沉默为结束。蒋碧微也总是在他的沉默中，静静享受着胜利的愉悦。这次不同，这次徐悲鸿采取的是“敬而远之”的方式，真的是惹不起，躲得起。两个人的战争，突然少了对手，一贯占上风的蒋碧微，反过来无法应对了。 谢寿康说，“嫂夫人放心，这件事交给我，一定能把他劝回来。” 蒋碧微恨恨地说，“他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十有八九，在上海舒新城那儿。我是不会让他有好日子过的，明天一大早我就赶过去！” 徐悲鸿当晚并没有离开南京，而是在下关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坐火车到了上海。如蒋碧微所料，到上海，他直接去中华书局，一屁股坐到了舒新城的办公室里。 舒新城并不惊讶，递过一杯水，“也好，在上海呆几天，凡事都应该有个了结。” 这天晚上，由舒新城做东，邀了几位好友，都是留法的老同学，在舒新城家对面的正和祥酒楼，帮徐悲鸿散散心思。 宴席惯例，先上八个冷盘，然后是四个热炒，再往后，大盘小盘烧菜接连往上端，让人目不暇接，不知吃哪样好。最后上来是一个菊花锅，里面肉片、猪肝，蔬菜、粉丝等，荤也有，素也有。是刚刚在后场做成的，端上桌时，沸腾如初。火锅用酒精加热，酒精灯的火焰沿铜锅边缘上蹿，状如菊花，菊花锅因此得名。大家各舀一碗品尝，果然味道鲜美。 徐悲鸿端起酒杯，向大家表示歉意，“家中碎芝麻烂谷子的琐事，到新城处来骚扰，还让你如此破费，真的不好意思。干脆，这账算我的，也……” 舒新城笑了起来，“我一个小小编辑，虽说没有你大画家富有，但这一两餐饭，还是请得起的。” 大家便开心地笑了起来，说如果舒新城都是小编辑的话，那中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人，就应该是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了。 正谈得开心，雅间的门被服务生打开了，外边走进两位女人，一位是舒新城的夫人刘济群，另一位便是专程从南京赶过来的蒋碧微。 徐悲鸿见是蒋碧微，当场就把脸沉下了，转过来，看也不看她。
舒新城虽然喊着让服务生加座，但在在心中暗暗叫苦：好个蒋碧微，性格也太泼太辣了，居然能从南京追到上海来，分明是不给徐悲鸿一点面子嘛。如此夫妻关系，恐怕真的是走到头了。 但蒋碧微态度十分温和。“几个老朋友在此聚会啊，真难得。正好，我和悲鸿闹了点小矛盾，大家帮我劝劝他。” 徐悲鸿瞪了她一眼，说：“你让我辞掉中央大学的工作，我按你要求，写了辞职书。我想到上海来清静两天，你居然还追过来。你到底想我怎么做？” 蒋碧微向大家说，“我可能性子急了点，做法有些过。但从我内心，确实是为悲鸿处境着想。他是当事者，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啊！孙多慈是悲鸿的学生，有才，悲鸿惜才，对她多关照了些。这本无可厚非，但外人不这样看，尤其是那些小报记者，硬从中编出许多花边新闻来。我让悲鸿拒收孙多慈，或者辞去教授职务，也是为悲鸿的名声考虑。国内外知名的大画家，总不能成为黄色小报的花边新闻主角吧。”又说，“让悲鸿辞去中央大学教授职务，本是一句气话，可悲鸿居然想都没有想就同意了。这实在太让我伤心了。” 徐悲鸿讥讽一笑，“妇人之见，我懒得说你。拒不拒绝孙多慈入学，是中央大学培养人才的公事。辞不辞去中大教授，是我个人工作选择的私事。公事为大，私事为小。” 蒋碧微有些激动，声音也提高了不少，“我们十五年的相识相交相爱，我们这个儿女双全的幸福家庭，在你心中，居然还不如孙多慈一个女学生吗？” 徐悲鸿回答十分坚定：“是的。我不能因为保全我们这个家庭，而放弃对一个优秀学子的培养。这是我徐悲鸿的处世原则！”又说，“辞职书不是已经在你手上吗？这个时候，你应该在南京，在中央大学校长办公室，向朱家骅校长递交我的辞职书。” “你以为我是那种不明事理的女人？你错了，我蒋碧微不是。虽然我有时是很过激，但大事上绝不糊涂。中央大学教授，能说辞就辞？” 徐悲鸿愤然无语。 酒桌上的几位老友，包括舒新城，面对他们夫妇的争吵，也不知该说些什么。 蒋碧微也怕把关系僵化，向大家淡淡一笑，故意轻松地说：“做教授夫人的感觉真的不错，我才舍不得放手呢！” 徐悲鸿垂下眼睑，“过去我念你的情分，一直下不了这个决心，此次你无情绝义，正好给了我这个机会。蒋碧微，我们离婚吧。” 蒋碧微不相信自己耳朵，盯着徐悲鸿又追问了一句，“悲鸿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这个家没有必要再维持了，我们离婚吧。” 蒋碧微没有想到最后会再出现这样的结果，她双手捂眼，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悲鸿，我为你鞍前马后忙了十五年，苦也吃了，罪了受了，到末了，你就给我这样一个结果吗？” “话已经说到这个地步了，你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没有商量的余地。”徐悲鸿立起身，也不和众人打招呼，再次别她而去。 蒋碧微感觉得到徐悲鸿一步一步走远，她知道，此次一别，他的心就难如以往，再也回不到他身边了。 两天后，蒋碧微回到南京，而同时，徐悲鸿的绝交信也邮到了她的手上。 “我观察你，近来惟以使我忧烦苦恼为乐，所以我不能再忍受。吾人之结合，全凭于爱，今爱已无存，相处亦已不可能。此后我按月寄你两百金，直到万金为止。两儿由你抚养，总之你亦在外十年，应可自立谋生。” 一字一句，深思熟虑，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 蒋碧微两眼含泪，绝望地坐在梳妆台前，镜中的自己，一脸憔悴，已经不再有前些年风一吹就能动的水嫩。面对这样的局面，除了心寒，除了伤痛，她也实在想不出更好的挽救办法。回过头细心想一想，自己所作所为，也确实做得有些过，别说没有抓住徐悲鸿与孙多慈相爱的把柄，即便抓到了，是推还是拉，也还是要讲究策略的，而自己，一味哭，一味闹，假事成真，既伤了自己，也伤透了徐悲鸿的心。扪心自问，她是真心爱着徐悲鸿的，也不希望这个家庭就此破裂，更不愿意一对儿女因此而失去父或母。 此时此地，谁能帮自己走出这个困境呢？ 蒋碧微想，现在只有谢寿康了。 法国留学期间，徐悲鸿、张道藩、常玉等，曾在巴黎成立过一个团体，叫“天狗会”，谢寿康便是其中一员。谢寿康才华出众，文采过人，他的法文作品，常在法国、比利时等国报刊发表。1927年春，他的五幕悲剧《李碎玉》在布鲁塞尔公演，轰动了比利时文艺界。天狗会类似同乡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目的，主要是看不惯国内政治腐败、对“帮闲文人”阿谀逢迎行为深恶痛绝的留法学生，藉此经常聚首，成为联络乡情的小团体。蒋碧微作为惟一女性，在天狗会极为得宠。 蒋碧微随徐悲鸿初到巴黎时，和谢寿康同住在苏美拉路，那时他们还不熟悉，但谢寿康非常关注他们。那时候他们夫妇外出，徐悲鸿总是急慌慌走在前边，蒋碧微走得慢，总落后一大截。徐悲鸿走得很远了，回头看不到蒋碧微，这才停下身来等她赶过来。后来和谢寿康相识，关系也处得亲密，谢寿康还开玩笑说，当时他差一点要给徐悲鸿上一堂礼仪课，因为在巴黎，“按照西洋礼俗，男女二人同行，男士一定要好好地照拂女士，即使不便搀扶，最低限度也得齐肩并步。”由此，他们也给徐悲鸿起了个“飞毛腿”的外号。 谢寿康回国后，受邀出任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与徐悲鸿夫妇同住在丹凤街中央大学宿舍那栋小洋楼里。也就是在这段时间，由徐悲鸿夫妇出面，帮谢寿康解决了他最最头痛的婚姻危机问题。谢寿康前妻刘作雨是位农村小脚女人，出国之前，两人感情尚可。谢寿康原也想与她厮守到老，但回国后，西风东渐，像他这样身份这样地位的人，守着的太太，“既矮又丑，站在桌子旁边，肘部刚好够到桌面，她穿一身土布短打，梳一个巴巴头，十足的乡下人模样”，连蒋碧微也看不过去，更不用说进出社交场合了。“两个人无论外表或内涵，一个乘云，一个行泥，距离实在太远。”后来谢寿康到徐悲鸿这边来，“坦白承认他和太太相处不来”，但他又不忍直接向太太挑明，便请求徐悲鸿夫妇去做工作。于是蒋碧微以自己三寸不烂之舌，三番五次，终于说动刘作雨与丈夫协议分手。条件也十分简单，刘作雨离婚不离家，由谢寿康每月提供五十元生活费。而离婚的所有细小枝节，谢寿康没有出面，都是徐悲鸿为他一手操办的。 此时蒋碧微家庭有变，请求谢寿康伸出援助之手，他如何敢怠慢半步？当天上午，他就匆匆由南京赶往上海，直奔中华书局舒新城处。 见谢寿康以中年婚姻变故者的身份来做说客，大家相视一笑。徐悲鸿本来是脸沉着的，也忍俊不禁。但谢寿康有他的撒手锏，这便是吴稚晖规劝徐悲鸿的一封长信。
对于徐悲鸿，吴稚晖是他特别敬重的长者。吴稚晖生于同治四年（1865），徐悲鸿光绪三十一年（1905）还跟在父亲身后学画时，他就在法国参加了中国同盟会。1915年，吴稚晖与李石曾创建留法勤工俭学会。1924年起，吴稚晖先后出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要职。上世纪60年代，他还被联合国授予“世界文化名人”头衔。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曾主张彻底摒弃封建传统文化的吴稚晖，在规劝徐悲鸿的长信中，却表现出了一个长者和一个智者的固执—— “尊夫人仪态万方，先生尚复何求？”他问。“倘觉感情无法控制，则避之不见可乎？”他又问。信结尾处，他还以自己的婚姻打比喻，“弟家中亦有黄脸婆，颇亦自足，使弟今日一摩登，明日一摩登，侍候年轻少女，吾不为也。” 徐悲鸿无法做出回答。 徐悲鸿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任教，总务处也安排有住处，在丹凤街52号，大小共四个房间。这是一幢老式的两层楼房，同住的，还有中央大学另外三位教授。其中谢寿康与他们同住二楼，楼下是何兆清夫妇和曾昭抡先生。当时蒋碧微父母以及蒋碧微的弟弟蒋丹麟也在南京，大小七口人，加上下人、奶妈，十分拥挤。徐悲鸿的创作，只好在国立中央大学画室里进行。吴稚晖闻知此事，二话没说，出资三千大洋，在南京鼓楼坡北面的傅厚岗，为徐悲鸿买下两亩宅地。 大恩不言谢。 面对这样一个长者，面对这样一种情义，徐悲鸿怎能将那个“不”字说出口？ 谢寿康知道徐悲鸿的两难，也不逼他立即表态。 之后在舒新城家，徐悲鸿画兴大起，先是用铅笔为舒新城前妻贺菊瑞画了幅人物速写。后又提笔为舒新城的新妻刘济群写下“勇迈”二字，题曰：“济群女士为学深思，行其所安，不屈不挠，独与吾友舒新城相爱，险阻既经，前途坦荡，长此贻之。” “你看我处理方式多得体，前妻后妻，一画一字，谁也不得罪！”又笑，“一个舒新城，一个谢寿康，还有一个徐悲鸿，现在的中年恋爱，恐怕已经成为时代之病了啊！” 舒新城笑道，“我们已经从时代病中走出来了，只有你徐悲鸿，还在病中苦苦挣扎哦！”一时兴起，又为徐悲鸿作打油诗一首： 前日小谈后，急“马”大动摇， 时时想溜走，计划满头脑， 溜既溜不成，留住枉烦恼， 作“长”十九月，有甚可足道， 于人既无益，于己更无聊， 莫羡人洞味，且请试试瞧。 徐悲鸿看后“哈哈”大笑，“知我者，新城也！” 谢寿康不失时机地插上一句：“既然‘溜既溜不成’，不如再给碧微一个机会，看看她的表现，你的意思呢？”见徐悲鸿沉默不语，又说，“这样吧，我来安排，咱们一起去庐山牯岭陈散原处避避暑，如何？” 徐悲鸿无语。无语就是应承。 陈散原是徐悲鸿忘年之交，长徐悲鸿四十三岁。散原是他的号，其本名陈三立，又号伯严。进士出身，曾任吏部主事，后因参与戊戌变法，与父亲陈宝箴（湖南巡抚）同被革职，隐退后自号神州袖手人。陈散原的诗做得极好，但晚年与人谈诗，总是一再谦虚，“吾七十以后已戒诗矣。”怪的是，书法不是他的强项，但只要有求，总是午夜篝灯，勤勤交卷。他的两个儿子，长子陈师曾号称北京画坛首领，八子陈寅恪则是著名历史学家。在巴黎留学时，徐悲鸿夫妇与陈寅恪交往极密。 谢寿康陪徐悲鸿到庐山后不久，蒋碧微得到谢寿康及时反馈的信息，在母亲陪同下，也匆匆赶到了庐山。 看到岳母陪蒋碧微一起过来，徐悲鸿微微吃了一惊，他的嘴上没说什么，但他知道，在这场夫妻对决战中，他的败势又增添了一份。 徐悲鸿可以不理蒋碧微，但对这位善良又慈祥的岳母，他不能不理。1917年11月，徐悲鸿与蒋碧微携手私奔日本，生米做成熟饭。而在上海蒋家，女儿突然失踪，蒋碧微许配的查家又来逼婚，几乎乱成一团，不得已，只好置一口空棺，以女儿病死为由搪塞过去。一年后，他们从日本回上海，蒋碧微不敢回家，便和徐悲鸿住在旅馆里。岳母知道后，瞒着她的父亲，独自过来看望，见他们经济窘迫，又出资在民厚里租了一间厢房，帮小两口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时光。 关于在庐山的这段生活，蒋碧微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散元先生一家对我非常好，徐先生则默然不理。朋友们极为掇促我们同出同游，我们曾登临五老峰，也曾在巨瀑之下，褫衣冲淋。游兴虽浓，但是这些都不曾使我们之间的僵局，有打开的希望。” 转瞬半个多月过去，暑期接近尾声。再过十来天，国立中央大学也要开学上课。 蒋碧微自己不好开口，便撺掇母亲试探徐悲鸿的心思。母亲既然陪女儿过来，自然希望他们夫妻和好，于是有意无意向徐悲鸿说，“立秋之后，一天比一天凉，也没有带更多的衣服，怎么办？” 徐悲鸿听出了她的话意，怏怏而答：“有什么怎么办？只好大家回去罢了。” 蒋碧微远远听见，心里一阵窃喜。辞职出国的事，当然也就从此不提。 但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徐悲鸿仍旧是一个凡夫俗子，他的爱情观，他的生活观，都注定他无法如此超脱。 在远处，蒋碧微一直在关注徐悲鸿的感情变化，直到大轮拉响长笛，缓缓离开码头，她才松了一口气。 就在徐悲鸿乘坐的江安号离开安庆码头的同时，早早起来的孙多慈，在汪家塘方家大屋，在院子里那株葡萄树下，与父亲孙传瑗，正边吃早点边谈心。早点是安庆特有的侉饼包油条，刚刚在街头买来的，侉饼外脆内软，上面撒有芝麻，一咬一口香。 孙多慈以图画满分成绩被南京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录取的消息，在安庆，算是特大新闻，自然不胫而走。安庆女中师生，更当是学校荣誉，四处传播。但同时，关于孙多慈与徐悲鸿之间的流言蜚语，也传到了安庆。更有甚者，有人从南京过来，还将刊有徐悲鸿与孙多慈花边新闻的小报带到安庆。孙多慈自然矢口否认，孙传瑗见多识广，虽然不是全信，但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担忧。 父女俩有一句无一句地说话，但各自都揣有各自的心思。尤其是孙传瑗，面对十九岁的女儿，说轻不行，说重也不行，只能点到为止。其中包括到中央大学后，如何与老师相处。如何与同性同学相处，如何与异性同学相处等。 孙多慈淡淡笑出声来，“你不就担心我在个人问题上不能把握吗？我向你保证，在学校期间，尽可能不与男生接触，如有什么对象，一定先和父亲商量。” “我也不是反对你处男友，只是……” “好了啦，我说到就会做到的，你还不相信我吗？” 孙传瑗无话可说。女儿大了，翅膀硬了，做父亲的，已经没有能力再把她掩在自己的身下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