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立中央大学，孙多慈的闺中密友只有两位，一位是文学院社会学系李家应，一位是理学院物理系的吴健雄。对孙多慈的情事，两人持截然相反的态度，李家应是坚定的支持派，吴健雄是坚决的反对派。有趣的是，多少年后，两个闺中密友的态度大转换，李家应成了坚定的反对派，吴健雄则成为坚决的支持派。 在国立中央大学的日子，孙多慈外出，总是和两个闺中密友中的一位同行。 李家应是孙多慈自小玩到大的女友，可以用“形影不离”来形容。“同学中，则李家应女士与吾自小学、中学以至大学，未尝一日或离，情好逾于手足；以此之故，吾平生所作所画，以写家应者为独多，亦以写家应者为最逼肖。”孙多慈自己说。李家应比孙多慈大两岁，生于宣统二年（1910），属狗，因而常在孙多慈面前摆出一副老大姐的姿态。孙多慈虽然小一些，属牛，逼急了，就会尖着嗓子反驳，“我是垦荒牛，你是落水狗，你当真还能大得过我？” 李家应老家在安徽含山，父亲李立民与孙多慈父亲孙传瑗一样，也是清末投奔安徽省城安庆的。民国之后，李立民在在安徽政界工作过多年。后到杭州，在浙江省政府工作，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但家小一直放在安庆。李家应个头与孙多慈相仿，但略壮一些，性格也更直爽。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包括个人情感等，也比孙多慈要果断。她的这种性格特点，七年之后在担任战时儿童保育会浙江分会第一保育院院长时，表现得淋漓尽致。战时儿童保育总会会长是宋美龄，浙江分会会长蔡凤珍，是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的夫人。浙江分会第一保育院，于1938年夏在丽水县碧湖镇成立，在李家应打理下，短短几年，成绩突出。1942年春，蒋经国夫人蒋方良，奉宋美龄之命，专程前往浙江第一保育院巡查。这位金发碧眼、身材高大、体态丰腴、服饰华丽的俄罗斯籍女士，对李家应的工作称赞不已。1943年，日军逼近丽水，李家应率保育院迁至云和县，1944年又迁往平阳。尽管条件恶劣，李家应还是带领全院教职员工，垦荒千余亩，办起了农场、畜牧场，种植水稻、蔬菜等农作物。此外，他们还修建校舍，创办工艺组，自己动手织布、做鞋、缝纫、织袜，基本解决了师生生活所需。此时的保育院，实际已经发展成为一所农场学校。1945年８月，李家应因身体欠安，离开第一保育院，相处七年的学生闻知，相送三十余里，一路哭声不断。1945年10月，李家应获国民政府颁发的抗战八年胜利纪念勋章。 当然，此是后话了。 李家应也是1931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的，闺中密友重逢，自然有说不完的话。而此时，也是孙多慈相对苦恼的时期。于是，更多时候，李家应只是一个倾听者。 正式成为国立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新生，孙多慈感觉最大的变化，就是老师徐悲鸿对自己若近若远，若即若离，似乎是在有意识疏远自己。那段时间，他极少约孙多慈去他的画室，有时孙多慈自己去了，他的态度也不比往日。虽谈不上是冷淡，但也绝说不上是热情。他总是处在绘画创作状态，与孙多慈说话，有一句没一句，即使说了，也不在路子上。孙多慈很失望，如果徐悲鸿真对自己穷追猛打，她可能无所谓，不觉得这是什么快乐或幸福。但徐悲鸿对自己不冷不热，在感情上，她又一时接受不了，心里面始终空荡荡的。抬眼看头上的天，垂首看脚下的地，感觉都是灰蒙蒙一片。 孙多慈是无遮无掩的人，她的这种情绪，在闺中密友李家应面前，自然都表现了出来。 李家应认为孙多慈爱情之途险象环生。“如果真想和徐悲鸿相爱，在你心理上，至少要冲破三道障碍：一，年龄的障碍，他毕竟比你大十七岁，做得你的父亲了，现在还感觉不到什么，到你四十岁、五十岁时，想想看，他都六七十岁的老人了，你能适应这种年龄差距？二，道德的障碍，师生恋一直是社会关注的对象，又是与徐悲鸿这样知名画家的师生恋，负面影响更要加倍。前期你们还没有闹出什么，小报记者就编了那么多花边新闻，如果真有什么故事，还不把一个南京城给炒翻天？三，家庭的障碍。你这边是你父亲的反对，他那边是他夫人的阻挠，尤其是他那个夫人，据说特别凶狠，你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学生，怎是她的对手？” 孙多慈“扑哧”笑出声来，“到底是社会学系的高材生，说出话来，也一套一套的。哪有那么严重，我只是和他交往密切而已，暂时还没有超过师生关系。” “既然如此，你就不应该在乎他对你的态度。” “不在乎也是假话，我是学生，当然希望得到老师的宠爱；我是个女学生，也当然希望得到男老师的关爱。人之常情嘛。但这并不代表我就期待与他在感情上能有什么发展。” 李家应说，“我有个馊主意，装作听取他的意见，说有男学生在追求你，和他半公开摊牌，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孙多慈不以为然，“这种下三烂的方法也拿得出手，他不笑话你才怪呢！” “也只是试一试嘛，并不伤害你什么，也许有效果呢？” 孙多慈想想也对，就按李家应教的方法，到徐悲鸿画室，故意轻描淡写地把这事说了。 徐悲鸿并不接她的话头，笑笑，故意说起了另一件事，“昨天还是前天上午，有一位青年，经老朋友介绍，到我这里来，说要学习绘画。我看他西装革履，衣冠楚楚，就料想是哪位官宦人家的公子哥。于是我对他说，‘绘画是小技，但可以显至美，造大奇，非锲而不舍，勤奋苦学不易成功。’我又对他说，‘还需要有一种准备，即使你学有成就，在当今的社会里，未免有饿肚子的忧虑，所以还要有殉道者式的精神，必要时要把整个生命扑上去。’那位青年听我说得如此恐怖，凳子也坐不住了，赶紧溜了出去。” 孙多慈先还不明白徐悲鸿的意思，也跟着傻傻地笑了笑，后来突然明白了其中的寓意，脸马上红成一团，头低下来，一句话也不说。 徐悲鸿走过来，抱住了她的臂膀。“你放心，老师对你的感情，没有任何变化。但现在你是中央大学的学生，身份变了，关系变了，环境也变了，有些事，就必须避一避。这一阶段，外面风言风语传得厉害，我家里那一位也不是盏省油的灯……如果真闹开来，徐悲鸿个人得失事小，你的前途事关重大。所以在近两三年内，我想，还是把我们的感情放一放。我希望你把你所有精力，都集中到学习上来。你是我极力推崇的学生，如果你的画技两三年没有长进，出不了成绩，你让我对外界，怎么解释这一切？你那图画满分的佳话，岂不真要成为徐悲鸿一生的污点？懂吗？多慈！” 孙多慈是乖巧女孩，自然很快就领悟了徐悲鸿的这番良苦用心。而她更感动的，是他最后那一声亲切的“多慈”，似乎是一盆火，能把她整个身体，都实实在在地融于其中。
后来孙多慈把徐悲鸿的反应说与李家应，李家应也感到敬佩，“徐悲鸿教授是真汉子，一生有这样的男人为知己，死也足矣！”她从心里发出感叹。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是孙多慈集中精力投入学习的高峰阶段。晚年她向子女讲述这段往事，总是眯着眼睛，一片得意之情，“那时候，脑子里真的一片空白，除了学习，学习，还是学习。在学校里，我的生活路线基本是三点一线，宿舍——教室——图书馆，图书馆——教室——宿舍，甚至星期天也不逛大街。”除了美术专修科的专业课以外，她还选修了宗白华的《美学》，胡小石的《古诗选》，以及徐仲年的《法语》。 徐悲鸿对孙多慈的选修课程很满意，他对她说：“胡小石是国学大师，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他的《古诗选》，堪称中国第一。你喜爱古诗词，肯定获益匪浅。徐仲年是我们教授会主席，翻译家，鲁迅的《呐喊》，就是他译成法文推荐到国外去的。盛成的《我的母亲》能不能读好，就看你跟在他后面学得如何了。”又开玩笑说，“宗白华的《美学》，恐怕是出于老乡和前辈的面子才选的吧。”见孙多慈开口要辩，他笑笑道，“当然是一句笑话。在国立中央大学，在美术专修科，不选修宗白华的《美学》，专业课再好，也不能及格。宗白华可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先行者和开拓者哦！说来有趣，美学界‘南宗北邓’，都是你们安庆人，而且与我关系都不错。‘南宗’宗白华算得上是至交，‘北邓’邓以蜇是书法大家邓石如之后，记得你曾经说过，七扯八算，你们还是同一所学校的校友呢！前些天去北京，我还专门拜访了邓以蜇，欣赏了他珍藏的完白山人的书法作品，那真是大开眼界，大饱眼福。康有为说‘完白既出之后，三尺竖僮，皆能为篆’一点不假啊！有机会去北京，你也要好好学习。完白山人邓石如，在你老家安庆，应该算第一名人啊！” 那时候，中央大学有四位裸体模特，其中一位是上海请来的，另外三位，都是南京本地挑出来的少女。孙多慈习惯了临摹石膏像，第一次面对真人，多少还有些不自然。一些男学生的眼光，也怪怪的另有一种色彩。徐悲鸿对模特很尊重，上课之前，总是向模特行注目礼。他也要求学生们对模特的献身艺术的精神表示尊重。 圈外的人对模特总有其他的联想，不少外系的学生谈至此，还有一些不理解，那天在食堂，几位同学为此相争，有一位老夫子居然怒气冲冲，“既然是实物写生，为什么偏要裸体人物？狗啊猫的，也同样可以用嘛！” 孙多慈在这边桌子吃饭，本来可以不多事，但听至此，实在忍不住了，立起身来反唇相讥：“人为万物之灵，五官端正，身体曲线多美，兽类怎么可以相比！” 这是徐悲鸿授课时的原话，孙多慈在此只是照搬，但合乎情合乎理，掷地有声。 争论的几位同学不出声了，一起转过头，呆呆地看着这位冷美人。 后来孙多慈拿此事在徐悲鸿面前表功，徐悲鸿果然高兴。又感慨说：“现在的社会，封建残余思想盛行，鼠目寸光者，少见多怪者，比比皆是！尽管不合时代潮流，但想彻底转变，也非易事。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我们要身体力行，大力宣传和推广现代艺术教育，我们共同努力吧。” 这年年底，徐悲鸿一家搬进傅厚岗6号新居。 吴稚晖出资为徐悲鸿买下的这片宅地，在鼓楼坡之北，之前是一片荒凉的坟地。民国政府定都南京后，随“建设新首都”计划启动，南京地产业出现二十世纪第一次地价飞涨。三千块大洋在当时不算是小数目，但在傅厚岗，也只能勉强圈下两亩地。南京老人回忆傅厚岗，都记得徐悲鸿公馆内的两棵大白杨，树干有十数米高，树冠如盖。徐悲鸿新建的画室，就坐落在两棵白杨的树阴之下。类似的巨大白杨，南京城只有三棵，另一棵在城南。当时从上海坐火车到南京，火车徐徐驶进下关，远远就可以看到它们。 徐悲鸿公馆未落成之前，孙多慈拉着李家应来看过多次。这是栋精巧别致的两层小楼，建筑主体为欧式风格，但中间又糅进了有中国传统的庭院色彩。别墅下为客厅、餐厅，上是主人的卧室、浴室、卫生间等，前后为宽敞的庭院，四周以篱笆筑成隔墙。 孙多慈她们并不敢走近，立在街的这一边，遥遥相望。更多的时候，孙多慈一站多时，半天不想移身。李家应就笑她，说：“又动起你那小心思了吧，是不是急着进去做女主人？” 孙多慈就用胳膊捅捅她，“去，把我想得那么俗，至于这样吗？” 李家应说：“想做女主人有什么不好，这是你们感情的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最终结果。作为你闺中密友，我也想在这样的公馆进进出出啊！” 孙多慈低下声和她商量，“先生要搬新居，我这个做学生的，总得要表示表示吧？可送什么好呢？一般的东西，先生看不上。太招摇太显眼了，让师母知道了，又会不容忍。你脑子灵活，帮我给拿个主意吧！” 李家应想想也是，但脑子转了半天，也不知送什么合适。 孙多慈说：“我倒是有个谋划，自知也还算是个绝点子，但不知……” 李家应开玩笑地说：“不会是安庆地方特产胡玉美蚕豆酱吧？” “去！”孙多慈伸手打了她一下，“要是送几箱胡玉美蚕豆酱，再配上师母的陈年老醋，那先生可就够受了！” 两人当街哈哈大笑。 之后孙多慈认认真真地说：“我盘算着，先生公馆有这么大的院子，送他一些枫树苗，让他栽在院子里，如何？” 李家应张大嘴，半天说不出话来，“这真是个绝妙的主意，既特别又有新意。到秋霜季节，踱步于庭院，看一树红叶，徐悲鸿教授马上就想到了你。而他夫人，即便知道是别人送的礼物，都不会想到是你这个小丫头送的。不仅仅如此，随枫树一年年长大，一年年长高，你这礼物的意义，就越发凸显出来。到我们老了，不在人世了，你对徐悲鸿的这份心思，仍会一代一代传下去。”但她仍有一些担心，“可是，你这些枫树苗哪来呢？” 孙多慈显得十分得意，“那就是我老爸的事了。安庆有个农事试验场，在皖江公园内，他应该有办法吧！” 当搬运工人将从安庆运来的数十株枫树苗运到傅厚岗时，徐悲鸿也大吃一惊。之前孙多慈说是有特别礼物相送，他并没有在意，估摸着也就是瓷器、玉雕，或者古籍善本什么的，因为她父亲在安庆，有此雅好，据说李氏“慎余堂”的藏书，有好多就转到他手上了。没想到孙多慈出手的礼物，看似大俗，实则大雅，让人喜出望外。想想看，曾经是一片荒坟的徐悲鸿公馆，有数十株红枫在其中点缀，三五年之后，将是道什么样的醉人风景？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有此大礼，”徐悲鸿和孙多慈开玩笑说，“我还真需要配部好车，不过这车，怕是四个轮子满地跑的新式汽车了。”
“也不一定要车，”孙多慈也随着徐悲鸿的思路前行，“‘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同样也是一种境界。《山海经》说，‘黄帝杀蚩尤于黎山，弃其械，化为枫树。’这不好，半夜散步，蚩尤出来，恐怕要吓坏先生。我喜欢《西厢记》中的‘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枫林醉？’秋长天高，云轻风淡，红枫婆娑，青竹扶疏，弯弯一条青石路，移步其上，低唱浅吟。那种感受，天不醉人人自醉啊！” 徐悲鸿半日不语，之后轻轻叹了口气，“果真有这一天，能与多慈一起在枫林间散步，那悲鸿就不是凡人，而是天上的神仙啦！” 可惜这数十株枫苗，栽下不到半年，5月初，立夏前后，蒋碧微趁徐悲鸿赴上海为张大千祝寿之际，吩咐园丁把它们全部砍了。也就在那些天，她请来园林工人，在园内突击移种了多种观赏植物，如梅，如桃，如李，如柳等。院内草坪上，也植上了新草皮。草坪中间，撑起了两把巨型遮阳伞，伞下放有圆桌和藤椅。 徐悲鸿从上海回来，一切都变成现实。 蒋碧微向徐悲鸿解释说，“大家都说我们公馆和院落风格不大协调，我一看也是，就没有和你商量，把它做了小的变动。因怕耽误你的创作，所以让园林工人抓了点紧，趁你不在家的几天，把它突击完成了。不少朋友来看了，都说有法兰西浪漫色彩，也确实，每每走在其中，我都有回到法国巴黎的感觉。” 徐悲鸿闭口不语。他从蒋碧微笑容背后，知道她一定弄清了枫树的来历，所以才采取如此“斩尽杀绝”的行动。但她不说破，你也没有办法戳穿她。这也是蒋碧微或高超或阴损之处，明明知道徐悲鸿不同意，也不与他商量，先斩后奏，办好之后，才一脸堆笑告诉他。但她的态度，仍是满心虔诚，似乎对徐悲鸿，绝对惟命是听。 徐悲鸿的怨气，只能暗暗发泄。此后向别人介绍公馆，他总是以“无枫堂”而笑之。他的闲章中，也多了一款“无枫堂”。这一阶段，他的画作常以枫树为景，而画后，必钤上“无枫堂”印章。蒋碧微看见了，知道他是在泄心中之怒，虽也恼火，但绝不敢吱声。时间长了，她还是忍不下这口气，总是借赏画之机，挑些“无枫堂”的毛病。徐悲鸿毛了，一气之下，干脆改“无枫堂”为“危巢”，并专门做了篇《危巢小记》。“古人有居安思危之训，抑于灾难丧乱之际，卧薪尝胆之秋，敢忘其危，是取名之意也。”其实徐悲鸿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无枫堂”已经充满感情危机，这个勉强维持的家庭，危如累卵，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轰然倒塌。 搬进傅厚岗6号后，孙多慈去徐悲鸿画室的次数就少多了，她也没有那个胆量敢独自过去。随艺术专修科的同学自然来过多次，但只要看见蒋碧微，就缩着头挤在人群最后面。在徐悲鸿新画室，孙多慈最感兴趣的是挂在墙上的一副对联，右为“独持偏见”，左为“一意孤行”，横批是“应毋庸议”。字如斗大，气魄雄健，似乎在宣泄他一腔的怨气。孙多慈暗暗想，这个“独持偏见”，这个“一意孤行”，恐怕就是指他对与自己的那份淡淡情感的态度吧。 孙多慈的另一位闺中密友吴健雄，与孙多慈同届，但不同系。吴健雄1930年初进中央大学时，念的是数学系。后来她到图书馆看书，翻阅到有关X光、电子、放射性、相对论等方面的书籍，一下子便被伦琴、贝克勒尔、居里夫妇、爱因斯坦等科学巨匠给深深地吸引住了。于是，第二学年，她向学校提出申请，转到了物理学系。 当年国立中央大学，班有班花，院有院花，校有校花，每个系还有自己的系花，吴健雄秀丽聪慧，是物理系的系花。孙多慈文静温和，是艺术专修科的系花。系花对系花，虽早有耳闻，但一直没有相见。 国立中央大学的女生宿舍，在北极阁山下的石婆婆巷，是学校向教会租用的楼房，东、西、南、北共四栋，房间大小不一，大的住有六人，小的只安排了三个同学，也还有单身宿舍。吴健雄初入学时，住南楼，是三人间，后为专心念书，又搬至南楼后的小平房。同学因此戏称她为“南楼琼花”。但吴健雄是典型读书型女学生，在学校，不是上课，就是在实验室，或是关门在宿舍用功，很少有社会交往。 孙多慈早就想与吴健雄结识，只是没有合适机会。后来在图书馆，临座有一位女同学，姓刘，也是理学院的，两人相聊，就说到吴健雄。对方和吴健雄不仅相识，而且还是要好的小老乡。也是个热心人，听说孙多慈想结识吴健雄，二话不说，拉起孙多慈，就要领她去吴健雄宿舍。 孙多慈有些犹豫：“我们这样冒冒失失，人家一定很反感吧?” “谁说呢，吴健雄热情开朗，对你仰慕已久，也想和你认识呢！” 初次相识，礼节性的见面，双方并没有深聊。但两人都有一见如故的感觉。 不仅仅如此，此后两人长达四十余年的友谊，包括后来结成儿女亲家，都在这一次见面中，埋下了长长的伏笔。 孙多慈晚年曾写文章称赞吴健雄：“远在民国二十年即1931年，我们同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那时的健雄是一个娇小玲珑，活泼矫健的女孩子，她是江苏太仓人，一双神采奕奕的眸子，灵巧的嘴唇，短发，平鞋，朴素大方但剪裁合身的短旗袍。在两百左右的女同学中，她是显得那样地突出，当然她也是一般男孩子的追求目标，不仅男孩子，女孩子竟也有人为她神魂颠倒呢。” 半个月后，孙多慈去教务处领取奖学金，正好吴健雄也过来领奖学金，两人再次相遇。从教务处出来，两人肩并着肩，手拉着手，就已经无话不说了。那个阶段，孙多慈因徐悲鸿有意疏远，思想上有些苦闷，神情怏怏，水色不是很好。细心的吴健雄观察到了，便把孙多慈悄悄拉到一边，指指她的脑袋，问：“是不是这里出问题了？” 孙多慈红着脸，“没有啊，我这里能有什么问题？” 吴健雄说：“你的那些风言风语，全校都知道，我吴健雄能充耳不闻？说，是不是徐悲鸿教授欺负我们多慈了？” 孙多慈说：“我们之间的关系，绝没有外界传的那么浑浊，但也绝不是一潭清水。说实在的，我自己也很矛盾，说有‘爱’，不确切，说没有‘爱’，也是一句假话。” 吴健雄与孙多慈同岁，虽同样是花季少女，但远比孙多慈老练精干，为人处世也有章有节。两人第一次相见，孙多慈就有了可以信任可以依赖甚至可以交心的感觉。
这天吴健雄破例没有读书，两人在国立中央大学校园内，来来回回，走了两三个小时。从生活到学习，从理想到情感，几乎聊了个底朝天。特别是孙多慈，与徐悲鸿交往的每一个细节，都竹筒倒豆子般向吴健雄说了。 吴健雄态度十分明确。“徐悲鸿是优秀画家，是血性汉子，也是温柔情人，确实值得女人去深爱。但这个女人，不应该是你孙多慈。想想看，你还年轻，你的前途远大。这样不明不白卷入感情漩涡，是不是太早了些？”不仅仅如此，她还为孙多慈的处境深深担心，“徐教授夫人是出了名的厉害角色，你一个女学生，弱女子，哪是她的对手啊！”最后她给出的结论是一个字，“断”。并再三强调，“现在的局面，乱如一团麻。作为当事人，你一定要面对现实，当断则断，不然的话，近则影响你的学业，远则影响你的前程。” 孙多慈也觉得吴健雄的考虑在情在理，但真让她下决心，也不那么简单。已经迈向感情漩涡的这只脚，想及时抽回来，无论从哪个方面，都不是件容易事啊！ 1932年底，徐悲鸿与刘海粟发生激烈的口水大战。 刘海粟举行“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一位叫曾今可的文人，为展览写了个序，发在《新时代》第三卷第三期上，文中说：“国内名画家如徐悲鸿、林风眠……都是他的学生。” 11月3日，徐悲鸿在《申报》刊登《徐悲鸿启事》：“民国初年，有甬人乌某，在沪爱尔近路（后迁横浜路），设一图画美术院者，与其同学杨某，俱周湘之徒也。该院既无解剖、透视、美术史等要科，并半身石膏模型一具都无；惟赖北京路旧书中插图为范，盖一纯粹之野鸡学校也。时吾年未二十，来自田间，诚悫之愚，惑于广告，茫然不知其详；既而，鄙画亦成该院函授稿本。数月他去，乃学于震旦，始习素描。后游日本及留学欧洲。今有曾某者，为一文载某杂志，指吾为刘某之徒，不识刘某亦此野鸡学校中人否，鄙人于此野鸡学校固不认一切人为师也……”并指责对方：“今流氓西渡，惟学吹牛，学术前途，有何希望；师道应尊，但不存于野鸡学校。” 11月5日，刘海粟也在《申报》刊登《刘海粟启事》，称：“图画美术学院经几次苦斗，为国人所知，此非‘艺术绅士’如徐某者所能抹杀。且美专二十一年来生徒遍海内外，影响所及，已成时代思潮，亦非一二人所能以爱恶生死之。”同日，《申报》还刊出《曾今可启事》，说：“今可认识徐悲鸿先生在认识刘海粟先生之前，彼此都是朋友，固无所厚薄，拙文中亦并无侮辱徐先生之处。” 11月9日，徐悲鸿在《申报》再次刊登《徐悲鸿启事》：“文艺之兴，须见真美，丑恶之增适形衰落。‘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伟大牛皮！急不忘皮，念念在兹。但乞灵于皮，曷若乞灵于学！学而可敬，何必甘心认为流氓。笔墨之争，汝乃不及（除非撒谎），绘画之事，容有可为；先洗俗骨，除骄气，亲有道，用苦功，待汝十年，我不诬汝！” 孙多慈身为局外人，但她的愤怒，绝不亚于徐悲鸿本人，那些天和吴健雄闲聊，总是把对方说得一无是处。有时候吴健雄故意激她，说不管如何，刘海粟也是当今有成就的画家之一，厚此薄彼，不是国立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一个学生应持的立场。孙多慈就满脸通红，辩解说：“他的成就怎么能和先生相比，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如果他真有自己吹嘘的那番成绩，为什么不请他来中央大学任教？” 看到孙多慈如此认真，吴健雄忍不住就笑起来，“还说对徐悲鸿教授无所谓呢，你那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把对他的爱意表现出来了！看来我的劝说毫无用处，在个人情感的漩涡里，你已经连身子带头，全部被卷进去了！” 孙多慈的话头戛然止住，就笑，脸如三月桃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