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4月12日，星期三，孙多慈还在学校上课，下午两点多钟，父亲孙传瑗到国立中央大学来看孙多慈。 “爸爸,你怎么来了？”孙多慈一脸惊讶。 “正好来南京办一些事，想起今天是你二十一周岁的生日，就绕到这边来了。”孙传瑗说，“正好也代表你妈妈和你哥哥，陪你吃碗长寿面呀！” “还是爸爸有心，始终挂念着女儿！”孙多慈快活地尖叫起来，也不顾在场的同学，上前一把抱住了父亲。 这之前，1月28日，农历正月初三，徐悲鸿携夫人蒋碧微，由上海乘法国ANDRELEBON号轮船，前往欧洲举办中国绘画展览，第一站就是法国巴黎。寒假之前，徐悲鸿就把行程安排告诉了孙多慈。寒假结束回到学校，又收到徐悲鸿寄来的明信片，叙述在船上，副船长TEULON先生带他们参观舱内机器的印象。“则舟中咸水淡水冷热水之置管，一切电器之衔接，气象所指，历程所经，时局变迁，商情起伏，凡有便利，靡非人为。纯乎一城市设计，而不容有一隙闲地者也。方之世界五七万吨大舟，此仅二万四千吨之中型耳，其结构精密完美已如是。而此类造船师有多量杰作，流行于世，世人身受其惠者且不可胜计，顾其名不为人所知，亦无人询问其名者。而末世之艺术家，画几枚颠倒之苹果，畸形之风景，或塑长头大腿之女子，便为有功于文化。两两相较，其道理不特恒人所不解，即不佞亦深为惶惑者也。惜此类艺术家，无是机缘，令人一度自省也。”简简单单的一次参观，徐悲鸿凭艺术家的敏锐力，举一反三，引出作画的道理，也引出做人的道理。孙多慈反复读来，对徐悲鸿更心生敬意，但也由此加重对他的思念之情。 父亲孙传瑗的出现，让她那愁苦之心，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孙传瑗本是想让女儿“情调”一次，寻一家西餐厅，上一盘生日蛋糕，点二十一根蜡烛，再让她为未来的生活，默默许上一个愿。但孙多慈不稀罕这种浪漫，“如果请我吃西餐，还不如请我去夫子庙，来南京一年多，我都快馋死了，从来没有畅畅快快吃过那些小吃。” 于是父女俩坐车赶往夫子庙。 孙传瑗虽然来南京多次，也来过夫子庙，但像这种形式逛街，还是头一次。女儿孙多慈到底还只有二十一岁，不仅爱吃，会吃，而且能吃。沿街各色小点，只要看上去舒服一点，她都要来上一点。逢味道特别的，还转过头，硬要往父亲的嘴里塞上一口。转了一下午，天黑了，灯亮了，她的吃兴依旧不减，几乎所有小吃摊，都要驻足看一会。孙传瑗跟在后面付账，虽然有些累，但幸福，快活，脸上始终挂着淡淡的笑意。 南京的小吃以“小”为特色，不讲究排场，但讲究口味。外观在其次，能不能“吃”，好不好“吃”，这才是最重要的。徐悲鸿曾经向孙多慈说过，南京人的吃，可以“刁钻古怪”来形容，同样的小吃，到南京，不同的佐料，不同的做功，不同的火候，吃出来的味道，也就大不一样。 转累了，吃足了，问及感觉，孙多慈嘴里只蹦出两个字，“深刻”。 孙多慈的“深刻”，能说出道道。多少年后，战乱动荡，父女俩流落到浙江温州，回忆起南京小吃，孙多慈还能把当天吃过的东西，生动传神地表述出来。 孙多慈说，“糖粥藕”要的就是那份香甜，糯米熬出来的粥，虽汤稠如浆，但米粒分明。藕为大节，入碗前，切成薄片，加以红糖，拌入粥中。淡紫色，深褐色，淡绿色，色色入眼，香香入鼻。孙多慈又说，“蟹壳黄”要的则是那份香脆，同样是烧饼，它的揉面之工多了一分韧劲，它的烘烤之力多了一分巧劲，形如螃蟹，色似蟹壳，一咬即碎，香溢满口。孙多慈还说，“卤茶蛋”不是什么鸡蛋都能用的，真正的食家，非要当年母鸡的头生蛋不可。先是泛煮，后去壳，划口，然后加各色调料文火慢煮，这时候拼的是耐心，没有七八个时辰，香味根本透不进去。“回卤干”更是孙多慈的心爱，豆腐剖成薄片，油炸成形后，加料回煮。用的也是文火，越久味道越好。最绝之处，是料中要放黄豆芽，以取其清香，取其鲜美。“南京干丝”看似普通，但能做到“嫩而不老，干而不碎”，那就是厨中高手了。豆腐自然需要特制，没有韧劲就没有嚼头。干丝切得要细，细还不能断，一筷子夹起来，有形有物。再浇上小磨麻油和“三伏抽秋”酱油，就能诱出你的口水了。南京干丝有好多种，简单的，只分素荤，复杂的，则延伸出烧鸭干丝、开洋干丝、笋干丝、冬菇干丝、蟹黄干丝、鸡肉干丝，等等，不胜枚举。以豆腐为原料的小吃，最有名的当是“豆腐涝”，南京声音拐，听上去又是“都不老”，也有叫做“豆腐脑”、“豆腐花”的。“豆腐涝”不是南京独有的小吃，但是在南京，加入虾米、榨菜、木耳、葱花、辣油、香油等多种佐料后，色泽亮了，口感醇了，咸淡辛辣，恰到妙处。 当然，到南京，最不能不吃的，就是盐水鸭。父女俩在夫子庙安排的压轴戏，就是这道南京名吃。酒店叫“小雅轩”，窗外便是夜色中的秦淮河，春柳绕岸，灯笼高悬，悠悠竹丝弦乐，顺河水轻轻飘过来，有诗情，也有画意。一盘盐水鸭上桌，先看到的白嫩之色，后闻到的是鲜美之香，父女俩都忍不住伸出筷子。一口咬下去，果然肥而不腻，酥软香嫩。不过南京的盐水鸭，中秋前后才是极品，因是桂花盛开季节，又称“桂花鸭”。《白门食谱》记载：“金陵八月时期，盐水鸭最著名，人人以为肉内有桂花香也。” 孙传瑗要了半壶老酒，两杯下肚，脸上便有了醉意。“父亲此次来南京，还想和你说件事。”他的眼中充满慈爱，“今天你满二十一岁，吃过这餐饭，也就是二十二岁的人了。老大不小的，个人问题是不是也可以考虑考虑？”又说，“爸爸妈妈没有什么特别要求，只要你自己满意，以后在一起能好好过日子就成。” 孙多慈一块盐水鸭咬在嘴中，含含糊糊答道，“你放心，我自己的事，我会把握的。” 孙传瑗故意打岔，“怎么，有意中人了？快跟爸爸说说，是不是中央大学的同学？” “没有啦！”孙多慈脸上泛起红晕，“我是说我会把握的。” 孙传瑗说：“如果说条件相当的同学，你也确实可以考虑。你妈妈也希望暑假能带一位回来给我们看看。” 孙多慈撅了撅嘴，“干什么嘛，怕我嫁不出去？”
孙传瑗笑笑，把话头转向了徐悲鸿。“报上说徐教授带夫人又去欧洲办画展去了，怕一年半年不能回来吧？”又故意加重语气，道，“徐教授的夫妻关系真的美满，每次去国外都与夫人同行，让人羡慕呀！”说这话时，他的眼光一直放在女儿的脸上，想看看她会有什么样的表情变化。 父亲问这话时，孙多慈确实心动了一下。徐悲鸿与夫人同行，半年一年不能回来，自己有必要把那一份感情放在他的身上吗？也许自己是该如父亲所说，尝试一下和其他男同学深层次接触，或许从此能将徐悲鸿忘掉？而更重要的，那一刻，她突然看到了父亲两鬓悄悄生出了白发。“平生爱女胜爱男”，面对这样的慈父，她怎么能忍心伤害他那颗已经苍老的心？ 后来孙多慈把自己的这个念头，悄悄说与李家应听，得到了李家应的大力支持。“你父亲的话是有道理的，我也觉得你没必要把心思放在徐悲鸿身上。有合适的男性朋友，你也不妨处处看，也许能得到不一样且更能让你深刻的感受呢？”说到这里，她抱住孙多慈的肩膀，贴在耳边追问，“会不会已经瞄准了对象？我看你一定是瞄准了，说说看，是谁？” 孙多慈笑而不答，她的心中，确实有一个对象，这就是四川同学屈义林。 最早知道“屈义林”这个名字，也是从徐悲鸿的口中。 屈义林与孙多慈一样，也是1931年夏报考国立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的，不过这位来自四川的考生，报考的是西画组，并想直接进入三年级。在此之前，屈义林就读于成都高师和上海美专，后者是私立学校，按当时规定，私立学校的学生，没有资格报考国立学校。而在成都高师，屈义林读的是国文部，国文部的成绩，又不能转入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屈义林失望之余，更有几分苦恼和彷徨。就是在这种情境中，屈义林给徐悲鸿写了一封信，“抱璞空山，寻师万里，愿借阶前尺地，小试英才；莫令一纸空文，有负贤望。”字里行间，言辞真切。徐悲鸿被深深打动了，当即回函，同意他缓交转学成绩，先行取得考试资格。 孙多慈和屈义林在同一素描考场，他们都记得，那天徐悲鸿特别庄重，身着一套深青色西服，胸前打着黑色领结。快步走进考场后，他用威严但又充满慈爱的目光，将考生巡视了一遍。那天的素描对象，是位短须老人，老人半裸上身，坐在一张条凳上，搭在膝盖处的右手，捏着一杆黄烟袋。左手轻抵在大腿上，仿佛正在沉思未来生活。素描考试要求，所画人像大小和位置要适当，人物动态及其形体结构与比例要准确，并要求通过明暗调子，突出素描对象主体。当日考试完成，次日上午成绩和试卷同时公布，孙多慈列在第一位，紧接其后的，便是屈义林。 但孙多慈与屈义林交往不多，孙多慈是徐悲鸿的门生，屈义林是潘玉良的高徒，不在同一间教室，偶尔相遇，也只是点头打个招呼而已。 如老掉牙的故事一样，他们的相交，也是从图书馆开始的。据屈义林晚年回忆，那天他来中央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一抬头，看见孙多慈在另一侧做功课，两人便对视一笑。那天图书馆人不多，四处都有空座位，但孙多慈坐的那张桌子，不一会就挤满了男同学。自然看书是假，看“花”是真。孙多慈也发现了其中异常，收拾起书本，移身到屈义林身边坐下了。 “每次都是这样，只要你到图书馆来，总有些男生要往你身边粘，甩都甩不掉，烦死人了。”孙多慈向屈义林解释。 屈义林说，“同性相斥，异性相吸。何况你相貌出众，才华出众，是中央大学排得上座次的校花，仰慕者自然多了。” 孙多慈带着微微恼怒的神情，轻轻瞪了他一眼，“别人笑话我，你怎么也笑话我呢？” 屈义林急得脸通红，“没有，我说的是真话呢！”又问，“每回都和你在一起的密友呢，今天怎么放单飞了？” “你说李家应呀，她是我的老乡。她呀，重色轻友，今天和男朋友约会去了！”说到这儿，半掩着嘴，悄悄道，“待会我回宿舍，你做一回临时保镖，如何？” 屈义林自然求之不得。 孙多慈说，“我读过你的一篇文章，里面好像有两句诗，‘国破家亡亲老病，情天孽海佛修持。’很有感染力。” 那是屈义林写的《游杭写生日记》，全文发表在国立中央大学校刊上。孙多慈说的诗，就是其中的《谒曼殊墓》，全诗共八句，“断桥髠柳夕阳迟，剩墨犹怀燕子师。国破家亡亲老病，情天孽海佛修持。袈裟点滴胭脂泪，江海才华性命丝。异代几人同索寞，荒台留我不胜思。”知道孙多慈也关注自己的这篇文章，屈义林很兴奋，“我的那些文字，摆不上桌面的，让你见笑了。” 孙多慈说，“我原来也喜欢文学，中学时，还在当地报纸上发过文章。本来上中央大学，是准备报考中国文学系的，因为没考上，所以才转报艺术专修科。” 因为有这一次接触，两人的交往，就频繁而自然了。 屈义林把他们的见面，戏称作“单飞”，单飞的地点，或是图书馆，或是工字楼素描教室。只有一次意外，孙多慈居然寻到屈义林他们的第五宿舍来了。孙多慈住在北极阁山下石婆婆巷的女生宿舍，与第五宿舍相隔有两华里，沿鸡鸣寺附近的小路，过铁道，还要穿越农场的一片菜地。那天孙多慈穿一件粉红色上衣，下罩深色底彩花宽敞长裙，头上还插有一朵朱红小花。孙多慈平常多淡妆素裹，是出名的素面美人，今日艳妆浓抹，则有另一番娇艳照人的风采。第五宿舍的男生一片惊呼，全涌到走廊外，眼巴巴看着她落落大方地走进屈义林的寝室。 孙多慈此次的借口，是向屈义林借阅《美学》笔记，但她真正的目的，是想让李家应认识屈义林。 不多久，李家应也尾随而来。
李家应对屈义林的感觉不错，就是嫌他一口四川话粗声硬气。反过来，孙多慈和屈义林接触越多，越是找不到感觉。她把他称之为稚气未脱的奶油小生。 1934年4月，艺术专修科西画组二十余名同学，由潘玉良带队，前往北平旅游写生。孙多慈本不想去，但见屈义林真情相邀，最后还是同意了。写生队的团长是吴鸿翔，副手便是屈义林。吴鸿翔高孙多慈一届，在艺术专修科，也是出名的才女。相比之下，吴鸿翔口能说，手能做，特别精明能干。临出发的那天早晨，写生队的同学都坐上大汽车了，孙多慈却久久不见人影。后来李家应气喘吁吁跑过来，说孙多慈生病了，高烧不退，现正去医院看病呢，不能随队前行了。吴鸿翔对孙多慈本来就有一种抵触情绪，有此由头，更是借题发挥，把孙多慈数落了一番。屈义林自然为孙多慈说话，红着脸和她争了几句，两人为此还闹个不快活。 此事后来让孙多慈知道了，过意不去，硬借此理由，请屈义林吃了一餐饭。本来也邀请了李家应的，但李家应说不想当电灯泡，回绝了。 那之前，北平旅游写生队的作品，在《黑白画刊》上出了一期“北游写生专辑”，屈义林发的是水墨《牛车图》，画上的题款，生动而风趣地道出北行印象：“三石麦，五匹布，换来驴马帮牛步。一旦风沙起，移山复改路。南人不识北人情，请听牛车呜咽哭！”孙多慈虽然没有去北平写生，也有一幅黑白画《美人鱼》在专辑上发表。画面以黑为底色，人身鱼尾的美人鱼，独坐海边礁石，一把七弦琴，轻弹慢拨，余音袅袅，与一钩斜月相环，与四卷浪花相涌。美人鱼的身躯和面庞，以及整个画面的意境，无处不体现着一个“美”字。后来这期“北游写生专辑”，经法文教授徐仲年推荐，又在上海《美术生活》以专刊形式推出。 席间，屈义林谈到了孙多慈的《美人鱼》，问：“你怎么突然生了这个构思呢？” 孙多慈笑笑，道：“自张华《博物志》讲述美人鱼故事以来，文坛那些作家，个个都喜欢用此典故。倒是我们绘画，以美人鱼为题材的不多。想到了，觉得很美，就画了，没有其他。” 屈义林本想和孙多慈开玩笑，说她就是那条美人鱼，但话到嘴边，看孙多慈水汪汪的两只大眼睛望着自己，又低垂下来，闪动着长长的睫毛，好像陷入深思，便咽回去了。 “这位内敛而宁静多感的才女，可能还不知道，那波谲云诡的茫茫人海，正张着巨口等待每一个年轻纯洁的美人鱼呢！”晚年屈义林回忆至此，还忍不住发出深深感叹。 这年暑假，孙传瑗让女儿陪自己上庐山，说是避暑，其实是为孙多慈提供一个写生机会。孙多慈专门从庐山给屈义林寄来一信，信中有她对庐山的感受，“难得清游陪杖履，好从真面仰银河。”在信末，她有意无意附了一句，“不知义林同学有无游兴？” 孙多慈是个细心的女子，她的这种安排，说到底，就是做给父亲看的。可惜屈义林当时正忙着落实工作，回信表示了歉意。“我只觉得，像我这样的一个穷学生，在名门世家的老先生面前，难免有许多拘束。而且，这时我在中大刚毕业，何去何从，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因此，我迟疑几天后，才简单作复，说我事忙不能去庐山。”晚年，在自传《义林奇遇九十年》中这样记述。 而孙多慈，接到屈义林的回信，反倒轻松地舒了口气。后来她与李家应谈到此事，说自己虽然对屈义林没有反感，但无论怎么努力，也不能对他产生爱意。她总觉得屈义林缺乏男人应有的宽广胸怀和胆略。而这种宽广胸怀和胆略，似乎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 李家应就笑，说，“你呀，这是典型的恋父情结。” 孙多慈伸手打了她一下，但想想，自己对徐悲鸿的那份依恋，似乎生来有之，也许真的是从父亲身上转移到徐悲鸿身上来了？ 索性什么都不想。 关于这段感情，屈义林后来写过两首《梦中杂诗》，一首为：“问字寻幽人似玉，颠肠倒肺语如莺。鲛绡漫掩青珠泪，蟾阙空留朗月明。”另一首为：“两鬓清霜满面尘，年年旧梦与愁新。合是相忘莫相忆，春风野火遍啼痕。” 1934年夏末，徐悲鸿与蒋碧微由苏联返回中国，8月17日，他们乘坐的皇后号抵达上海新光码头。20日，他们回到阔别二十个月之久的南京。22日，南京文艺界召开欢迎大会，陈树人、褚民谊、张道藩、罗家伦，以及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全体师生，文艺界代表谢寿康、许士祺，加上新闻界记者，共九百余人，参加了欢迎大会，宗白华致欢迎词。 欢迎大会上，有两个人的心情和别人不一样。这两个人，一个是孙多慈，她的目光始终放在徐悲鸿的身上。另一个是张道藩，从始至终，几乎是不眨眼地注视着蒋碧微。 这是徐悲鸿与蒋碧微婚变的另两位主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