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徐悲鸿之前与孙多慈的关系，师生之情多于恋人之情，那么在1935年的这个春天，肯定有了质的变化，恋人之情远远胜于师生之情。这时候的孙多慈，面临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毕业，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也将就此画上终止符，那么剩下来的，就只能有恋人之情了。 但1935年春天的徐悲鸿，并没有尝到多少与孙多慈相恋相爱的幸福，相反，他的整个生活，随这种恋情的深入，被夫人蒋碧微无休无止纠缠，始终处在焦躁和烦恼之中。 蒋碧微只有一个理由：我的眼中容不了她，我的耳中容不了她，我的心中容不了她。 4月19日晚，傅厚岗6号危巢，家庭之间的口水大战再次爆发。徐悲鸿一气之下，又收拾简单行李，连夜从家中离开。夜色中，危巢豪华依旧，气派依旧，但骨子里，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徐悲鸿几乎带着诀别的神情望着它，眼中一片模糊。 次日上午10时，徐悲鸿来到上海中华书局。不容舒新城发话，他就将去年夏末回南京后，因与孙多慈相交，引出蒋碧微过激甚至变态的猜疑，夫妻间一次又一次撕破脸的争吵，每次争吵又给双方尤其给自己带来更大的痛苦，一一向舒新城倾诉出来。徐悲鸿并不是个说话很碎的人，但这次将近两个小时的长谈，基本都是他一个人在独自诉说。到末了，他长长吐一口气，“新城兄，你帮我拿个主意，这种日子，我该如何了断才是个头？” 舒新城只能以常理相劝，但他知道，这种“常理”，对于徐悲鸿，没有任何作用。末了，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邓肯女士自传》，劝徐悲鸿回去认真读读，“你们俩都是艺术大家，有许多相通之处，读之后，或许能从中找到一丝安慰。” 爱莎多娜·邓肯是著名的舞蹈家，1927年9月14日，她在尼斯（Nice）因车祸而惨死。早几年，邓肯就有写自传的念头，但直到1927年夏才最后完成。自传完成了，生命也结束了。邓肯一生，始终无法权衡爱情和艺术的天平，时而倾向前者，时而倾向后者，她的命运也随之沉浮。“时代变迁了，一切思想都发生大的改革，因此我想有自由精神的女子，都不能承受以往婚姻制度和道德。如果思想发生变迁，而有思想的女子仍旧结婚，那么，便是她们没有勇气贯彻她们的主张。考察近十年来离婚的统计，便晓得我的话是不错的。有许多女子听到我所宣传的这种自由主义，每每消极地反问，‘那么谁来养小孩子呢？’照我看来，假如婚姻制度是保障养育儿童不可少的东西，那么，这种婚姻的质量，未免太低下了。”在自传中，她对婚姻如是理解。爱莎多娜·邓肯的生命旅途是失望的，悲痛的，孤寂的，然而她的生命却是进取的，坚强的，快乐的。徐悲鸿目前的人生体验，多少与她有相似之处。 舒新城后来在日记里说：“此种男女问题，在艺人间本是常事，盖艺人以感情为生活，若不浪漫，则其作品无生命，师生间真成情侣，亦不算什么，不过在中国说是麻烦。”他又认为，“徐与孙实在谈不到恋爱，不过因孙之才学超群而特别维护之，社会不谅，家庭不谅，日日相煎，结果恐非走入恋爱之道不可也。” 此时的舒新城，完全是局外人的旁观态度，事不关己，自然说得轻松。但没有保持多长时间，6月24日，南京发来一封信函，就扰乱了他的这种“轻松”。寄信地址是傅厚岗6号，寄信人自然是蒋碧微。信拿到手，舒新城就有一种不祥预感，拆开信，果然，在蒋碧微的眼中，他的身份变了，在徐孙之恋中，由旁观者转换为牵线人。“午前得徐夫人蒋碧微一函，破口大骂……”当天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述。 蒋碧微来信内容共四条，语气由浅入深，一步一个变化。其中第一条带有“命令”口吻，说孙多慈出画集，是中华书局和作者之间的公事，中间有什么具体事务，应该与孙多慈直接交涉，不应该把徐悲鸿牵涉进来；第二条有所加强，用的已经是“指责”语气，说徐悲鸿近来为孙多慈出画集之事，引起社会各种流言蜚语，“名誉扫地”，“道德破产”，家庭也处于崩溃边缘。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舒新城在中间“宣扬牵引”。言下之意，如果不是舒新城的中介作用，徐悲鸿也不会在道德泥淖中，越陷越深。并说舒新城的这种行为，“实属无聊已极”；第三条干脆采用“讥讽”的语调，说舒新城有家有室，却公开与刘济群同居，置传统道德于不顾，也缺乏或男人或丈夫应有的责任。徐悲鸿虽然有品格缺失之处，但他还不至于效仿你这种下三流的做法；最后，她在信中表现出一种“强悍”的色彩，说自己虽身为女性，但并没有女人的懦弱，也绝不会听从命运，任人遗弃。最后她强调，说自己和徐悲鸿的婚姻是有基础的，不会因为暂时的波波折折而分开。舒新城在中间的挑拨，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写到激动处，她甚至用了“枉费心机”这样的字眼。 面对这封充满火药味的来信，舒新城恨得咬牙切齿。他认为此时的蒋碧微，“真所谓疯狗”，并以“悍拓”来加强他的这种感觉。他在日记里说：“我与孙多慈初不相识，因其为悲鸿得意门生，五年前在南京由其介绍始见一面，此后从无交涉，直至本年，悲鸿以孙之画集出版事相委，于四月间由其送稿来又见一面。此后因稿件关系，有所通讯，概为公函。某次孙因悲鸿在京受污甚苦，且自诉苦，悲鸿复请去函相慰，乃复一函，鼓励其努力于艺术。其他无有也。关于孙之画集交涉，均由悲鸿及孙两方请托，交悲鸿整理，寄去之件亦均公函。”气愤之余，舒新城更多的，还是为徐悲鸿的命运感到担心，蒋碧微“迁怒于我悍拓竟如此，难乎其悲鸿，更不知其前途如何也”。 蒋碧微说，我的心中容不下她。这个“她”，自然是孙多慈。 但1935年6月以前，蒋碧微对孙多慈多少还是有些容忍的，至少没有当着面和她争长论短。不是自己不愿意，而是觉得如果那样做，实在是掉了自己的面子。不说自己比她年长十多岁，论学识，学长相，论经历，孙多慈哪样能与自己相比？但也正由于自己一容再容，致使徐悲鸿与孙多慈越走越近，近到已经危及自己家庭主妇位置的地步。此时蒋碧微反而想开了，徐悲鸿能放下“画家”、“教授”架子，与一个小女生卿卿我我，自己有什么理由不能去和孙多慈当面锣对面鼓地理论一番？ 选择的时间，是5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上午10点多钟；选择的地点，是国立中央大学女生宿舍。有内线先行在那边探明了消息，孙多慈在宿舍，于是叫了一辆车，从傅厚岗直接开过来了。 立夏前后，“蝼蝈鸣，蚯蚓出，王瓜生。”太阳悬在天空，白晃晃的，有些刺眼。蒋碧微撑着一把长柄阳伞，戴着长至手臂的白手套，穿一身拖地白长裙，款款走近石婆婆巷中央大学女生宿舍的东楼。 孙多慈正在对近期创作的一幅油画稿进行修改，猛然看见蒋碧微走进来，猛然一惊，她立起身，不知所措，连手中的画笔落在地上也不知道。
“孙多慈，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吗？” “徐夫人，我……” “外面流言蜚语传得那么厉害，你好定力，还在宿舍呆得住？佩服，佩服！” “徐夫人，请你相信，我和先生之间，真的没有什么……” “好啊，我也希望你们之间清白得只有师生关系，可你有证据来证明你们的清白吗？” “我……我……” “既然你拿不出，那我就要问问你了，徐先生画过一幅《台城月夜》，里面女主角，知道是谁吗？” “我。” “徐悲鸿正为一位学生出画集奔波，短短一个月，上海就跑了四五次，知道这位学生是哪一个？” “我。” “班上学生那么多，但他只为一个学生在争取出国留学的名额，知道她是谁？” “我。” “外面传言，说徐悲鸿一改往日作风，半公开举行画展，为了卖画，甚至奔走于权贵富豪之门，而所得卖画款项，都作为这位学生出国留学的费用。知道她又是谁吗？” “我……” “徐悲鸿现在道德沦落，作风败坏，社会名誉扫地，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根本不值得‘为’的学生，这个学生又是谁？” “我……不，不是。我的意思，你不能用这样的字句来形容先生，他是受人尊敬的。” “他以前是受人尊敬的，可自从你的出现，他的人生观就发生了变化，事业不顾了，家庭不顾了，公众形象也不顾了。我真不明白，孙多慈，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是想毁了你们老师吗？” 孙多慈气得一口气直堵到心口，她什么话也说不出，只是呆呆立在那儿。 蒋碧微尖刻地冷笑了一下，指着孙多慈脸说，“你孙多慈年纪轻轻，出身在官宦人家，也在国家高等学府读书，怎么素质如此低劣，与秦淮青楼女子无异？” 孙多慈从未受过如此屈辱，但面对盛气凌人的蒋碧微，她弱小如兔，根本无力回击，只有任泪水在眼中打着转转，又“哗”地涌出眼眶。 “现在你面前有两条路，可生也可死。生，主动放弃对徐悲鸿的纠缠，不再与他有任何来往，一了百了，我也不再追究你的责任。死，仍缠着徐悲鸿不放，那我也就不顾及什么了。”蒋碧微咬着牙齿说，“我一定要在中央大学把你搞臭，在南京把你搞臭，在美术界把你搞臭。我蒋碧微说到就能做到，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能耐。是生，是死，你自己选择吧！” 这时候，中大女生宿舍其他寝室的同学，闻声也都围了过来。他们挤在门外，不敢相信堂堂一位教授夫人，居然如此泼辣，如此悍戾。不少学生想为孙多慈抱不平，但慑于“徐夫人”的威严，敢怒而不敢言。 蒋碧微却借势浇油，她回身看了一眼，嗓门提得更尖。“既然同学们都过来了，正好也来听听。你们的父母，含辛茹苦，供养你们上大学，而且上的还是名牌大学，容易吗，不容易！作为子女，如何报答父母？很简单，集中精神，努力学习，以优异成绩，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回报社会对你们的关爱。可这位号称才子的孙多慈，在学校不思进取，贪图享受，甚至弯弯绕子去勾引老师。这种学生，也配是中央大学的‘学生’吗？”蒋碧微口若悬河还想继续发挥下去，但此时，一位剪着短发的女学生从门外挤进来，两眼如炬，径直走到她近前，逼视着她。蒋碧微有些畏怯，戛然止住话头。 “尊敬的徐夫人，能屈驾回答我的几个问题吗？” “你，你……” “如果你是徐教授的夫人，你就应该在傅厚岗好好料理家务。教育学生，是你先生的事，作为家属，你没有资格到中大女生宿舍到来问责一个学生。你这是越权，明白吗？” “我今天来，不是……” “好，如果你觉得她，孙多慈，干涉了你们的家庭生活，那你更要好好反思一下，那么优秀的丈夫，为什么要移情别恋，是不是你这做妻子的有什么欠缺，有什么过错，已经不值得他再对你留恋了？” “……” “再退一步，如果说徐教授对孙多慈生有爱意，责任在徐教授而不在孙多慈，如何取舍，是他的个人行为，你这做夫人的都无力阻止，我们怎么能够强行干涉？而这些，与孙多慈没有任何相干。” 蒋碧微想了半天，才反问道：“你，你是谁？” “我是孙多慈的闺中密友，李家应。中央大学社会学系应届毕业生。” 蒋碧微“哦”了一声，“原来是孙多慈的同党啊，一丘之貉，你也好不到哪儿去。孙多慈的许多坏主意，恐怕就是你背后唆使的。” “请徐夫人说话注意分寸，你那‘唆使’有诽谤之嫌。如果说孙多慈的行为是我李家应唆使，那么徐教授的行动，为什么不能听徐夫人安排呢？当然，也可能安排了，只不过徐教授懒得理你，根本不听从你的安排罢了。”说到这儿，她非常礼貌地让开身子，“我劝徐夫人还是尽早回去，风波闹大了，出丑的不是我们这些学生，而是你高雅尊贵的徐夫人。到那时，我看你一张脸往哪儿放！”
“好，我知道你李家应了，我会记住你的！”蒋碧微知道遇到强硬对手，不敢恋战，只好顺台阶回撤，匆匆离开了孙多慈宿舍。 几乎在这前后，孙多慈的父亲孙传瑗，从安庆乘船来到南京。 孙传瑗突然赶往南京，起因也是一封来信，信的内容，涉及到女儿孙多慈的名誉问题。发信者不是别人，仍是徐悲鸿的夫人蒋碧微。 关于女儿与徐悲鸿的恋情，孙传瑗早有耳闻，但女儿大了，又身在异地，想管，不好管，也无法管。但他没有料到那些传闻，在1935年的初夏，已经化作了阵势强大的热带风暴，而自己心爱的女儿，此时，正处在风暴眼中。 随着年龄增长，传统思想也随之增长的孙传瑗，也确实不能忍受女儿，在爱情问题上，做出如此尴尬的选择。 所以，南京他必须来。来的目的有二，如果徐悲鸿家庭破裂在先，女儿插足在后，即便徐悲鸿年龄大许多，他也尊重女儿的选择，最起码，道义上可以不受谴责。如果反之，他就要强力反对。他不允许自己纯洁如玉的女儿，人生轨迹上有这种肮脏的记录。 就是带着这种复杂甚至沉重的心情，孙传瑗再次来到南京。 当晚，在鼓楼饭店，孙传瑗与孙多慈的同学蒋仁取得了联系，请他安排，尽快与徐悲鸿见上一面。 蒋仁也是江苏宜兴人，别名乐山，长孙多慈五岁。和孙多慈一样，他也是徐悲鸿最为欣赏的学生之一。对于老师与孙多慈的恋情，蒋仁虽不敢公开支持，但心里仍持赞同态度。国立中央大学毕业后，蒋仁先后留学比利时、法国。解放后，历任江苏师范学院、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教授。主要作品有《女像》、《天平秋色》等。 对于孙传瑗的到来，徐悲鸿很意外，但同时也在意料之中。蒋碧微能把他们的家庭纠纷四处宣扬，当事人的父母，自然不会放过。但孙传瑗到南京，主动约自己见面，则让他心中生出疑云，是反对？是认可？或者是指责？都像，也都不像。徐悲鸿性子急，不喜欢在肚子里敲闷鼓，接到邀请，放下手中工作，就想直接去鼓楼饭店与孙传瑗见面，但蒋仁和另外几位同学都认为不妥。一，双方的关系并没有挑明，如此冒冒失失闯过去，身份不好确定；二，冒冒失失去了，交谈中，又因某些细节谈崩，言语激烈，甚至发生争吵，场面难以收拾。想了半天，大家觉得最得体的办法，就是邀孙传瑗到鸡鸣寺附近的怡和茶楼来，室内茶香扑鼻，窗外青山叠翠，两人以茶会友，情调好，情绪自然也好。此外，蒋仁他们几个学生也可以坐在不远处，万一有什么变故，还可以及时过来圆场。 双方在怡和茶楼的会晤，远比他们预料的要融洽得多。孙传瑗对徐悲鸿非常尊重，谈及他的画作，他的论述，以及他的周游世界的美术活动，他不仅知道，而且非常熟悉。徐悲鸿很感动，面前的这位长者，虽然内心不支持女儿与自己交往，但暗地底还是非常关注女儿交往对象的一切行踪。父母之爱，真的大如天地啊。 分别之际，徐悲鸿随口提议：“晚上我来安排，让孙多慈也过来，大家在一起聚一聚？” 孙传瑗婉言谢绝，“那就不让先生破费了，先生也忙，时间也是不好耽误的。”想了想，又说，“早闻傅厚岗贵公馆幽雅别致，一直想去造访一次，不知是否方便？” 徐悲鸿微微一惊，脑海里马上浮现出蒋碧微拒人于门外的神情。但又不好拒绝，略作思索，答，“可以呀，就明天吧，明天在府上恭候孙老先生。” 徐悲鸿没有料到的是，听说孙传瑗来访，蒋碧微表情木然，没有任何欢迎或反对的表示。其实蒋碧微心知肚明，她知道老先生南京之行，就是冲自己那封信过来的。但对于老先生的举动，她同样云里雾里。按理接信之后，他应该多方面了解事实真相，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进而采取相应的有效的措施。但这位老先生，退而求其次，到南京后，先与徐悲鸿先见面，然后才提出到徐公馆来看看。他的这个“看”，究竟有什么用意？会不会…… 结果是另一种局面。孙传瑗在傅厚岗6号，不仅和谐，不仅友好，甚至还有些亲善。这，出乎蒋碧微的意外，也出乎徐悲鸿的意外。 孙老先生十分客气，在傅厚岗6号，他先在画室欣赏徐悲鸿的画作，看一幅，夸一幅，每幅都有感受，但每幅又有各自的侧重。他最赞赏的，是徐悲鸿的构图，他说缓与急，轻与重，厚与实，都与主题紧扣，把握自然得体。缓者如山涧流淌，急者如痴云乱飞，轻者如春风初度，重者如山洪暴发，厚者如斜阳古树，实者如山林层叠。生于安徽寿州的老先生，北方口音中又略带安庆方言，由他嘴里说出来，生动而亲切。在客厅，在起居室，在庭院，老先生便有意放慢脚步，和蒋碧微慢慢拉着家常，他称赞徐悲鸿公馆精巧的布局设计，称赞女主人高雅的生活情调。蒋碧微很受用，两眼眯眯笑着，一脸阳光。虽然孙传瑗比徐悲鸿大不了几岁，最后他还是以一个长者的身份，感叹自己跟不上时代，跟不上潮流。“如果再年轻几岁，说不定也能学会像你们这样享受生活啊。” 徐悲鸿说高兴了，一定要孙传瑗赏光，就在傅厚岗6号，邀几个好友，在一起小聚一下。原以为老先生会反对，不想他满口应承。还说要把女儿带来，让她也好好体验一下他们家庭生活的温暖。 孙传瑗走之后，徐悲鸿很高兴，马上安排下人到饭馆里订菜，又破天荒地提议要玩上几圈麻将。蒋碧微后来和别人说，“那一天下午，他快乐高兴得像疯了似的，家里的人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 是因为与孙传瑗的沟通非常愉快，还是因为孙多慈要来傅厚岗6号赴宴？也许两者都有吧。 但傍晚，孙传瑗过来时，他的女儿并没有跟在他的身后。理由很简单，孙多慈下午与同学上新街口了，一直没有回来。孙传瑗解释时，蒋碧微偷偷扫了徐悲鸿一眼，发现他的脸上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失望。 大家落座，依旧高兴。请过来的陪客，主要为徐仲年。徐仲年是孙多慈中央大学法语教授，也是徐悲鸿夫妇法国留学的老友，他的外祖父，就是出资为徐悲鸿在傅厚岗买地建房的吴稚晖。由于有这层关系，双方走得非常密切。另一位华林，是徐仲年的至交，早年在上海，两人曾联手创办文艺茶话社。华林在国立暨南大学任过教，他的著作《艺术与生活》，在国内影响很大。后来抗战爆发，在重庆观音岩，华林又是中国文艺社主持人。蒋碧微的好友郑阿梅夫妇以及郑阿梅的老父亲，正好来访，也就留下了。蒋仁是小字辈，但他是孙传瑗来访的牵线人，自然也在座相陪。 先开始还有些穷酸客套，但几轮酒下肚，文人的轻狂与风雅都同时出来了。身在南京，自然要说秦淮河，于是六朝古都旧事，就成为酒桌上的最热的话题。孙传瑗古文功底深厚，半醉之中，话就格外的多。后来居然站起身，将秦观一首《木兰花慢·过秦淮旷望》，声情并茂地吟诵出来，“过秦淮旷望，迥潇洒、绝纤尘，爱清景风蛩。吟鞭醉帽，时度疏林，秋来政情味淡。更一重烟水一重云，千古行人旧恨，尽应分付今人。渔村。望断衡门。芦荻浦、雁先闻。对触目凄凉，红凋岸蓼，翠减汀萍，凭高正千嶂黯。便无情到此也销魂。江月知人念远，上楼来照黄昏。”席上立刻掌声一片。
徐仲年用筷子在桌上敲敲，向孙传瑗说：“南宋开禧三年，诗人张滋贬往你们安徽广德，夜宿秦淮，那种心情，那种感觉，与秦观又不一样。‘天远山围，龙蟠淡霭，虎踞斜晖。几度功名，几番成败，浑似鸥飞。楼台一望凄迷。算到底、空争是非。今夜潮生，明朝风顺，且送船归。’头启得好，尾收得精，真的是大手笔啊！” 徐悲鸿说：“早想借王士祯《忆秦娥·忆秦淮》作一幅画，‘秦淮水，红楼一带波如绮。波如绮，琉璃窗下，水晶帘底。梅花点额芙蓉髻，妆成照影春波里。春波里，一方明镜，朝朝孤倚。’闭上眼，这画面真的就浮在你面前。” 孙传瑗摆摆手，道：“我更喜欢他的《踏莎行·秦淮清明》，‘烟雨清明，烟花上巳。楼台四百南朝寺。水边多少丽人行，秦淮帘幕长干市。蓦地愁来，干卿何事？梁陈故迹销魂死。禁烟时节落花朝，东风芳草含情思。’王士祯的诗，笔调清幽，风韵淡雅，忧中有伤，伤里有愁。”又故作不解状问大家，“不知他的这种文人心态，后来如何能把刑部尚书也做得滴水不漏？” 大家就笑了起来，就把杯子碰得“当当”响。 这天晚上，蒋碧微的表现，像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主妇。她时而劝客人们放量纵饮，时而走到徐悲鸿身后，用温馨的目光注视着他，不让他多喝一点酒，甚至还从他手中把酒杯夺开，一仰脖子，灌到自己的口中。蒋碧微的这种变化，不仅让徐悲鸿感到吃惊，也让徐仲年、华林，包括蒋仁等明白事情原委的人感到意外：蒋碧微她这是怎么啦，这个平日里心眼最小的女人，此时为何如此大度，善待自己的情敌之父？ 徐悲鸿眉头皱了起来，酒喝到口中，也是辣中带苦。 蒋碧微依旧谈笑如故。她知道，她今晚的表现，别人可能会用猜疑的眼光看待，但有一个人不会，他是严肃的，他是认真的，他会特别在意自己的举止。而自己的这个表现，又将直接影响他即将做出的决定。这个人，就是孙传瑗老先生。 孙传瑗确实把这一切都看到心里去了。此次来南京，约见徐悲鸿，造访徐公馆，说白了，就是要亲眼看一看，女儿涉足的这个家庭，夫妻间感情到底有没有裂痕？如果有裂痕，又发展到了哪一步？即使到了破裂边缘，是不是还有挽救的可能？但从他的实地观察看，两夫妇不说十分恩爱，但至少也没有到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地步。尤其是蒋碧微的表现，作为女人，作为家庭主妇，可以用“温柔宽厚”来形容，可以用“善良和顺”来概括。既如此，女儿就有从中插一杠子的嫌疑了，即使完全是徐悲鸿的错，那么徐悲鸿的情感道德，也应该受到谴责。 孙传瑗把这种印象从傅厚岗6号带了回去，又把这种印象说与孙多慈听了，他知道孙多慈会反对，抢先一步，把话给明挑开来，“你是国立中央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又是一代大家徐悲鸿的高徒，何必为这段感情败坏自己名声？从小到大，爸爸什么事都依着你，这次你就依爸爸一回，如何？”见孙多慈不说话，他上前搂住她的臂膀，道：“放弃这段感情吧，乖女儿，你还年轻，前面的路还很长，你会找到属于你的另一半的，你会幸福的。相信爸爸，我风风雨雨走过半个世纪了，什么样的惨烈，什么样的风光，什么样的贫穷，什么样的富贵没有经历过？退一步海阔天空，真的！” 孙多慈嘴动了动，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她实在太爱自己的父亲了，她没有理由拒绝父亲的一切。 关于孙传瑗的来访，蒋碧微后来在她的回忆录中说：“席间徐先生谈笑风生，只有他一个人最兴奋。一直闹到夜阑人静，盛宴已散，我送走了客人，回到楼上，心里有说不出的悲哀，满腹积郁，又增加了新的创伤，于是我走向楼外的阳台，坐在栏杆上暗自落泪。这时我听见徐先生正在楼上楼下到处找我，大概他也感到自己今天的神情表现一定会使我伤心。一会儿，他发现了我，很快地向我走来，他看见我在流泪，默然无语，轻轻地将我扶下栏杆，搀我走回房间。”不知道这记述是不是真实反映了她的内心，但从效果上看，这场晚宴的真正胜者，其实就是蒋碧微她自己。 严格地说，孙传瑗南京之行，是大中套小，小中有大的一个局。孙传瑗和徐悲鸿夫妇，既是参与者，又是布局者。孙传瑗是政界老手，经历过大场面，也处理过小问题。再复杂再尖锐的矛盾，对于他，都只是小菜一碟，全能迎刃而解。正因为如此，他充满自信，认为自己是这个局中最明白的人；徐悲鸿充其量是个情绪化的艺术家，他能看到的，永远只是表象。他以为他能够以他的真诚感动未来的老丈人，却不知道恰恰相反，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政客孙传瑗为他设计好的大局中。相比之下，孙传瑗又实在文弱了些，他的那一套，在官场上可能应对自如，处理家庭纠纷问题，处理个人情感问题，根本没有效果。而蒋碧微正是利用他的这种自信，诱使他一步一步落入自己的套中。三个人为的都是孙多慈，但孙多慈毫不知情，她只是这个大局中，任人宰割的一只小白兔。 “面貌似为吾前生身之冤仇”，徐悲鸿对孙传瑗认识，也许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