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碧微意识到与徐悲鸿的婚姻有巨大危机，是得知徐悲鸿正在为孙多慈争取庚款出国留学机会之后。凭一个女人的敏感和直觉，她知道，当一个男人不惜一切代价为一个女人去奔波的时候，他的感情如同赌注，已经全部押在这个女人身上了。而现在，这个男人就是自己的丈夫徐悲鸿，而这个女人，却不是他的妻子蒋碧微。 徐悲鸿确实是这样想的，徐悲鸿也一直暗暗在这样做。 1935年秋，徐悲鸿欧洲归来，欢迎仪式后，与学生合影。前排左起：胡士钧、屈义林、吕斯百、顾了然、孙多慈（女）、陈子佛、潘玉良（女）、徐悲鸿、金友文（女）、吴鸿翔（女），后排左起为施世珍、赵峻山、问德宁、杨赞楠、张倩英（女）、周希杰、吴敖生、黎月华（女）、杨柳、钱寿全（女）、夏同光。 1935年初，春节之后，徐悲鸿去上海，在与舒新城交谈中，聊到了孙多慈，舒新城用手指沾水，在桌上写了个“出”字。徐悲鸿马上会意。回到南京后，他采取两条线互动互补的方法，一方面，调动所有关系，努力疏通中比庚款管理委员会高层，希望能争取一个庚款留学名额，放在国立中央大学，放在国立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放在国立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应届毕业生孙多慈身上。另一方面，立即着手整理孙多慈的画稿，准备尽快出版《孙多慈描集》，以赶在比利时庚款基金会决定留学名额之前，送到中比双方委员的手中。“弟虽已接洽，不如示以实物坚其信念也。”后来与舒新城的通信中，他再三提到出版《孙多慈描集》的重要性。 徐悲鸿所说的“接洽”，主要是指他在法国留学老友谢寿康。1930年，谢寿康出任中国驻比利时公使馆代办。当年，徐悲鸿就是通过他，争取到中比庚款留学名额，让吴作人有机会进入比利时王家美术学院白思天院长画室深造。1933年1月，谢寿康任立法院立法委员，1934年任立法院条约委员会委员。因为有这些身份，谢寿康在外交界的关系，要比徐悲鸿活得多。所以徐悲鸿第一个求助的对象，就是当年天狗会的大哥谢寿康。 庚款的全称，是“庚子赔款”。事情起于中国干支纪年“庚子”，也就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这年年初，清廷企图借助北方民间义和拳“灭洋”，结果遭到八国联军疯狂报复。8月14日，慈禧西逃，京津被陷，引出近代史上著名的“庚子事变”。次年9月7日，清廷与德、俄、英、法、日、美、意等国签订《辛丑条约》，规定中国政府赔款共四点五亿两白银，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为九点八二二亿两白银。因赔款针对“庚子事变”而设，故称“庚子赔款”。光绪三十四年（1908）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相关议案，议定自1909年起，至1940年，将美庚款之半数一千零七十八点五二八六万美元，以培养留美中国学生形式“退还”中国。清政府立即拟定《派遣留学生规程》，安排了培养高级人才计划。1925年，英国国会也通过“中国赔款案”，并于1931年4月成立负责管理中英庚款的董事会。之后，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也相继退还部分庚款，用以承办两国文化交流和培养留学生计划。 比利时庚款方面，1925年中比双方签订协议，比国退还的庚款，百分之四十即二百万美元，用于建筑陇海铁路，百分之三十五即一百七十五万美元，用于其他铁路购买比国材料，百分之二十五即一百二十五万美元，用作文化和慈善事业经费。这笔资金，仿效美、英等国做法，由双方共同组织成立比利时庚款基金会，负责落实具体协议，包括选派赴比利时留学的中国学生。获比利时庚款出国留学的，先后有生物学家、教育家、实验胚胎学家童第周，工程力学家钱令希，画家吴作人等人。 谢寿康对徐悲鸿的计划不置可否。他知道，徐悲鸿为孙多慈争取庚款留学名额是假，把孙多慈送到国外留学，自己也一走了之，以彻底了断他与蒋碧微之间的恩恩怨怨，这才是真。在这个问题上，他不能简简单单同意，也不能简简单单拒绝。说情谊，徐悲鸿在自己的婚姻问题上，两肋插刀，确确实实是尽心尽力的小老弟。但蒋碧微对自己帮助同样不小。不仅仅如此，当年在法国组建天狗会，蒋碧微是惟一女性，他这个当大哥的，没有理由不照顾。手心手背都是肉，他手中的这一碗水，要想不晃不撒不泼不漏摆平，真的是有困难。 徐悲鸿没有料到，他秘密行动的第一步，风声就传到蒋碧微的耳朵里去了。传话者自然不是谢寿康，而是他的夫人。 1933年底，已是立法院立法委员的谢寿康，重新组建起他的家庭，新夫人是前上海道袁树勋的孙女儿。婚礼是在上海举办的，吴稚晖和孙科为证婚人。婚后不久，夫妇俩回南京，住在中央大学附近的石婆婆巷。谢寿康身材不高，身体敦实，和徐悲鸿一样，多把时间放在工作上。而谢夫人在南京，认识的人不多，因而多少有些寂寞。蒋碧微从欧洲回来后，走动得比较勤。谢夫人是谢寿康后娶，徐夫人也是徐悲鸿二婚，虽然性质有别，但多少还有相通之处，因此聊得很投机，并由此感情加深，成为无话不说的密友。 徐悲鸿为孙多慈来求谢寿康，是在书房密谈的，没有告诉谢夫人。但谢夫人进来端茶倒水，还是隐隐听到了一点影子。她并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后来遇到蒋碧微，两人手拉手谈心，随口一说，就把这事给带出来了。 蒋碧微听到此事的那一刻，天旋地转，山崩地裂。她意识到，她与徐悲鸿共同维持的“危巢”，真的到了立刻要坍塌的地步。 谷雨前后，南京始终是湿淋淋的天，雨夹着风，打在窗子上，一阵阵寒意。但蒋碧微浑身燥热，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看在自己身边鼾声正香的徐悲鸿，她的心越来越毛，有一刹那，甚至起过拿刀把他捅死的念头。 “你知道我的性格和脾气，任何事情只要预先和我讲明白，一定可以做得通。如果瞒住我，我可非反对不可！”她咬着牙对徐悲鸿说。 徐悲鸿不明就里，只能冷冷地看着她。 1935年5月，徐悲鸿与蒋碧微通过各自渠道，为孙多慈庚款留学名额之事，展开了一场结果完全相背的争夺大战。 蒋碧微第一个攻克的对象，就是谢寿康，在他面前，她动的是一个“情”字。 因为有共同在法国留学的经历，因为有“天狗会”这层关系，在谢寿康面前，她的话直截了当。“你是老大，你应该知道，悲鸿是个感情难以自持的男人。有个风情女子在他面前嬲一嬲，他就把握不住自己了，一旦分开，他便又能恢复自我。这些年来，我和悲鸿关系时好时坏，但感情基础还在，只要把他对孙多慈这个念头断了，我们这个家庭仍然是一个和美家庭。” 谢寿康看蒋碧微绞着一双弯弯细眉，知道她平静的话语下面，实际是一颗恶狠狠的心。但越是这样，他越不敢轻易应承。在他们夫妇之间，无论帮谁，伤到的另一位，也是自己最不愿伤害的知己。
看到谢寿康不言语，蒋碧微就泪水在眼圈里打转转了，“大哥你也真是心狠，当年天狗会成立，你口口声声说要负起保护大家的责任，还说小妹是天狗会的惟一女性，大家对我的关爱，还要多加上两分。可现在，小妹遇到了家庭破裂的大问题，你却不能明确表态支持，难道你真的希望当年的‘压寨夫人’，从此将从天狗会除名吗？” 谢寿康依旧不好回答，徐悲鸿把自己当朋友，所以无所顾忌地前来求援，此番如果答应蒋碧微，岂不是把这个老朋友给出卖了？ 蒋碧微继续轻言细语打动他，“若只是孙多慈出国留学这一码事，倒也真的没什么，问题是他徐悲鸿，只要孙多慈一离开国内，就会不顾一切追过去，而且将从此定居在国外。国立中央大学没有了教授也可以，中国画坛没有了画马的徐悲鸿也可以，但你们老朋友之间，没有了那个天真得可爱的徐悲鸿，难道就没有一点寂寞？” 见谢寿康依旧不动声色，蒋碧微索性让含在眼中的泪水涌出眼眶，她坐在他的对面，不再说一句话。 谢夫人看不过意，拧了个热手巾把递过来，然后站到谢寿康的身边，用胳膊肘拐了拐他。谢寿康抬眼看了夫人一眼，本想让她不要多事，但看她也锁着眉头，只好叹口气，对蒋碧微说，“这事该怎么办，我心里有数了，可你回去千万别向悲鸿说起，万一他知道你从中作梗，只会坏事，不会好事。” 蒋碧微破涕为笑，“这个大哥放心，他那个烈脾气，要是知道了，肯定又会负气出走。” 从谢寿康家出来，蒋碧微的心轻松了三分之一。 蒋碧微的下一个目标，是她和徐悲鸿都十分敬重的长者吴稚晖。这一次，蒋碧微使用的招法是“泪”。 吴稚晖对徐悲鸿的关爱，远远超过朋友的关系。为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他慷慨解囊，出资三千块大洋，替他们买下傅厚岗宅地。1931年他们夫妇感情破裂，老先生又夜写长信，“尊夫人仪态万方，先生尚复何求？”对徐悲鸿进行了苦口婆心的规劝。徐悲鸿搬进傅厚岗6号新居，为感谢朋友的支持，作画以谢，大家都无所谓，只有吴稚晖十分认真，不仅拒绝受画，还把徐悲鸿劈头盖脸骂了一顿。徐悲鸿脾气烈，但在吴稚晖面前，居然温驯如羊。1927年，徐悲鸿从法国留学归来，专门为吴稚晖作过一幅油画。画面上，吴稚晖身着立领唐装，儒雅而具睿智。吴稚晖生于同治四年（1865），长徐悲鸿三十岁。实际他们之间，还带有一种淡淡的父子之情。自然，吴稚晖看蒋碧微，也就有长者看晚辈的慈祥了。 蒋碧微的眼泪，果然把老先生吓倒了，“有什么事你慢慢说，干吗要哭字当先？” 蒋碧微绕了个弯子，不提孙多慈，先把社会上关于徐悲鸿半公开卖画的传闻说与吴老先生，最后她带有一种蔑视的口气埋怨道，“你看看，徐悲鸿他一个大画家，居然为了三两个臭钱，有失风度到这种地步，社会上都把他看扁了！” 吴稚晖锁起眉头，问，“是不是你把他的经济管得太严，他手头缺钱花？” 蒋碧微说，“才不是呢，他徐悲鸿有他自己的小算盘，说穿了，还是为了他的那个学生孙多慈！” 吴稚晖有些不理解，“不是已经做过了断吗，怎么又旧情复燃了？” 提到孙多慈，蒋碧微就来了气，说话声音也略略有些提高，“不是复燃，是升级，升级到连家都不要了的地步。你老知道，现在徐悲鸿也没有心思画画，四处托人疏通关系，一心一意要把她送到国外留学。不惜脸面，半公开卖画，甚至低三下四求走于权贵富豪，目的也是一个，就是筹款送孙多慈出国留学！” 老先生不高兴了，“这徐悲鸿，也太不自重了吧，个人作风也是大节，怎么能这样随意？这我倒要认真同他说一说。” 蒋碧微摇摇头，道，“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即便你说，也没有多大用处。他表面上可能听你的，但心里面却不把你的话当一回事。” 吴稚晖叹了口气，“那倒也是。” “只有一个方法，”蒋碧微说，“请吴老出面，利用你的关系，阻止孙多慈出国留学，让他彻底死了这条心。” 吴稚晖有些犯难，这种事，不是家庭矛盾，高一点低一点无所谓，选派留学生出国，涉及到国家教育政策大事，关系和影响都不一般，轻易不得。 蒋碧微的泪水又“簌簌”流下来了，“说老实话，蒋碧微没有了这样的丈夫，真的算不了什么。即使你能把他的身拢住，但他一颗心不在你这儿，拢住又有何用？我只是心疼两个孩子，可怜他们还太小，他们不能没有父亲啊！” 吴稚晖当然不希望这个家庭就此走向破裂，他思索了半天，说：“我来想想办法吧，看能不能和相关部门打个招呼，请他们慎重考虑。” 蒋碧微非常感激地点点头，她心中暗暗高兴，吴稚晖这一票，算是基本稳稳拿住了。吴稚晖虽然不是比利时庚款基金会的成员，但他是国民党三朝元老，说话有影响力，只要他和相关人员放个风，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当然，蒋碧微最大的撒手锏，还是张道藩。对于张道藩，她用的是一个“娇”字。张道藩也是天狗会成员，他是1921年就读于伦敦大学大学院美术部的，后来先后在英国克乃佛穆学院、伦敦大学思乃德学院、巴黎最高美术学院深造。在法国时，就对端庄秀丽的蒋碧微有过暗恋。当年他的一封暗恋蒋碧微的情书，至今读来，仍有极强的感染力—— 为什么她爱我而我不爱她，我却无法启齿向她直说：“我不爱你。” 为什么我深爱一个女子，我却不敢拿出英雄气概，去向她说：“我爱你。” 为什么我早有相爱的人，偏会被她将我的心分去了？
为什么我明明知道我若爱她，将使我和她同陷痛苦，而我总去想她？ 为什么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她对我是否也有同等的感情，我就爱她？ 为什么理智一向都能压制住我，如今离开了她，感情反而控制不住了？ 为什么我明知她即使爱我，这种爱情也必然是痛苦万分，永无结果的，而我却始终不能忘怀她？ ——你不必问她是谁。也无需想她是谁。如果你对我的问题有兴趣，请你加以思考，并且请你指教、解答和安慰；以你心里的猜度，假如我拿出英雄气概，去向她说：“我爱你。”她会怎么样？假如我直接去问她：“我爱你，你爱我不爱？”她又会如何回答我？ 面对蒋碧微的请求，张道藩虽面有难色，但顶不住她那双满充满信任、期待和爱意的眼睛，考虑再三，最后还是答应全力相助。此时的张道藩，已远非是当年的留学生。回国后，他先后任广东省政府秘书、贵州省党务指导员、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南京市政府秘书长、青岛大学校长、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交通部常务次长、中央执行委员、内政部常务次长、“国民大会”选举事务副总干事、教育部常务次长、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中央政治学校校务主任、教育长、中央宣传部长、海外部长、第一届“立法委员”。作为当权的宣传文化重臣，兼任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副主委的张道藩，自然有他的影响力。 蒋碧微给张道藩下的是死任务：“徐悲鸿的这一着棋，你张道藩，只有攻，没有守，而且只许胜，不许败。我希望从你嘴里听到的，是班师得胜的好消息，而不是其他。” 蒋碧微的最后一个目标，是比利时庚款基金会主任褚民谊，此次她动的是“理”。向褚民谊寻求帮助，是张道藩给出的主意。褚民谊是谁？褚民谊是行政院秘书长，也是比利时庚款基金会主任。他的话一言九鼎，徐悲鸿能否如愿，孙多慈能否出国，严格地说，他这一票关键。 蒋碧微与褚民谊交往不是很深，当年她随徐悲鸿去法国留学时，褚民谊已经是法国里昂中法研究所副所长，双方有过礼节性接触。褚民谊是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读的医学博士，毕业时的博士论文，是研究母兔的月经周期。那时留法学生谈到他，都不大理解，堂堂大男子汉，国内的高材生，不远万里来到法国，怎么做起这种婆婆妈妈的研究？但后来回国，褚民谊的发展让大家刮目相看。初时只是任广州国民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广东大学医学院院长。后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北伐战争时，为国民革命军医务团主任。1928年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监察委员、全国卫生委员会主席、比利时庚款基金会主任。1932年1月，任行政院秘书长。不过褚民谊后期政治生涯并不光彩，先后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驻日大使、广东省省长兼保安司令。1946年4月，在苏州，褚民谊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 那几天，蒋碧微把自己独自关在书房里，斟字酌句，写了一封洋洋数千言的长信。在信中，把自己的处境，徐悲鸿的处境，以及大家的处境，通通说了一番。她的意思很明确：不想徐悲鸿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葬送自己远大前程。 虽然身为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对留法生活仍然十分依恋，对同是留法的徐悲鸿夫妇，更有一种特别的尊重。关于徐悲鸿的风言风语，褚民谊有所耳闻，也曾想找机会当面劝劝他，让他以大局以前途为重，不要陷于无谓的个人情感纠纷。不曾想，他们夫妇双方矛盾的焦点，绕过来绕过去，居然绕到自己的手下了。接到蒋碧微的长信，褚民谊很意外，也很惊讶。报过来的名单中，确实有国立中央大学的孙多慈，是几个委员同时给吹的风，没想到都是徐悲鸿做的工作。于是褚民谊感到了问题的复杂性，也意识到自己的责任重大。回家来与夫人一商量，决定设一个小饭局，把他们夫妇请过来，既为他们夫妻关系吹些暖风，又趁机对徐悲鸿进行一些规劝。 接到邀请，徐悲鸿与蒋碧微都在心里敲开了鼓，想的是同一件事，但却是完全相反的结果。 虽然是小型的家宴，但酒菜十分精致，还特意安排了几道法式点心。席间宾主谈得很愉快，双方都故意避开那些敏感问题。徐悲鸿夫妇大面子也做得有理有节，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矛盾。徐悲鸿甚至还多次站起来，为蒋碧微夹菜舀汤，表现了一个大男人和一个大丈夫的体贴和关爱。徐悲鸿在做这一切的时候，蒋碧微两眼幸福地看着他，脸上泛着满足的红晕。 褚民谊的妻子在一边看见，十分感动，忍不住捅捅褚民谊，“你看看人家夫妻，你要是有徐先生一半就好了。” 撤席后，褚民谊领徐悲鸿到书房看了他的收藏，有瓷器，有玉器，有字画，但多是一些泛泛之品，特别是字画，好的不多，只有一两幅能入徐悲鸿之眼。从书房出来，徐悲鸿就要告辞，蒋碧微也准备跟他一起回去，褚民谊就向她递了个眼色，说：“内人还有些衣着方面的问题，想向徐夫人请教，不知能否多呆一会？” 蒋碧微心领神会，立刻随褚民谊夫人走进了他们的起居室。 送徐悲鸿回来，褚民谊在客厅与蒋碧微面对而坐。褚民谊说：“你给我的信，收到了，信中的要求，也正在考虑。” 蒋碧微立身致谢，道：“我们家悲鸿，虽也在法国留学，但在你面前，算是晚辈了。你应该多提携他。悲鸿是个性情中人，感性大于理性，有时候，考虑问题不是很全面。”又说，“孙多慈是他的学生，也是个有才华的女画家，他们之间产生感情，在情在理，我虽然为悲鸿之妻，但能理解，甚至可以主动退出。但悲鸿忘了一点，他现在不仅仅是我的丈夫，而且还是公众人物，在中国美术界，也算是领军者。前年我们在欧洲各国巡回画展二十个月，影响极大，提到徐悲鸿，他们都是把他和中国美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不能熟视无睹了。我不为我这个家庭，我是为中国美术界拯救他。” 褚民谊“唔”了一声，“这些你都和徐悲鸿说过吗？” 南京下关码头。当年徐悲鸿来往南京与安庆之间，就是从这里上下客船。 “说过，可他根本听不进去。他是性情中人，冲动起来，完全凭感情用事，根本考虑不到许多。”说到这里，她压低声音，带有些哽咽之腔道，“给你写信，也是无奈，我不能因为一个孙多慈，破坏掉我们悲鸿的社会形象。” 褚民谊点了点头，“我知道了，你放心，我会严格按程序办理的。”又说，“这件事本来就没有什么希望。” 那天晚上，是蒋碧微最为愉快的一个夜晚，半个多月来压在心头的一股怨气，在这个夜晚，消退得干干净净。从褚民谊家往回赶，她的心情也如南京街头的夜景，灯红酒绿，流光溢彩。 1935年6月下旬，比利时庚款基金会召开董事会议，很自然，在各方推荐的出国留学名单中，“孙多慈”最终被勾掉了。孙多慈为之奔波半年的出国深造之梦，就此断送。 对于这个结果，徐悲鸿与蒋碧微两夫妇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个悲极，一个喜极。 徐悲鸿在给舒新城的信中，愤愤写道：“弟月前竭全力为彼谋中比庚款，结果为内子暗中破坏，愤恨无极，而慈之命运益蹇，原足下主张公道，提拔此才。” 蒋碧微则毫不掩饰她的快意，晚年她回忆起这段往事，依旧津津津乐道这极为成功的“横插一杠”，并带有三分满足七分炫耀地写道：“于是以后孙韵君（多慈）也就未能成行。” 其实蒋碧微错了，对于她，对于她极力维持的这个家庭，孙多慈出国受阻，并非就是件好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