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0年代初，我应邀到一个省美术馆展画，负责展出的工作者问我：你有没有带文章来？我一时懵懂，什么文章？原来他是好意，将替我联系发表对画展的评论文章，即预先请人写就的吹捧文章。吹捧之风日盛一日，我非评论家，也不断遭到各种展览要求写文吹捧的纠缠。因此，我极少参与预展时的交际之“舞”，想看的画展便找冷落的时机悄悄看去。吹捧不过是谎话、外行话，令人肉麻或作呕而已。若批评，情况就严重了，尤其是点名道姓的批评，往往掀起波澜，甚至官司打到法院里。五六十年代，若是谁在报刊上被点了名，几乎等于打入死牢，因那种批评大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来势非同小可。都是惊弓之鸟，其后每见“与××商榷”的文章，不了解是真假商榷之前，人们先就揣测背景了。
过去，创作往往受制于政治环境，评论更是随着政治气候不断转向，成为廉价的各式面具。因此，画家和艺评者之间往往话不投机。只有有胆识的评论者敢于肯定尚未定评的作品、作家；敢于批评已享盛名的大师或其作品的缺陷。如果作者的工作关联着“身家性命画图中”，则评论家同样是“身家性命评议中”，一言之失，仿佛作品中的致命败笔，遗臭万年。杰出的作者每创一件新作，当令世人刮目，毕加索属于这样的作者吧！评论家每发表一篇艺评，同样应令人豁然开朗，甚至惊心动魄，因说出或说透了读者未曾或只模糊体会到的感受。孤陋寡闻，我很少读到高水平的锋利艺评。近读余光中先生评戴望舒的诗，感到是艺评的佳作，像我这样并非诗人的读者，读来也很信服。
1990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