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因思乡思念亲人愁肠百转，但张大千仍态度鲜明地表露出绝不回大陆。因为此时大陆已开始掀起政治运动的序幕。最先是土改运动，接着是镇压肃反。土改就是给农民划分阶级，分成地主、富农和贫农三个等级。地主属于剥削阶级，当然要被消灭。张大千的亲属中就有被当成地主分子而遭到镇压的人。政治运动愈演愈烈，但老百姓的生活却越过越穷，更可怕的是，竟有无产阶级“越穷越光荣”的说法，似乎越穷才越能证明对革命的忠诚和坚定。 张大千虽然人不在国内，但他以往的生活方式，还是受到了谴责和批判，说他与劳动人民群众生活朴素的作风相差悬殊，比如种花养猴、好美食等，都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奢靡腐朽的生活方式。这种过于讲究的生活方式，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里显然是遭到唾弃并被视为应该改造的对象。 涉及到文艺界的政治运动也是在1951年里。中共中央发布了文艺界开展整风学习和在各大专院校开展思想改造的决定。 美术界也要以服务于政治为指导方针。 “文艺整风”落实到美术学校，是针对绘画中的形式主义。 徐悲鸿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徐悲鸿在一次向全美院的师生们讲话时，已旗帜鲜明地说出“自然主义是懒汉，应该打倒，而形式主义是恶棍，必须消灭”的整风方向。在总结建国一年来所取得的新成就的一篇文章中，又说：“以往流行的形式主义和我国原有的陈腐恶劣的末流文人画，在新的文艺政策和方针下都销声匿迹，不打自倒”，“这是我和一部分搞美术的朋友与之斗争了三十年不能得到的结果”。 政治风云的掀起，给美术界带来严重的危害，国画首当其冲遭到抨击，理由是国画中的山水、花鸟、仕女等，不能在社会主义时期为工农兵服务。 徐悲鸿和张大千都是中国美术史上成就显著的艺术大师，也是年纪相仿的一对好友。两个人在艺术上相互欣赏和推崇，徐悲鸿曾赞张大千是“五百年来一大千”和“自仇十洲之后，中国画家第一人”。他尤其喜爱张大千的山水、花鸟画。张大千也以“画功扎实，手法奔放，善于构图，画贯中西”赞誉徐悲鸿是“最具前途和不可多得”的中国画坛大师。 1933年1月，当时的国家教育部筹办中国画赴欧洲巡展，筹备会主席是蔡元培，副主席是叶恭绰，徐悲鸿、刘海粟、陈树人为筹备会的常委，所征集到可以展现中国艺术最高水准的作品二百余幅。先后在法国巴黎、比利时布鲁塞尔、英国伦敦、意大利米兰、德国柏林和苏联的莫斯科、列宁格勒共七个城市中展出，强烈地震撼了世界画坛。张大千的一幅《金荷》被法国政府选购，另一幅《江南景色》被苏联政府购藏。 1936年徐悲鸿在《中国今日之名画家》一文中曾对张大千评价：“大千潇洒，富于才思，未尝见其怒骂，但嬉笑已成文章，山水能尽南北之变(非反指宗派，乃指造化本身)，写莲花尤有会心，倘能舍弃浅降，便益见本家面目。近作花鸟，多系写生，神韵秀丽，欲与宋人争席。夫能山水、人物、花鸟，俱卓然自立，虽欲不号之曰大家，其可得乎？”并在主持美术学院的工作期间，多次聘请张大千担任中国画教授。而张大千对徐悲鸿能够画贯中西，将油画的长处融化到中国画中甚表钦佩。 但不可否认，张大千和徐悲鸿虽在艺术之路上能互为喜爱，越走越近，但在人生道路的选择和目标上，却有很大不同。 张大千是典型的古代文人画家的活法：纵情山水，充分地创造和享受每一处的美好情致。虽对各式人物都能应付自如，并深谙处世之道，使自己生前便享有如雷盛名，但其所遵循的处世之法，还是秉承中国传统的儒家修养，从不过问政治，这一点和徐悲鸿有极大不同。 徐悲鸿是个有政治抱负的艺术家，时刻贴近时代的脉搏，关心时代的命运，作品主题也是紧紧围绕时代的需要而创作。作品中有较鲜明的时代寓意。而张大千在艺术表现上则绝对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他的画完全脱离现实时代的影子，是标准的中国文人画。 中国的文人画讲究要在画好的画上面题诗，从题诗上再流露出诗的文采和书法的功夫，所谓“诗、书、画”三绝，三者缺一不可。张大千早年师承当时最著名的书法家曾农髯和李瑞清两位先生，学得师风的同时，甚至更青出于蓝，逐步形成具有个人特色的“张大千体”。而作诗则好到“他的诗，造诣之高，恐怕许多诗人都要让他三分”(著名文学家刘太希语)。 自古道文人相轻，文艺界自始至终都存在着派系斗争、人际关系之间的倾轧和各种恩怨纠葛这些问题，一直都很棘手。虽然周恩来总理当时一再呼吁美术界要加强团结，可历来的流派渊源实在太深，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得了的。 在徐悲鸿和一些画家之间也多少存在着这类问题。著名的旅法画家潘玉良和徐悲鸿曾是中央大学的同事，但因艺术观点及门派对立，一直存有很大的矛盾。因此，解放后国内虽多次邀请潘玉良回国，但都被她拒绝。她曾私下对朋友说过，只要徐悲鸿当权她就不会回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