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建交50周年:徐庆平谈徐悲鸿与留学法国（下）

艺术中国：在今年的中法文化交流活动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展览是“大师与大师——徐悲鸿与法国学院派大家的作品联展”，将展出徐悲鸿与他巴黎美院老师及其它学院派大家的作品，您给予大力支持，您支持这个展览的初衷是什么？

徐庆平：法国艺术家的作品，很多很好的作品都来过中国，特别是我在很多年以前在中国美术馆看过法国17世纪艺术家的展览。像刚才我们说道普桑的名作《阿尔卡迪的牧人》等17世纪的名作都来过中国，19世纪的法国艺术也专门在中国有过展览，但是这些展览涵盖的面还不够丰富，特别是巴黎美院的一些大画家的作品始终没有来中国展出。

19世纪末，印象派出现以后法国有很多个画派，也有很多画会，其中有一派叫做“法国艺术协会”，法国有个官方的美术协会叫做“法国艺术家协会”。但是因为他们对于审美，对于传统，很多问题上面法国的艺术界都有不同的看法，那么也出现了现代艺术的一个沙龙，这个沙龙当时叫做“独立派沙龙”，就是一些当时还没有名的画家组织的这样的一个沙龙。还有第三个，这就是巴黎美院的一些老师，像巴黎美院当时的校长贝纳尔先生；像法国最大的象征主义画家也是最大的壁画家，叫夏凡纳；法国最大的雕塑家，像罗丹；还有像并不在巴黎美院教书，实际上是法国最后一位在技巧上了不得的绘画大师，就是我父亲受教育最多的，叫达仰•布弗莱，这些画家都不在官方的协会里面，也都不在独立派沙龙里面，他们组织了一些法国当时特别德高望重的但是又不参加法国官方沙龙这些画家，很了不起的他们成立了一个法国艺术协会，达仰•布弗莱曾经做过这个协会的负责人，就是像夏凡纳、像罗丹都是这个会的他们志同道合的这些，特别是这些写实主义的大师都曾经是这个会里面的。那么这些画家的作品现在都挂在很显要的位置了。曾经有一段（时间）看不到他们的作品，为什么呢，因为奥尔赛博物馆没有建成当时，拖了很多年，奥尔赛博物馆里头有几万件，多少万件，几十万件这样的画都在里面放着，那个是一个大的火车站，大火车站就装画了，把它变成一个博物馆，把这些画都搁在一个应有的位置上面还展出。从我到巴黎就已经说这些事说了好多年了，到我走离开巴黎都没有建成这个馆。这些年建成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美术馆之一，它跟卢浮宫两个对面。卢浮宫是古代的世界艺术，奥尔赛是19世纪的法国艺术，把以前放在卢浮宫，放在网球场美术馆，放在其他的很多馆里面的19世纪的艺术品全部集中起来放在奥尔赛这里，那么这个时候他在巴黎美院的几个主要的老师，像他的校长贝纳尔先生的画、像他的老师达仰•布弗莱的画、高尔蒙的画、弗拉蒙的画现在都在奥尔赛美术馆里面占住显著的位置。

这些作品的重新出现引起了世界美术界的巨大关注，但是他们的作品还没有到中国来展出过，所以在中法建交50周年的时候能够有这些大师的作品来我们国家展出是很难得的。特别是因为我父亲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得到过他们那么多的教诲，他的艺术的成功得益于这所世界著名的美术学院。而且他在离开这个美术学院以后把他在那学到的东西和自己民族的东西融为一体，也就是他所说的“可采者融之”。把他和他老师的作品放在一起，或者他特别杰出的同学的作品放在一起，我们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中国艺术和西方艺术真正在精神层面、在技巧层面的一些不同，他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也可以看出我们中国画家和中国艺术的一些特点以及中国艺术家是如何去探索这一条道路的。我想这对我们今天有非常大的启示作用，特别是在今天我们对西方艺术的学习感到迷茫，在分不太清楚什么好什么不好，分不清楚什么是我们可采者，什么是我们不可采者的时候，什么是我们的优点什么是我们的缺点的时候举行这样一个展览，对美术界特别是对于美术院校的学生会有很大的一个启示。

艺术中国：这次展出的作品在徐悲鸿先生一生的创作中占据一个怎么样的位置？您以什么标准挑选作品？

徐庆平： 徐悲鸿纪念馆所藏的作品都是他的精品，我父亲他生前卖画不是很多，只是在新加坡、南洋卖得多，为什么？那时有人要他的画，他马上就画，而且有时候一张画上贴四五个红条子，就是四五个人都想买那张画的时候，他就当场再画四、五张，就是能卖多少就卖多少，所有的钱都捐给抗战阵亡将士的遗孤和流离失所的难民。他的每张画都是很认真的、很严格要求地创作出来的。我母亲在他去世以后，把一千二百多件留在身边的画全都捐给了国家。

这次的展览在挑选上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想要通过这个展览让大家看到中国和西方艺术有什么特别显著的相同和显著的不同。中国画家去学西方什么东西，学来以后怎么用在发展自己的艺术方面？特别是关于我父亲的中国画，他在出国以前是画中国画的，他曾经是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的导师，他非常明确的一个观点，就是他去学习西洋画的目的是为了复兴中国艺术，他说我当年出去学习就是为了要改变中国画的面貌。所以这个画展里面一方面都是他的代表作，特别是他影响很大代表作，像《田横五百士》，这张画曾经经过法国著名油画修复专家的修复。他是我的朋友，来到中国帮助我们修复了《田横五百士》和我父亲的其它三十张画，这张油画原来上面很清楚的看到有损伤的痕迹，特别是在运输过程中被折过，怎么也去不掉的印，他们来修复以后把它修好了，现在戴着补画的眼镜、放大镜在上面都找不到损伤的痕迹。

还有像他画的《愚公移山》，因为中国绘画自元以后就是文人画占主流，文人画用一个其他的术语来讲就是业余画家，不是专业画家。文人画不可能去研究很多很深的造型的问题，对人的了解就更不够了，所以只能画一些山水，特别是梅、兰、竹、菊这样的一些很简单的东西。那么《愚公移山》就是他改革中国绘画、复兴中国唐代绘画的那种宏大、宋代的那种精美趣味，这是他学习回来的目标。所以他在《愚公移山》里面特别吸收了西方对人体的表现，尽管他用的是最难把握的宣纸水墨，但是他画的是非常精到的人体，而且是大角度透视下面的众多的人体，所以造成的这种力度空前，可以说在中国绘画美术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幅作品。

还有比如像他的油画《彩霞》，我觉得主要是要体现中国画家和西方画家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中国画家崇尚自然，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天人合一的观念始终在中国画家的脑子里是根深蒂固的。西方绘画对人以外的东西重视程度和对人的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到了19世纪末才有所改变，到了印象派以后风景画才有了和人物画相等同的地位，可是中国画家始终是重视自然的。

这次展览中会有达仰的一张在美术史上极重要的作品叫《祝福的面包》，或者有的翻译成《祈福的面包》，表现布列塔尼劳苦人民形象的一张名作.。我父亲喜欢达仰的作品，他认为达仰的作品具有写意性，油画是写实的，但是他的作品中间具有写意性，这就是中国画家发现的不同。他曾经把任伯年的画拿给达仰看，达仰赞叹不已，称这么美妙的画，这么和谐的颜色，这么美好的色彩，任伯年的确是一位大师。

这里面还包括很多他的动物画的作品，他赋予了这个动物以人的思想感情内涵，他的马、他的狮子、他的鹰，其中也有些画稿，他的这种悲天悯人的艺术精神、艺术理念，其实和西方一样的。他的一位了不起的老师，也是一位大师，叫柯罗蒙（Fernand Anne Piestre Cormon），在这次展览中也有他的作品。现在奥尔赛美术馆里面的最大的一张画，就是柯罗蒙的作品，柯罗蒙让我父亲特别佩服他的，就是他曾经跟艾中信等学生们都讲过，柯罗蒙最后是被车撞死的，但是他在临死的时候留下的遗言是不要为难那个撞死他的人，表现了一种非常伟大的人道精神。所以我想这个展览会是一个既使大家能够得到美的欣赏，又使大家能够去研究美术问题并得到启示的一个展览。

艺术中国：这次徐悲鸿纪念馆提供的四件老师的作品来历是什么，这些作品来中国已延续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如何保存下来的？

徐庆平：这四件作品的来历，应该都是他买的。我的父亲和这些老师的关系非常好，比如他和达仰的认识就是贝纳尔先生，当时巴黎美术学院的院长介绍的。贝纳尔先生曾经说我给你介绍达仰先生，因为知道我父亲喜欢达仰的画。那他跟达仰说这是我们巴黎美院非常出众的、在画上极有天分、极其用功的一个学生，他希望能够拜你为师，我想他不会辜负你的教导的。达仰一开始就接受我父亲，他每个星期让我父亲拿画到他那看，给予指导，而且让他参加家里面举行的艺术家聚会。

西方没有送画的这个习惯。他特别喜欢达仰的一张画，画的一个很动人的场面是哈姆莱特这个剧里面，王子复仇记中的女主人公，由于受到打击精神错乱，在树林里面跑的时候的一个景象。我父亲说看了以后念念不忘，就是想买，可是穷学生哪来的钱。结果当时有一个姓黄的朋友帮了他，他是中国人，曾经住在新加坡，他的弟弟当时跟新加坡的最有名的侨领陈嘉庚先生，就是厦门大学的创始者，是好朋友，他说我介绍你到新加坡去，你给陈嘉庚画画，然后他会给你一笔报酬。我父亲就到了新加坡，据我查资料，替陈嘉庚先生画了列宁像，孙中山像，还画了其他的画，陈嘉庚先生就给了他一笔钱。他当时在巴黎，因为北洋当时是连年混战，尽管是官费，但老收不到，所以他的生活很困难，这笔钱不仅当时使他解决了生活的燃眉之急，而且他拿这笔钱，主要的部分去买了达仰的这张画。

贝纳尔先生有一张画我父亲一直带在身边，因为贝纳尔是他的一个非常崇敬的一个老师，贝纳尔先生的画风更加具有写意性，用笔游行自在，他抓的是更深的人物的微妙的表情和氛围，颜色特别漂亮，他对于印象派的颜色的吸收方面极具成就。所以从这几张画上面，我们也是能看到两个国家的画家，中国，法国，一个是具有东方悠久传统的国家，一个是具有西方悠久传统的国家，都为人类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而这两个国家的画家们，是怎么样在一种非常高尚的精神的指引下，把艺术推向高峰的。

我父亲都把这些视为自己最心爱的东西，他在最好的艺术作品上往往都打上一个图章叫做“悲鸿生命”，这些东西都是跟他的生命一样重要。而这些作品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跟着他，他到哪儿，这些作品就跟到哪儿，他要是从国内到国外去，有几十个大箱子跟着他走，这些宝贝都搁在里面。

艺术中国：在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道路上，法国的影响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徐庆平：这个问题提的特别好。中国的现代艺术受到外来的影响，最早是来自于法国的。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只要是出去学画的艺术家，首选就是法国，因为那有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博物馆，最多的天才画家。法国当时的艺术教育也是非常严谨有效的。当时的巴黎美院有世界上最好的解剖学家，教人的解剖和动物的解剖。我父亲做北平艺专的校长和中央美院的院长时候，有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默写人物或者动物的解剖。侯一民告诉我，当时他是共产党的地下书记，忽然一天接到通知去大礼堂去默写，去了才知道，默写马的解剖，而且是背默，不能看的。

他回国以后从法国定制了两套特别好的翻印的石膏像，包括米开朗基罗的两个奴隶，包括维纳斯、大卫等作品。这两套，一套是后来在他任教的中央大学，一套在后来的中央美院。还有马的解剖是我父亲后来再去国外的时候坐火车，怕碰坏了，很多时间是抱着把它拿回来的。现在每个学校都还在用这个解剖，我们翻印翻印一直翻印到现在。用明暗画素描的这种方法我们总结叫“三大面五调子”，西方的素描、油画传统是怎么画的，这都是在他回来以后，通过他教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才使得我们这么多的学子从中受益。

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对中国美术影响最大的，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法国的艺术，尤其是19世纪的艺术。后来办过一期苏联的马克西莫夫短训班，只有很短的一期研究生课程班，大概二十几个画家，除了这个以外，中国在很长时间绘画基础上受的影响，主要是他们这一代艺术家，尤其是他，从法国回来以后建立的艺术学院正规教育体系，一直影响沿用至今。

艺术中国：在西方已经几乎抛弃素描、油画等美术基础训练，中国学生继续学习学院派古典主义美术教育的必要性是什么？

徐庆平：现在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西方很多国家把油画给抛弃了，把他们有过极其辉煌的历史、造就了那么多的伟大作品、代表人类智慧这样的一个艺术品种抛弃了，他们不画了，也不会画了，甚至于临摹都不会了。现在你让他临摹一张文艺复兴的画他临不下来，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的一种艺术现象。我自己这么多年研究艺术，我觉得油画这种艺术形式肯定还要回归，人类肯定不会抛弃它。在未来它会重现它的风采，会散发出永恒的魅力。

达仰、贝纳尔、柯罗蒙这些画家的作品，曾经在几十年里头，甚至巴黎人都不知道了，现在一件一件重新回到奥赛博物馆里面，占据最显著的位置。为什么会这样？人类的审美有它的规律性，有一定的标准，它以愉悦人的眼睛为最终目的，它使人的眼睛得到极大的乐趣。这种精神的享受，油画有它不可替代的地位，所以这个展览对于中国绘画以后的发展，特别是中国油画的发展也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现在的很多油画的技巧，当然巴黎美院还在教，有些美术学院还在教，但是更多地方的美术学院是根本不懂了，不会了，完全失传了，里面的使用什么材料、使用什么技法他们都已经不会了，这个时候这个方面我想已经被艺术史无数次验证的那样，在未来要学油画，要到不是油画发源地的中国来学。（采访/许柏成 整理/许柏成 实习生 闵令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