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英国艺术史家、汉学家迈克尔·苏立文先生于英国时间9月28日凌晨4：20辞世，享年97岁。这位有“20世纪中国美术马可·波罗”之称的学者，曾在去世前一个月到上海举办讲座，宣传其著作《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们》（1997年出版英文版，2013年5月出了中文版）。我与几位媒体友人聆听了这场讲座，并在事后与苏立文畅聊了一个小时。因此我为他的突然去世感到诧异，后来才知道，老先生摔了一跤导致卧床不起，因为“老人的各个器官比较弱，再稍微有一点问题就不行了”。 
我认为，向逝者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阅读他的作品，阅读与他相关的文章。广东美术史学者黄大德先生知道我在搜集与他相关的材料，建议我看看《苏立文眼中“不合格”的徐悲鸿》的文章（详情请阅《收藏 拍卖》10月刊“关注”栏目）。读后深感震惊，徐悲鸿的研究者在这篇文章中提到苏立文评徐悲鸿的作品仅仅合格，推测是“徐悲鸿不赠画给苏立文”。我实在不敢苟同这个观点，文章所采访的专家多数是研究徐悲鸿的，自然为徐悲鸿站台。 黄大德先生认为，这种推论否定了苏立文的学术人格与良知，如不加指正，对苏立文先生很不公平，对日后的学术研究氛围也很是不利。他建议我作为采访过苏先生又熟悉其著作的人，写一篇文章，哪怕引起一场论争也是义不容辞的。我想，这也许是对苏立文先生最好的纪念。 为了撰书，庞薰琹代苏立文广为求画 苏立文在其生平最重要的著作《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们》是这样评价徐悲鸿：“尽管他的技术革新对中西绘画是一种贡献，然而他不是第一流的艺术家。他的绘画，不论是水墨画或是油画，少数风景画除外，很少给人以意想不到的惊喜感，或者一种视觉的内在紧张感，甚或是一种愉悦的美感。他可能是一位热情的爱国者，一位忘我的教师，但是对一个画家来说，说到底唯一的一件事——绘画自身，他却缺乏刘海粟、林风眠那样的热情和虔诚，因此，他的作品几乎仅仅止于合格而已。” 苏立文对徐悲鸿的评价，与徐在当今中国美术界被称为“大师”的地位不相称。所以《苏立文眼中“不合格”的徐悲鸿》开篇就提出问题，“为什么苏立文对徐悲鸿的评价不高呢？”之后该文登了一封徐悲鸿写给苏立文的信，大意是说，没能与苏立文在中国见面深表遗憾，透露自己在写一部关于中国现代艺术史的书，“此书将在春季出版，或许对您能有所用处，故届时我定将奉上拙作”。 接下来，该文引用了江苏省徐悲鸿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邵晓峰的推测，苏立文想写一部关于中国现代艺术史的书，并想向徐悲鸿征集一幅作品（因为后来好多艺术家包括黄宾虹都把画寄给他了）。而徐悲鸿在回信中却说自己已经在着手写一部关于中国现代艺术史的书，并未提供作品给苏立文。看到这里，让人错以为由于徐悲鸿不赠画给苏立文，苏就把徐写成“作品几乎仅仅止于合格而已”。 持这种观点的人不止一个。此前，青年评论家朱其曾在微博上抨击道：“其实苏立文是个很平庸的艺术史论家，谁送画他就给谁写文章，他收了几代中国画家的画作，家里的中国藏画都可以开个中国现代美术史陈列馆。” 就在朱其在微博“打针鼻眼里往外望——小瞧死人了”的时候，四川美术学院史论系教授@文心艺胆 站出来说话了，“我与苏立文较熟，长谈过很多次。也请他给我系学生座谈过。他介于旁观者和介入者之间，很特殊。学养见识较深，他为我们夫妇的合著写过序言，没有任何利益交换。前几个月还应我请求，为抗战绘画展写了纪念短文，还是很富道义感情。” 在这里有必要介绍苏立文的背景。73年前的4月份，苏立文作为国际红十字会的志愿者来到中国昆明，他驾着卡车，为中国抗战运送物资。两年多后，他娶了中国妻子吴环，到了成都的一家博物馆工作，结识了吴作人、丁聪、叶浅予、关山月、庞薰琹、刘开渠等一批艺术家，开始与中国美术展开一生情缘。1946年，随着抗战结束，这批艺术家纷纷返乡，苏立文也返回英国。在中国期间，他与徐悲鸿一直未曾谋面。似乎也不可能直接给徐悲鸿写过信。 但从以下资料中可以显示，苏立文希望得到中国有代表性画家的作品的愿望却是千真万确的。1947年12月15日广州《中山日报》艺术周第31期刊登了《宾虹小简》： “近有英国苏里文抵沪，向庞熏琴君代索时人画件，闻将著述画评。前十年间，意大利画家查龙来上海，屡为过从，渠返国后，以中国棉纸、毛笔、线条、设色，作简逸小幅赠余，中多与国画近似。美国芝加哥中国论教授德里斯珂氏，前三五年尝连函参考。今欧美人谈画，多沾沾逸品，鄙见云林法荆、关，董玄宰宗北苑，王孟津学苑宽，张稚恭师巨然，王凤洲谓弘治后吴门无画，唯张复差润，诚以用墨难于用笔。文、沉晚年，苍而并润，余多枯燥，自思翁用湿笔得墨法，而名作渐兴，且与欧美参究为合。大教幸有以进之。宾虹又上。” 从《宾虹小简》中，能看出西方人有向中国人求画参考的习惯，也解释了苏立文索画是为了写一部20世纪中国美术史。 1946年，苏立文与妻子带着一箱中国现代艺术的笔记回英国的路上，准备写一本书，但这箱材料被盗了，他不得不写信向身在上海的“最好的朋友”庞薰琹求助。至于画家的名单如何确定，我们无从得知。2005年苏立文在北京大学演讲中提起了这一故事的后续：“于是，他（庞薰琹）在给朋友们的信中，转述我的兴趣以及我希望他们能寄给我任何可能搞到的资料或照片的请求。”皇天不负有心人，“1948年的一天，一封来自上海的航空信寄到我的伦敦地址，信中是一幅折叠得非常小的画，是黄宾虹寄来的，我们二人素未谋面。” 在接下来几十年中，苏立文通过赠予、购买等渠道收藏了齐白石、傅抱石、林风眠、黄永玉等人的作品，建立了自己的收藏库。据我所知，这批藏品将会捐给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供更多人研究。 苏立文并无因赠送问题而贬低徐悲鸿 写一本通史，作者往往要面对“如何才能更客观”的问题。写史本来就是一个主观行为，更何况20世纪的中国美术面临的变数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十年国共内战、八年抗日战争、十年“文革”……20世纪的中国动荡不止。而这时期的艺术家，不仅要处理中国艺术自身在现代社会中的变革问题，还要遭受西方艺术的冲击并要作出回应。这段时期的美术史应该如何描写，考验史官那支笔。 巫鸿在《苏立文眼中“不合格”的徐悲鸿》一文中表示，苏立文的《20世纪中国艺术史与艺术家们》是西方研究现代中国美术的一部开山之作，但因为材料有限，徐悲鸿部分的参考书目中出版年代最晚的是1987年，“如果苏立文今天再写徐悲鸿那部分的话，也会进行一定的修正。” 但其实，今年8月15日苏立文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我曾问他“作为一个英国人，如何客观描述20世纪中国艺术？”他不加思索地回答，“就像徐悲鸿，我不喜欢。但依然在书中对他着墨不少。作为一个艺术史家，要从两方面写，一是用头脑写，另一方面用心灵来写。” 如果我们翻开苏的《20世纪中国艺术家与艺术家们》“徐悲鸿”这一篇章，就会发现他用了将近7页来描述徐悲鸿的事迹，而他所推崇的刘海粟只有6页，林风眠仅仅4页。他在开头就点明自己对徐悲鸿的看法：“尽管一位中国的现代派画家向我表示过一种激进的年轻艺术家所共同持有的观点，即徐悲鸿使中国艺术的发展滞后了50年，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徐悲鸿的有生之年，他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而他的奋斗、成功和失败，或许比其他任何艺术家的经验都更能影响中国20事迹绘画的历史。”应该说，苏立文是非常清楚徐悲鸿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及其这一地位确立的原因。他在另一部著作《东西方美术的文交流》（1989年出版）就已指出：“徐悲鸿这种西方写实作风与中国水墨画相结合的艺术风格，在50年代以后也正好符合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要求。徐悲鸿被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的院长，从而达到他事业的顶峰。”而在新书中，他不惜以7页篇幅来描述徐悲鸿，也更说明他对徐悲鸿在中国艺术史上的重要性的了解。但在苏立文心中，艺术史与艺术是两码事。他对我说的那番话，已清楚表明他是至死仍坚持自己在艺术上对徐悲鸿的评判。 为什么苏立文对徐悲鸿在艺术上的评价不高呢？“因为我不是中国人，不可避免地，从西方人的眼光来看中国艺术。”苏立文在序里清晰表达自己的评价标准。 究竟西方的现代视野是怎样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沈揆一点出了西方人的评价体系，“年龄、欧洲人的身份和对欧洲当代艺术的了解都会影响苏立文的判断。从文化教育背景上来讲，苏立文对徐悲鸿的画有自己的看法是情有可原的。” 由此可以看出，苏立文对于艺术和艺术家的评判标准，是艺术的本质。他在书中对艺术家的评判时，用得最多的关键词是“热情”、“虔诚”、“情感”，他的审美标准是“舒服”、“趣味”、“视觉的震撼力”，而苏立文对于被视为徐悲鸿代表作的作品，恰恰缺乏了这些艺术和艺术家的特质。比如书中评徐悲鸿的代表作《愚公移山》：“挥动着锄头的英雄般的人体，有着摆姿势的模特的外貌，事实上他们正是源自模特。模特中有几位印度人，他在大吉岭时曾画过他们的习作，作为一件艺术品，这幅画使人感到不舒服而且趣味索然。”他认为徐悲鸿最好的作品是《泰戈尔像》和《廖静文像》，而这两张作品恰恰体现了这些艺术创作的要素。所以，从这点来看，不难理解苏立文为什么承认徐悲鸿的地位却不认同他的艺术了。 行文至此，可以肯定的是，指责苏立文因对他“赠送”与否而成为褒贬某一个画家之说纯属是无稽之谈。譬如我在前面谈到黄宾虹在素不相识的情况下寄送一幅袖珍山水画给苏立文，但他并未因“赠画”而抬高黄宾虹。在他眼里，黄宾虹“生前颇受景仰，去世后几乎成为过分赞美的目标”。他说“黄宾虹在中国画学方面的知识博大精深，但是，或许由于他用心的领域过于广博，使其无法在艺术鉴定上始终表现出冷静的判断。张大千曾有一次不知羞耻地得意地说起过他是怎样愚弄了黄宾虹，使黄以一幅石涛的真迹去交换一件他故意伪造的石涛的赝品（黄宣布是那一件真迹）。” 再如，关山月是他称之为老师的的人，但他并没有对关山月和岭南画派作出吹捧。书中虽有不少篇幅描述高剑父兄弟、陈树人这些岭南画派创建者的事迹，他也老实地承认自己的“反感”。他毫不留情地描述道：“正是对形式热情的缺乏，以及作品毫无个性，使得高氏兄弟以及他们的许多的追随者，最终丧失了在中国现代绘画史发挥主导性的作用。”由此可见苏立文先生的学术品格与良知。 （文/陈晓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