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中国：今年是中法建交50周年，中、法两国在国家层面有非常多的文化交流活动。提到中法美术交流，不能不提到徐悲鸿先生，首先您能不能谈一下上世纪初徐悲鸿是怎样的背景赴法留学的？

徐庆平：我父亲1919年赴法国留学，出国之前他由蔡元培先生邀请担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的导师。他当时尽管很年轻，但已经崭露头角、才华横溢，对中国的文化艺术问题提出了很成熟的见解。他提出了要改革、复兴中国绘画的理念。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就是《中国画改良论》，这篇文章发表在北京大学的杂志上。他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把好的保留下来；“垂绝者继之”，濒临失传的要抢救它，把它继承下来；“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不足之处我们要丰富它、充实它；最后是“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就是到西方绘画中去找一些能够为我们所用的，要“融之”，把它融入到中国绘画中去。

他是带着这样一种复兴中国绘画的强烈责任感到法国去的。那么为什么选择法国呢？因为法国从17世纪以后成为欧洲绘画中最重要的一派，而且成为世界艺术的中心。17世纪其他国家都进入“巴洛克”风格的时候，法国严守古典传统。法国在这个时候建立了一个庄严的规范，树立了以高贵典雅为特点的官方仪态。18世纪法国的静物画和风俗画都达到了高峰，到19世纪出现了大卫的新古典主义，之后又出现了像浪漫主义、写实主义。1870年以后，印象派使色彩得到了突破性的进展。艺术达到了文艺复兴以后的又一个高峰，巴黎美院在这个时候也成为了全世界最德高望重、吸引求学者最多的艺术殿堂。这时不只是中国的艺术家，全世界的艺术家都奔向巴黎，就像当年全奔向罗马一样。这样的环境对于他这样一个爱艺术到骨髓的中国艺术家来说无疑是最渴望。他去的过程也经过了很多周折，特别是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打完，这对他来说也是很漫长的一个等待。他五月份到达巴黎，到了以后才从国内朋友们的来信里面得知他的文章发表在《画学》杂志上。他这种改良中国画的主张，成为后来他始终不渝的目标。

在去巴黎留学的画家中，中国人并不是很多，因为能够出去要很多的条件，特别是经济上面需要有支持。我父亲是因为得到了康有为、蔡元培，特别是当时的教育部长傅增湘先生一致的慧眼识才。他们首先看他的画，看了以后觉得他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天才学子，因此帮助他出去。中国人真正进了巴黎美院的也不是很多，它的全称是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艺术学府，能够考进去就很不容易，考进去能够毕业更不容易。我前不久看了一个中央电视台放的电视片，关于林风眠先生的，林风眠先生也是留法的，里面放的是巴黎美院，然后说许多画家包括林风眠先生是这儿毕业的，其实林风眠先生是第戎美术学院的。能够进巴黎美院当时需要相当的绘画基础，而且进去以后只能先画素描，不能一进去以后就画油画。只有老师认为素描画到很不错了，你能够完全驾驭了，才开始画油画，这里有很严格的一个程序。知道今天，巴黎美院依然有着非常好的老师，他们很好的继承了从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的这种古典传统。

艺术中国：刚刚谈到巴黎高等美术学院非常难考进去，但徐先生到了法国不到一年就考上了 。

徐庆平：对，事实上他出国之前就已经很注意研究西方的绘画了，当年他在北京大学也教过水彩画，水彩画画的非常令人赞叹的，真是表现出很高的天分和才华。那么他到了法国以后呢，先进了一个学校，因为他要先把素描提高一下。他时间的分配是这样的，他首先是去博物馆看画，他有三个月的时间没有画画，看就是光看，就是他要把西方绘画里面的奥妙、技巧、各方面的精神都要掌握它，所以几个月的时间没有画画。然后他进了一个朱利安画院，是巴黎室内，离巴黎美院很近的一个民间美术学校，它不是官办的，但这个学校的老师也很好，有很多巴黎美院的老师，因为离得很近嘛，同时去兼课。也有一些大师，比如像巴黎美院的莫罗（Moreau），是象征派的大师。像我们原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副院长，也是大画家庞薰琹先生，就是朱莉安画院学画的。

在朱莉安画院里面我父亲在那儿进行了几个月素描的练习，等到他认为自己的素描已经非常的熟练了，掌握的很好了，就去投考巴黎美院，就很顺利的被录取了。录取了以后以当时的一个历史画名家，叫做弗拉蒙先生，成为他的老师。弗拉蒙（Flameng）对他非常的欣赏，很多学生都是要画很久的素描才能够允许他们画油画，弗拉蒙先生一看他的素描已经画的非常好了，进去了就让他画油画，而且他几次（这样要求），我父亲没有马上画油画，还是先画素描。我父亲当时没有说自己为什么没有马上进入油画的学习，其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他出国的时候，是和蒋碧薇一起去的法国，当时他是国家给一份公费，但是他要两个人生活，刚到巴黎又不可能找到什么贴补自己生活的一些手段，所以很拮据。当时画油画，买画布、颜色这些都要一大笔钱，他当时一下还买不了这东西，所以他当时就没有马上画油画。于是他在素描上面下了很大的力气，去学习，画了大量的人体。直到今天我们认为，这个世界万物中间，人是最难画的，人是最复杂的，人有这么多性格，特征各不一样，又有很深的思想，这个都是别的动物不可能具备的。你要把这些东西表现出来，那是很困难的，对于人的身体结构，上帝造了这么多精密的人，那你一定要把它把握住。画人体是绘画的一个基本手段，特别是素描的人体，所以我父亲要求学生很认真地画三百张人体，他自己实际上画了几千张人体。

艺术中国：后来有一张徐悲鸿画的站立的女人体背影，今天看来都非常经典的一张素描作品。

徐庆平：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1924年，是在巴黎美院画的，他是1919年进的画院，到巴黎已经是第五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纸叫安格尔牌的，带一些灰色的纸，他为什么选这种纸呢，是为了省掉一个灰的层次。他这里加了一点高光，大片的并没有上多少颜色，用纸的颜色代替了一个最主要的灰的层次，这样就可以收言简意赅之妙。而且在这张画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个绘画的特点，你看从脖子到肩膀这儿中间这条轮廓线，西方一般都是画背景。但是他一般不画背景，把背景省掉，人的突出主要是靠边上这条轮廓线，而这条轮廓线里面是极尽变化的，有轻有重、有柔有刚、有硬有软，里面的化特别丰富。这条线里面看得见中国画的功夫，写了多少年的字以后，有金石铿锵的味道在里面。而且他是有意的把特别强的光影去掉了，使得整个画面感觉非常和谐，当然层次也非常丰富，质感也非常令人赞叹，有一种东方绘画那种水墨在流动的感觉。我们看他的绘画都是这样的，婴儿有婴儿的稚嫩，老人也有老人皮肤的松弛，壮年也有壮年的肌肉的给人的强烈的震动，女人体就更加的细腻、优雅，你看这个S型的背影它是一条曲线，西方的绘画中间一种特别重要的美就是曲线美，强调这个曲线美，我们从维纳斯身上可以看到这条曲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是非常好的把东方艺术和西方艺术结合起来了。

艺术中国：提到徐悲鸿先生吃苦的治学精神，在他的传记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就是他在博物馆里看画临摹，他发现人在饥饿状态下感觉是最敏锐的。

徐庆平：他当时是到比利时，比利时跟法国离得很近，是弗兰德斯画派，也就是当时北方画派的中心，出了像鲁本斯这样不可一世的大画家。当时他在比利时是为了把北派绘画的技巧做深入研究，这些大画家里面有一位叫若尔丹斯，他去临若尔丹斯的画，这张画临的很精彩，现在平常还在我们徐悲鸿纪念馆里展出。在临这个画的时候他有一段经历，他每天博物馆一开门就近去，一直到博物馆关门他才出去回家，中间不吃不喝。一整天都是在博物馆里临画，一临就临一整天，到博物馆关门的时候，已经饥寒交迫了，一天没吃东西没喝水了，所以他感觉特别敏锐，特别想马上吃到东西。他就发现他回家的路上有一个正在修下水道的地方，他觉得那个下水道臭极了，臭不可闻，经过那儿旁边的时候简直受不了，等回到家吃完饭，休息好了，等第二天再去临，又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不觉得那么臭了，可是回来的时候又觉得特别臭，去的时候又不觉得臭，反复几天都是这样，他就想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自己就总结出来了，他后来就说人在挨饿的时候感觉特别敏锐，所以他觉得人要有吃苦的习惯，学习也是一样。挨饿对身体来说本来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有可能感觉更敏锐，更能画出好的东西，这是他自己激励自己的一个故事。

艺术中国：您曾经学习法语专业，与法国有过怎样的渊源？

徐庆平：我和法国有着一个很重要的渊源，是因为我父亲，确切的讲是因为他的书，他有很大一部分的法文书。我学艺术的道路非常曲折。我从小就喜欢艺术，但是在我美院附中毕业的时候，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毕业的时候突然美院宣布不招生了，那年要下去“四清”，当时临时决定不能进美院了也不能考美院了，我就准备就先学点别的。那个时候也没有说进了大学就不能够转学，或者说不能够再从新考大学，都没有这些规定。我想美院下去四清也是几个月的时间，第二年还会再招生的，第二年再考。那么第一年不要荒废就先学学外语，学点外语，学什么语呢，就想学法语。因为我父亲的书都是法文的，他的碑帖、书籍这些有几千件上万件，里面有很多画册都是法文的。我从小就接触这些东西，这些画册我都是看过很多遍，但是我那个时候不会法文看不懂。那时候去法国学画想都不敢想，只能想能不能把那些书都看了，所以我这样想就学了法文，所以就跟法国就有一种渊源了。

终于后来我在很多年以后，1980年到1985年的时候参加了一个联合国教科文总部的考试，通过了这个考试被选中了，到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去工作，有了这个机会我到了巴黎。到了巴黎，因为我可以一面工作一面去攻读博士学位，我就在巴黎大学攻读了美术史的博士。我也是和我父亲一样吧，住在离巴黎美院和卢浮宫大概十分钟路的一个房子里，每星期天就去卢浮宫，我们到那工作其实也是很特殊的时代，我们的身上没有钱，看个展览的钱对我们来说都是很贵的。巴黎特别好，就是它的博物馆星期天都不要钱，特别是我在的时候，卢浮宫每星期都不要钱，所以我在那就得其所哉了，每星期天就在卢浮宫里呆一天，这样对法国艺术和整个欧洲乃至世界艺术都有了一个比较深的、长达四五年的、每星期都在那一天的研究的这种经历，对艺术历史的发展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

艺术中国：在巴黎这五年您有没有去寻找一些徐悲鸿先生当年的足迹？

徐庆平： 去啊，所有他去过的地方我都去找过。比如我看到过一个报纸的一个地方写过，但是到现在我再也找不到那个报纸了，我父亲和周恩来总理是很好的朋友，他得到过总理非常多的指导和关怀，他也非常敬佩周总理，只要自己有什么工作上或者艺术见解上需要探讨的，他都要去找周总理。他们怎么认识的呢，他们当时同时在巴黎留学，而且同时受到了中国很了不起的一个外交官的帮助，这个外交官叫赵颂南，是中国当时在法国的总领事，他帮助很多的留学生，而且我看当时回忆里他最喜欢两个学生，一个就是周总理，一个就是我父亲。

我父亲在最困难的时候，真的是求天天不应的时候，赵颂南领事给过他帮助。因为我父亲当时租了一个房子，本来就穷，就住在最上头那个阁楼上面，阁楼上有天窗，当然对画画是挺好。我在巴黎那五年都没下过什么像样的雪，雪到地上就全化掉了。可是他住那个房子的时候竟然下冰雹，而且冰雹把他的玻璃全打碎了，然后房主要他赔，他说这个不是我的缘故，不是我打碎的，是老天爷打碎的，跟我有什么关系。结果房东说就是得你赔，你不信咱们看合同，结果一看租房的合同，果然上面写的发生什么事故都是由房客来出这个钱。他哪去找那么多的玻璃的钱，当时真的是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真是祸不单行，当时赵颂南先生帮了他，把这个玻璃的钱帮了他，他非常感谢赵颂南先生。

当时那个文章里写到，他跟周总理第一次见面是在巴黎公社社员最后牺牲的那个墙底下，所以我很多次都去拉雪兹神父公墓蒙马特高地上最后的起义军退守牺牲的墙底下，在一个基督受难像的墙底下。很多次我都在那走，想象当时他们俩那么年轻的时候他们在那里见面的时候的情景。可是后来我始终没有再看到再详细的有人写这个，我也找不到那份报纸了，很希望知道当年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那个玻璃被打碎的那个房子，我也找到那去，也找了当时认识他的人，老巴黎的人，我父亲的一些老朋友。他们最后去那个房子看的时候，那个房子已经不在了，.巴黎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有很严格的法律，建筑物的外表绝对不可以改造，但是里面可以改造，所以那个原来他住的房子现在已经变成旅馆了，里面全部改造过了。巴黎美院没有什么变化，它是我去过的所有艺术院校中间变化最小的，而且最有古代的风貌的，你到那之后全是那种希腊罗马时候的雕像、法国的名雕，那个时候的教室到现在都没有变。有一个教堂，教堂里面有一尊米开朗基罗的圣母哀悼基督的那个《圣殇》，是米开朗基罗最年轻的时候做的最有名的第一件作品，在那个教堂里面都是保留了原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