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运甫从50年代就作为张仃先生的助手，1984年张仃从中央工艺美院院长的位置上退下来，组织上找张仃先生谈过几次话，让张仃先生推荐一个他认为合适的新的院长，几次张仃先生推荐的都是袁运甫先生。后来袁先生没有担任这个院长，张仃先生也知道组织上早已内定了，但一定要张仃先生谈出一个和组织上一致的人选。但是张仃先生一直坚持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袁先生首先是一个干才，其次袁先生是真正爱工艺美院的人。从这两点他坚决的推荐袁先生做院长。

袁运生先生从美国回来做展览的时候，张仃先生多次谈到袁运生先生创作的理念和创作的状态，当大家一门心思向市场看，去挣钱的时候，其实袁运生是更有资本比其他画家活得更滋润的。但是袁运生没有这样去做，这是一个艺术家非常难得的品质。张仃先生给袁运生写的文章是为人类命运而艺术的艺术家。张仃先生在袁运生那批作品前想到他年轻时的那一批漫画，与当时画的“反独裁、争民主、反法西斯”的那批漫画很有同感。

第一个介绍我与刘巨德和王玉良认识的人就是张仃先生，当时我在中央电视台创作《河殇》，当需要做室内访谈的时候，室内的布景我们提出要反映中国五千年文明和世界文明之间的某种张力，我就去找张仃先生说您给我推荐一个这样的画家。张仃先生说你让我想一想，后来他打电话给我说我给你找到一个最合适的人，就是刘巨德。所以1987年寒冷的冬天，刘巨德和钟蜀珩两个人天天挤公共汽车到我们那边画河殇的室内布景，的确画得非常非常好。后来《河殇》要题片名，这时候找的王玉良，“河殇”两个字是王玉良找沙孟海老人写的，《河殇》每一集的片名是王玉良写的。后来成立清华美院几个博士工作室的时候，张仃工作室酝酿找哪几个人来做博士生导师的时候，在本院里张仃先生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玉良。院外的人就是姜宝林先生、卢沉先生。

在挑选学生的时候，丘挺和胡应康，这两个学生的气质是很不同的。对这个两个学生，张仃先生都很喜欢，张仃先生一辈子没有招收过真正的研究生，在晚年招了两个学生，有点类似“晚年得子”。我经常从他的谈话中，在张仃先生红庙的那个小屋里上课的时候，从张仃先生看他们的作品的眼神，口气里头，包括翻他们作品的手势里头，你就看到了一种“父爱”。还包括陈平、龙瑞等等。

后来，当他们在国画界取得地位和成功的时候，老先生从心里由衷的高兴，包括他们出画册、版展览的时候，老先生都给他们写文章，很热烈地向美术界、向社会推荐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