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摄影至今已经走过了近四十年的历程。从1960年代的反抗“四人帮”统治的表达方式到今天的充满了社会意识的个性表达，中国当代摄影始终在与置身于巨大变动的当代社会生活展开互动，并通过这种积极的互动为摄影自身的健康发展，为摄影与社会的相互促进谋取更多的发展空间与可能性。本文所要讨论的摄影实践，可能比较局限于摄影史意义上的着重于“纯粹摄影”(straight photography)，即通过尽可能地开挖摄影这个现代视觉方式自身的表现力来达成摄影家的视觉表现的目的的摄影实践。就论述的便利而言，这就有可能回避了类型与题材等种种框架的限制，因而也更能够让我们将目光放在当代中国摄影家的摄影动机与关注点上，而不是仅仅停留于手法与风格上。
(一)从农村到城市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现状，其实就是一个城乡互动，农村向城市化倾斜、城市如何吸收消化来自农村的活力与过剩的能量、以及城市本身如何把握自身发展走向的过程。而中国的当代摄影不外乎就是以摄影这种方式来见证社会变化的过程。在展现中国农村社会生活这个方面，朱宪民、解海龙、侯登科、姜健等人的贡献意义重大。
朱宪民在整个1980年代持续拍摄的《黄河两岸、中原儿女》，可以说是一部最早意义上的表现黄河两岸人民的生存姿态的纪实摄影作品。他的这部作品虽然还没有彻底摆脱现实主义“宏大叙事”的影响，但较为开阔的视野与凝重的画面，有力地表现了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与人民生活，同时也努力冲击了一直以来存在于中国摄影中的粉饰太平的倾向。
开始于1990年代初的解海龙的“中国希望工程摄影纪实”，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具社会接受度的，获得公众普遍了解的纪实摄影作品。解海龙的反映失学儿童悲状和贫困地区乡村教育现状的照片在促进了整个社会关心这个严重问题并寻找解决办法。在他以后，关注社会问题的“纪实摄影”也不再是别有用心的代名词。伴随着传播媒介的逐渐发达，纪实摄影在1990年代中后期迎来了一个高潮，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受到纪实摄影的不同程度的关注。
今年去世的侯登科的《麦客》，为纪实摄影这个西方摄影样式与观念如何本土化提供了意义深远的范例。《麦客》是以黄土高原上的“候鸟”——麦客的特殊的生活方式为主要内容，以全景式的叙述方式呈现了麦客这个农民中的特殊部分的生存景象。他以历时十年之久的长期关注，着意于在事物的发展脉络之中呈现麦客们的生存状态与生活细节。他的持续而又深入的关注，对于理解什么是纪实摄影，什么是纪实摄影的观看提供了一份切实而又丰富的材料。侯登科以他的苦难与尊严共存，温情与忧虑相揉的“现世”(这是他经常强调的一个词)主义的纪实影像，为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尤其是中国当代农村社会所发生的深刻的内在与外在的变化留下了宝贵的记录。
河南的姜健以格式化的肖像摄影的形式辅以大景深的环境细节描写，在为生活在中原大地上的农民造像的同时，也出示了正统意识形态、当代大众文化与传统文化并存与胶着在农民生活空间中的现实景观。姜健照片中的河南农民们的家庭空间成为了这些肖像照片的一个重要内容。他充分利用摄影的细节描写的力量，详尽描写他们生活空间中的种种细节，以此交代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品质，并以艳俗的色彩表现强化了中原农民的审美趣味。据姜健自己说，他化了八年时间拍摄了这批河南农民肖像。通过一种观念先行的程式化(不应理解为贬义的)的观看方式，姜健为后世留下一份可以据此解读中国某个地区的农民生存状态的视觉文献。
就姜健从事《主人》的拍摄，侯登科展开《麦客》的拍摄的摄影时间而言，这个时间段正好与中国纪实摄影发展的关键时刻1990年代重合。在经过了长期的扭曲之后，一些中国摄影家在进入1990年代后终于开始形成一种关注社会生活的自觉。
在整个1990年代，广东的张新民在从事一个巨大的影像工程《包围城市----中国农民向城市的远征》。这个作品由《乡镇》、《走向城市》与《城市》这三个部分组成。张新民试图以全景式的规模来呈现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动中最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农民的离土与融入城市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张新民的作品更多的表现的是农民在城市中如何生存，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生活本身。但是，在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他们的生活现实其实已经构成了一个当代城市生活的重要内容。张新民以他的摄影将他们在城市生活的丰富内容作了精彩而又细腻的呈现。
罗永进于1999年来到上海之前，他就以其《洛阳新民居》获得了广泛的肯定。罗永进的《洛阳新民居》虽然拍摄自并非典型意义上的现代都市洛阳，但在他的图像中所表现出来“前现代”的都市形态，在将中国的民居以一种非常坚实有力的造型呈现的同时，也透露了中国人意识深层的建筑空间意识，为了解中国内地城市中建筑与生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视觉参照。
李晓斌的《上访者》表现了生活中的“失败者”的形象。李晓斌始终如一地表现当代社会生活的各种变化，深切关注平民生活。他的摄影没有特定的题材，也不拘泥农村或者城市的题材约束，当然也没有可以立即辩识的风格标志，但他提示了一种以对象的存在为依归的平朴风格，并且通过他的朴实的影像强调了了他的现实主义观。
从不拘泥农村或者城市的题材约束与平民情怀这一点看，同样也是长期关注中国社会变动的广东摄影家安哥的摄影关注，与李晓斌的关注点有着颇多相似之处。只是在安哥的摄影中更多了一份幽默与善意的嘲笑。当然，在这种幽默与善意的嘲笑的背后，其实时时伴随着一种历史的冷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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