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孩子乐队
野孩子乐队来自西北黄土地，是黄河的忠诚孩子，将近二十年来，他们创作和演绎了众多脍炙人口的民谣作品，是公认的足以确立中国新民谣高度和标准的一支乐队。他们以独特的音乐语言和严谨的创作态度，为中国新音乐留下了不可忽视的一路血脉。2014年初签约国内知名独立音乐厂牌树音乐，在公司策划下“野孩子”将在年内推出全新音乐专辑并在全国多地展开剧场巡演。
他们演奏时眼神专注地凝视着乐器，他们歌唱时眼睛直看到你心里去，就像他们的音乐，诚恳坦荡，而赤裸的阳光中混杂着悲凉。
记不清何时第一次看野孩子的现场了，但可以肯定是在河酒吧。那个曾经有着烟雾酒精、大木头桌子板凳、疯狂乐手与听众的地方，是野孩子的张佺和小索于2001年在三里屯南街开设的酒吧，它是那时北京地下音乐的一个小圣地，小河、周云蓬、李铁桥、万晓利、张玮玮、宋雨喆……这些后来似乎boom一声出来的中国民谣/摇滚/实验音乐人，都曾在那里锤炼自己的青春。聚集于那里的，不仅是他们，还有后来成名的导演、诗人、画家、艺术家……我也曾是坐在河酒吧消耗无尽夜晚的众人之一，海明威说20年代的巴黎如一场流动的盛宴，那么当其时的北京也正如那一百年前的巴黎，若你“有幸在年轻时”卷入它的漩涡，“那么以后不管你到哪里去，它都会跟着你一生一世”。
记得河酒吧里野孩子的现场，有时是张佺和小索两人在唱，唱他们来自西北广阔土地的词与曲。有时是五人乐队，“忧伤的手风琴手”张玮玮就在其中。张佺和小索（索文俊）都来自甘肃，那是一个神奇的省份，颜峻、王凡、马翚、张玮玮、郭龙……一批中国当代实验音乐、电子、摇滚、民谣领域中最顶尖的音乐人都来自那里。张佺和小索1995年成立野孩子，歌声粗旷而朴实：黄河的水不停地流/流过了家，流过了兰州/月亮照在铁桥上/我对着黄河唱……北京夜未央，野孩子的歌有着流浪者浓烈的思“家”之情。那是一个漂泊无定、流离迁移的时代和国度里，人们心中对于最古老的“根”的渴望、质疑、眷恋、沉吟。民谣质朴的凝聚力，正好吸纳了许多京漂的乐迷，野孩子的努力，为几年后席卷全国的新民谣热潮铺下了根基。
留下的人，还在路上
如今提起当年，张玮玮说：“其实河酒吧有两面，一面是大家都喜欢的，乌托邦的，激情奔放的。其实还有另外一面，就是那样每天喝酒的生活也不能长久。”张佺也说到：“那个年代有一部分是虚幻的。每天都想着过得更快乐，但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时代之转变很快到来，2003年的SARS改变了中国许多方面，也包括北京的地下音乐圈。 “当时整个地下乐队的产业都因为SARS重新洗牌了，好多乐队都回家了。”（郭龙）也是那时，河酒吧转让，2004年小索因癌症去世。如今提起挚友的离开，张佺的表面是平静的。那之后，他离开北京来到了云南，然后依然是到处云游，“开始新的生活。”
佺哥重新上路了，剩下“小一辈”的张玮玮和郭龙，“当时完全就懵了，不知道该干什么。佺哥也走了，就剩我们在北京。对于我们来说那个生活时代结束了，我们长大了，在北京也要面对更惨酷的现实。”（郭龙）
对于他们来说，那段时间“特别难”，张玮玮说：“我从小到大过得最难的日子就是2004年野孩子解散后一直到2008年。”四年间两人加入了100多个乐队，包括后来拥有众多听众的美好药店、IZ等等。 2008年玮玮再看张佺一个人的“野孩子”演出：“绕梁三日之张佺”黄河谣演唱会，“我一下明白了当时佺哥的心情。有个演奏曲叫《远行》，佺哥加了一段话，最能代表他那时的心情。‘他们站在河边，对我说：回来吧，回来吧，这里有粮食；可是北风吹打在心上：远行吧远行。 ’我在台底下听到特别感动，我知道佺哥改成玩冬不拉，一个人巡演从西藏到云南，这几句话就把他那几年的心情说明白了。我们在北京有我们的不容易，他一个人在路上有他的不容易。”
音乐源头
野孩子的音乐主要来自西北民间音乐，信天游、花儿、秦腔、维族民歌等民间音乐形式都流淌在他们的音乐里，张佺曾说：“我最喜欢西北民歌的朴素和简单。”他们曾多次参加西北的民间对歌大会"花儿会"。尽管大家都有摇滚乐的“底子”，年轻一点的张玮玮和郭龙早在兰州就听摇滚乐，张佺本人也听过很多摇滚乐，从“打口带、打口CD和磁带上”。而不论后来怎样从民谣和民间音乐中追寻“更强的音乐生命力，有根源的东西”（郭龙），摇滚作为一种精神方式、一种生命中嘶叫和反叛的欲望，一直都在他们的生活中。
而当年的河酒吧，其实还起到了民间、民族音乐大串联的据点作用。张玮玮回忆道：“2002年，河酒吧在这方面的意义是比较重要的。当时还没有‘民谣’这些类别划分，都是以‘地下音乐’来区别自己。其实什么是‘地下’，什么是‘地上’也特别模糊。但2002年，很多乐队开始在河酒吧听到了特别多民间音乐。那时河酒吧里欧洲文艺青年也特别多，我们互相传CD，经常是约好第二天把CD拿过来自己回家刻，都在收集各种民间音乐。那时其实北京做摇滚的不在东城，而在西北树村、海淀一带，他们会觉得东城生活很腐朽。摇滚乐队来河酒吧接受的是民谣、民族音乐，而我们和他们交流的又是摇滚一些的东西。宋雨喆（由摇滚转为世界音乐的音乐人，有乐队大忘杠）当时其实玩摇滚，结果来河酒吧，听到这些音乐觉得挺有意思。还有新疆来的马木尔也在‘河’演出。”
河时代和之后的广阔漫游，都极大丰富了野孩子的音乐，然而听到如今的野孩子，你会知道，它最宝贵的质朴、对根的追溯和歌唱都依然未变。如张佺所说，“有变化，但仍然是那个源头。”一年前重组后的野孩子，开始四人合唱，“和声比以前要丰富，独唱的比重减少。”（张玮玮）“现在的音乐更宽广一些。没有那么狠的东西，但是更宽广了。地域性没有以前那么明显，以前就是西北，很单纯也比较有力量。现在世界各地的元素，喜欢的都会吸收一些。比如蒙古音乐，云南民歌。”（郭龙）据说，正在筹备的新专辑甚至可能是纯器乐。
大理乐国
野孩子的重组起自一年前张玮玮和郭龙终于忍受不了北京高昂房价等变化，而迁往大理与佺哥相聚。大理的空气、生活节奏、物价水准都比如今的北京更适宜他们，三人相聚，加上新加入的鼓手老马，可以定时按野孩子一套自己的排练方法继续。那方法几乎“在中国独一无二”：“一周六天，一天四个小时，不发生自然灾害、政治变动的情况下就不停。”他们说：“音乐是很不确定、很感性的东西。这种长期的劳动才可以让它变得结实。”
其实除了野孩子，许多当年的北京音乐人也都纷纷来到大理，越来越多小酒吧，又形成一个新的交流氛围，张玮玮说：“这氛围不比当初北京差。人没有那么多和复杂，但是优秀的人很多，状态没有当年北京那么有激情，但更放松，很好。生活很舒服，精神也很舒服。”
中国在娱乐化的大道上一路狂奔，郭龙说四五年来“民间花儿大会也越来越旅游项目了”，而野孩子、周云蓬等名字为代表的“中国民谣”也成了一波粉丝众多的新浪潮，演出越来越多，听众越来越多，甚至单场就有一千多人，只是野孩子认为，这种热只是一种“虚火”，“很快就过去了”（张玮玮），“我们改变不了也干涉不了，也不想这些。”（郭龙）
这种坦然泰然，也是野孩子的音乐开阔的原因，兰州的河、三里屯的河都没有逝去，伴随着他们长大变老，把他们冲刷成音乐之岸。民谣如河之浩荡，载舟覆舟，只有成为岸才能与它相守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