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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地下摇滚圈的人们估计会知道左小祖咒这样或那样的负面新闻，然而他最终还被冠以摇滚师、诗人、当代艺术家称号，他不介意与周杰伦或曾轶可相提并论；他写下忧伤敏锐的词句，但是绝对恨死文雅高贵，因为那意味着退却；他因为“当代艺术家”的身份获得利益，与资本眉来眼去，可连他自己他都骂，骂当代艺术是场骗局，当代艺术家为包工头；他敏感而内省，又世故且周到。“我说自己的话，吹自己的牛，把这些污七八糟的东西变成了所谓的艺术品，还兜售出去了，我是靠明显诈骗获得成功的人，我做到了，我创造了牛逼”。他说话与唱歌一样，都在跑调。
上世纪90年代初，艺术家生活在社会底层。王小波曾经在《2015》中描写过当时画家村的生活：“艺术家穿着灯芯绒的外套，留着长头发，蹲在派出所的墙下……艺术家与口袋的区别是：口袋绊脚，你要用手把它挪开；而艺术家绊脚时，你踢他一下，他就自己挪开了”。
左小祖咒曾几次因莫须有罪名被羁押，后被释放。既没有原因，也没有解释。最长的一次，他在拘留所莫名其妙待了四十多天。另外一次，他与一个朋友喝醉了酒，去杂货摊买烟抽，被杂货摊主人当做流氓一棍打在头上。被棍击中的地方从此不长头发，于是后来他戴起了帽子。很多年都没有提过这一段了。左小祖咒把帽子摘了，低下头，用手摸索寻找那个位置，现在那头黑发非常茂密，还蛮柔顺，已经没有任何异常。这件事给了他两个教训：打头没出血比打出血要厉害得多；从此，他再也不喝二锅头了，一见到那红标小玻璃瓶都害怕。
在北京这个城市中，左小祖咒始终居住在“边缘”，艾未未曾经这样描述过左小祖咒的家：“他有一个独院，可是一推门，我就撞到墙了。” 就像他来北京，“我不是来搞艺术的，是来讨饭的。”他15岁当兵，在南京空军司令部待了4年多一点。来北京时23岁了，当时他觉得自己的路走错了，所以他要走一条更错的路。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需要脱离父母，要吃饭。他说自己来北京就是找一个窝，就像民工一样。“那个时候如果你吃得多，创作能力就特别强壮，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不得要领的。”所以他不光是一个歌手、作家、艺术家，要比一般人懂得更多，要知道一条经过训练的狗和没有训练的是截然不同的，若是经过训练的狗出事的话，他和没有训练的狗出的事也是不一样的。
幼年的时候，左小祖咒的母亲带他去舅舅家，在路上的时候母亲跟他讲，“宝宝，待会儿到舅舅家了你可千万不要说你没吃过饭啊。”舅舅家里条件比他家好一些，当左小祖咒走进舅舅家门店时候，就看到他们家早餐的桌子上摆着一堆油条，他完全忘记了母亲的叮嘱，哈喇子流得满地都是，他的母亲非常难堪。最后他把舅舅家的油条几乎全吃掉了。等他稍长大了，母亲跟他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他居然全记起来了。“可见，贫穷是毁一个人的尊严的，可以毁掉一家子人的尊严。在国际外交场合里可以毁掉一个国家的尊严。”
站在街道卖自己，一切我说了算
许多时候，只要一提到内地摇滚乐，势必会有人争先恐后搬出崔健的名字，甚至连音乐节或者任何演出、任何商业活动，都以能够有崔健出席作为最大的宣传噱头。然而很多年前，乐评人孙孟晋就提出：“我几乎是蒙受着羞耻地说，崔健的时代早就结束了，至今他还像一个宿世英雄‘霸道’于天下，是别人的勇气与判断的缺失。在我们这个无奈得把每个人都憋得慌的时代，我相信一开始就提崔健，是在诋毁今天中国摇滚现存的最狠的角色——左小祖咒。
他从来不评价自己的同行，“我们应该学习西方人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攀比的，自我的精神。”对于左小祖咒来说，创立自己的游戏规则，供未来的年轻人借鉴是最重要的。具体干什么无所谓，但一定要有自己的行为准则。
在2000年时左小祖咒已经出版了两张唱片与一部小说，但这些专辑和书卖得很差。与此同时，他身边大部分朋友都以为他既然出了唱片、小说，就应该已经成名发财，时常有人找他蹭饭、借钱。结果在2001年，他不得不搬进地下室去住。按他的说法是，“在发唱片之前最惨的时候都没去住过地下室，结果发了唱片，反而去了”。那些年的他走投无路，基本没法往下混了。
困窘的情况一直持续到2005年。那一年他35岁，发行了《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边》。定价150元一张，把制作人方无行吓着了。左小祖咒算一笔帐，如果要收支平衡，必须定这个价。搞地下摇滚的都知道，坚持是一回事，每发一张片不亏钱又是更要命的另一回事。这里也有他的“深思熟虑”：“我的歌迷都是仍保有浪漫情怀的成年人，他们有更复杂的理解力、感受力和消费力。”这些唱片要直达他们手中，“瞬间抵达指定位置”。2005年正逢全世界将中国奉为“金砖国”，觊觎着这片暴富国土的奢侈品市场，全球唱片业也受网络冲击陷入僵局，150元的唱片正巧成了首屈一指的奢侈品。媒体被刺激得纷纷尖叫，大力跟进，左小祖咒以“媒体红人”的面目重回摇滚界。发行了这张专辑后，谁也说不清为什么，他的生活慢慢好了起来。有人觉得这是因为社会确实改变了，当年听左小祖咒的人从少年慢慢成了青年，也有了消费能力。社会给艺术家抛出了各种各样的救生圈，或者说救命稻草，也可能是因为一代青年成长为社会栋梁都有点闲钱了愿意消费一下了。也有人觉得这是因为左小祖咒多年来一直坚持：“他在这几年里把自己与现实的位置、与观众的关系等等问题处理得更好一些，也学会了一点如何争取说话的许可。
左小祖咒自己也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他觉得这就像做了一件正确的事，“于是一切突然都给掰回来了”。从出版了《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边》后，开始有人找他做电影配乐，有人找他来写歌、做艺术品。他不是每样都接，但仍然开始慢慢被人所知。
在别人心里面可能5年或者10年是个大事，对于左小祖咒来说12年是一个大事，它相当于一个人转了一圈，也是一种轮回。《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是他写了12年的一个创作。在2008年的妇女节那天，这张专辑与大家见面。随即引发媒体和乐迷圈的热烈讨论，讨论核心却非音乐，而是其500元一套的价格，一派说这样做不对，一派说这样做没错——迄今为止，讨论仍在继续，并渐渐变成了吵架，还有人为此翻了脸，却还没人想到这是一张唱片，或许应该留一些时间来正经地谈谈音乐。对此，左小祖咒本人反而在一边一脸坏笑，显得乐不可支，他以专辑里一首泼皮歌曲的名字表达了自己对此事态的看法：“这正合适。”
这是他第六张专辑，从第四张《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开始，他就从音乐人本尊上分了身去，成为生意人——作为音乐人，他抒情、创作、录音、混缩；作为生意人，他算账、包装、宣传、销售。很早以前他就对内地的唱片工业彻底绝望，认为一切唱片公司在经营上业已一败涂地，却还要从更穷的音乐家身上榨取银两，于是干脆在后脖领插根稻草，往街心一站，自己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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