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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云蓬在北京:故去的名人看着我看不到的世界

艺术中国 | 时间: 2010-12-07 15:37:07 | 文章来源: 新京报

周云蓬在北京:故去的名人看着我看不到的世界

《春天责备》 周云蓬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周云蓬在北京:故去的名人看着我看不到的世界

周云蓬说:“盲人的世界不是没有色彩的,人有一种心理上的视觉。”

盲人歌手周云蓬被看作“新民谣”的代表人物,主要因为他骨子里是个诗人,就算没有音符,他也终会用文字击中许多人。比如在最新出版的这本诗文集《春天责备》里面,周云蓬写道:“春天,责备上路的人。”其实他自己已经弹着琴走过千山万水,从上世纪70年代的铁西区,走到90年代的圆明园,又走过无数知名与不知名的街巷。走到牛羊下山,走到孩子回家。

■ 人物名片

周云蓬

歌手,诗人。1970年生于辽宁沈阳,九岁失明。1994年毕业于长春大学中文专业。发行唱片有《沉默如谜的呼吸》、《中国孩子》、《牛羊下山》,2008年获得第八届华语传媒音乐大奖“最佳民谣艺人”及“最佳作词人”奖项,2010年底最新出版诗文集《春天责备》。

离开铁西区大象吹口琴

我老家在沈阳的铁西区,小时候失明之前,我对铁西区还有点视觉上的印象:全是灰色的平房,伪满时期留下来的老房子,色调单一,或者说没什么颜色。这都是工人村,每家一小间,我家也在其中。有时候会有红色出现,比如“十一”会有一些游行、彩车什么的,平常就是灰秃秃,冶炼厂的烟囱冒着浓烟,挺呛人。虽然每天生活在难闻的味道里,我觉得也还凑合,毕竟有味道可闻———九岁那年,我彻底看不见了。上回在上海碰到韩寒,他问我“最后留在你视觉里的是什么”,我说:“动物园里的大象用鼻子吹口琴。”

我十几岁就决定来北京了。家乡比较淳朴,年轻人总是好奇心挺强。一个人出门对我来说不算困难,那些年各个城市还比较安静,没有现在这么多车,街上人也不多。我坐着火车来北京,出了站就跑去西直门,先试试在地铁站里卖唱。唱了一天,挣了20多块钱。我一算,一天20,一个月600,在1995年已经不少了。行,然后就去圆明园租房子。

我早就听说圆明园这边有个画家村,住着好多艺术家,心向往之。我一路打听过去,在福海边碰到四川诗人张建之,他帮我租了房子,每月租金八十。

在北京漂的人,谁想到以后会怎样呢,大家心态都差不多,过一天算一天,说不定下个月就搬走了。

90年代的圆明园乡村化生活,有野趣

圆明园的生活基本就是穷困潦倒,这片荒凉的地方住了一两千个搞艺术的,画画的最多,因为画画这个行业的人喜欢扎堆,人们买画也方便。搞音乐的人不多,但还算圆明园里的高收入稳定职业。大家聚在一起主要是吃饭,谁家请客喝酒,一大帮人都闻风而动。喝多了就谈谈艺术,平常各忙各的生计,生存才是最迫切的问题。

很多有意思的人,像谢强、马条、小娟他们好像都在圆明园住过。我记得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家伙,有个小伙子总说政府在他脑袋里安了窃听器,经常找我们借几块钱,说要去中南海开会,“今年发这么大水,我找总理反映一下。”还有个专演毛主席的演员,常规造型是披件军大衣伫立在福海边指点江山。有一天他操着湖南腔对我说:“你们搞文艺工作的真不容易啊!”我感动得想哭。

艺术家们也经常互相拆台,谁也瞧不起谁。我邻居有个画画的,有天跟我说:“我今天看某某的画,就对他说,一看这画就觉得你有点阳痿。”正说到高兴的时候呢,被他说阳痿的某某就带了几个人打他来了。不过我觉得吧,一般真正热爱艺术的都不是坏人,我现在想起来都是有趣的人和事,没趣的记它干吗,记忆本身就会有筛选。

到中秋节的时候有个习俗,圆明园的艺术家都跑到公园里玩,湖边有些游览用的小船没人管,我们就偷一艘划到湖中间。我记得湖中间有几个岛,岛上还住着两个说相声的。

那时候福海底下全是淤泥,水不深,也就一人深吧,可以下去捞田螺。有些水性好的夏天经常去游泳,有的人饿极了想吃肉,就抓刺猬,打野兔子,拿回来烤着吃。我们这群人虽然在北京呆着,生活却是乡村化的,颇有野趣。

艺术家在北京有同类,不孤独

当年圆明园这么多人,现在能混出来的没几个,艺术家的聚集地换来换去,也不再有那种气氛了。因为这地方离北大、清华比较近,警察把艺术家都赶跑了。我记得1995年前后办一个暂住证要一百多块钱,太贵,所以大家都办不起。警察来查的时候,房东会把我锁在屋里,窗帘一拉,造成屋里没人的假象。

其实我们给圆明园带来了很多经济效益,因为那些房东都是农村户口,这么多人来租房子,养活了很多房东。但是警察觉得我们是添乱,老是喝酒打架什么的,其实就跟小孩打架一样,没出过大事。有些爱好学习的艺术家还跑到北大听课,哲学、文学什么讲座都听,完了出来就拿本书坐长椅上,等着小姑娘经过,跟人家聊天。我们总结过,一般聊的无非三件事:“我是搞艺术的,流浪到北京,总有一种要死的冲动。”

为什么一定要搞艺术呢?曾经有工厂招我去上班,一个月100多块钱,什么事都不用干,厂子就是为了政策福利,我呆不下去就跑了。搞艺术不可能是事先为了什么,就是有种你不知道的东西,跟上瘾一样,你要知道为什么就不上瘾了。搞艺术又为什么一定要在北京呆着呢?因为没别的地方可去,中国搞艺术的都在北京,北京的乐队数量估计比全中国别的城市加起来都多。大家都在北京,会感到有同类,心里不是很孤独。

在街上唱的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就跑去酒吧里面唱。苏州桥那边有个餐吧,台上唱着歌,底下好多人吃着饭。这样过了一年多,我想既然靠卖唱为生,到别的城市应该也行。

就这样离开圆明园,走遍了整个中国。对我来说因为看不见,城市和城市的区别就在于吃的好不好,便宜不便宜,酒怎么样。比如我觉得郑州就挺好,吃饭很便宜,菜非常好吃。郑州旁边的开封也不错,开封的大排档特别牛,长得无边无际,旁边戏楼上还有唱豫剧的,票价也很低。

我分辨一个地方的人好不好很简单,他对你态度比较和蔼,打车的时候不拒载,不给你绕路,那就是好人。

各地艺术群落

大家都忠于自己的土壤

我离开圆明园之后,那里没多久就拆了。北京变成我的中转站,在别的城市晃荡几个月就会回北京再住一段。我后来住过树村、宋庄这些地方,感觉还是圆明园好,有山有水。树村就是一条街,污水横流,比较破烂,主要是周围有很多音乐学校。从年龄上看,树村也比较年轻,都是些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在玩摇滚。到宋庄的时候我已经印象不深了,因为大家都变成独门独院,互相不怎么来往,不像圆明园时代街坊邻居来回串。这个时代越来越现实了,搞艺术也一样。

好些人说我的音乐越来越温和了,其实温和是常态,人不可能永远愤怒,本质上我不是个性格暴躁的人,写《中国孩子》那时候也是就事论事。“新民谣”这批人就像个群落,任何时代都会有自己的艺术群落,一大拨人在地下沤了很多年,现在都冒出来了,在地上生长。其实每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方水土。你看现在张悬在云南,苏阳在银川,李志在江浙一带,白水在四川,五条人他们在广东,大家都很忠于自己的土壤。

我觉得音乐跟人的精神家园有关系,当年很多搞重金属的音乐人,大多来自工业城市,人们天天听机器的轰鸣,自己做音乐也容易产生这种感觉。我现在每年春节都回沈阳老家,感受到的差别当然很大。工厂都没有了,商业也不发达,曾经很有风格的一个城市,现在变得模棱两可。中国多数城市都是这样,所以我现在主要住在绍兴,因为在绍兴、苏州、开封这些地方,一过去就能听到当地方言,吃特色小吃,感觉到生活的底蕴。

写作对我来说,是和音乐相通的表达方式。可能大家对盲人的写作容易误读,觉得你就应该写周围全是黑的,没有视觉意象,然后自己心灵坚强什么的。我写个“解开你的红肚带/洒一床雪花白”好像就不正常,但实际上盲人的世界不是没有色彩的,人有一种心理上的视觉,不然你怎么闭上眼做梦还能看见东西呢?词语就是一种心理暗示,即使你没有见过红色,我告诉你红色这个词,你也会在自己心里描摹出一种东西来。

北京现在变成一个大怪物,越来越不适合普通人生活,不过相对来说我觉得西边还好一点。在香山那边,我喜欢爬爬山,偷偷翻到植物园里边,一条小路拐来拐去,能找到好多名人的墓。刘天华、刘半农、梅兰芳、马连良,还有梁启超,他们都静静地呆在那里,看着我看不到的世界。

采写/本报记者武云溥 摄影/本报记者 郭延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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