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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谣路
群体的爆发，生存的夹缝
南都：我知道你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发愿，要像一个正常人一样，但到北京之后一个人谋生，失明的痛苦是否会加剧？
周云蓬：我是1995年到了北京，什么失明残疾，都忘了，一头扎入火热的为生存斗争的洪流中了。
南都：那时候还办了一本民刊，叫《命与门》。
周云蓬：音乐是救急的饭碗，文学是隐藏于内心的尊严。搞搞文学，也提醒自己，不能永远这样大街小巷地被驱赶着卖唱。
南都：从最初的街边卖唱到后来酒吧演唱，当中对音乐本身的体会有没有变化？
周云蓬：就是从女朋友，到妻子，更正规了。不可太随意了。
南都：那时候你在酒吧演唱的现场是什么样的？
周云蓬：那时在酒吧，基本上属于伴餐性质的，台下都是鱼香肉丝，烧茄子，好比在厨房里唱歌。最困难的时候，还是依靠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老人家，看他比我还纠结，心就踏实了。
南都：2000年，你三十岁，你对自己接下来要走的路清晰吗？你觉得你生活的方向感来自哪里？
周云蓬：2000年，都传说世界末日的消息，我没有长远的计划，不知道时代要把我们送到哪里。计划有什么用呢？至于说方向感，跟着时间走，一脚阴历一脚阳历地走下去。
南都：第一次出专辑应该是意义重大的吧？但真正为更多的人们所熟悉的是第二张专辑《中国孩子》开始。
周云蓬：出唱片是很意外的，那时感觉出唱片，就快成歌星了，感谢小河不断地鼓励、推动，有时候，人就差那么一点力，有了你就启动了，要不然就永远地熄火在路边。《中国孩子》，我还是要说，那是时代的产物。我诚实地传达了一下。
南都：那几年在河酒吧及“无名高地”开始有了民谣的演出，你和小河、万晓利他们这几位音乐人开始以“新民谣”的身份浮出水面，你当时是怎么看你和朋友们的这些音乐的？
周云蓬：经常演出结束后，我们有很多关于音乐的探讨，喝多了就开始相互攻击，很有乐趣，很直率的。彼此掏心窝子，比方我就受到了晓利自嘲风格的启发，还有小河的神形百变，不拘一格，给我很多感触。但现在(大家)都礼貌了。
南都：从第一张专辑以来的创作上，你觉得自己身上有没有什么变化？
周云蓬：眼界更开阔，对人对己更包容了。演出机会更多了，报酬随着物价涨了些。
南都：民谣从几年前的地下状态到现在有一定的关注人群，可以说有了不小的成果，你自己是怎么看的？
周云蓬：这属于一种艺术群体的爆发，就像历史上的那些文艺运动一样。但可能更多是由于网络的自由传播。还有普通民众不再完全倚赖体制内的喉舌的宣传，以及中国民间社会的渐渐复苏。再就是流行音乐急功近利的衰落给了我们生存的夹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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