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艺术原则，都是有局限的，过分运用，必然走向单调。并置的艺术原则，也不例外，与之相反而又相成的另一方面是其生命的一部分。也许，应该有一种“潜谓语”来化解并置的孤立。先生常言“道”，然而太初混沌，细析之，则有对立统一，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惟其矛盾，乃不孤悬，阴阳相克相生，方有衍生之功能：“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事实上，先生在实践中对于单纯并置，早已有所突破；不过每逢他不得不运用谓语性动词的时候，偏爱倒装的诡异句式：如“逃返倭魍”，“睹血婴躯”。这是汉字的特权，令人想起杜甫的   

香稻啄餘鹦鹉粒   

碧梧栖老凤凰枝   

汉字由于并置的自由，诗意的衍生，比西方语文多彩。如唐诗中最为普通的一句：

五月南风大麦黄   

可以改为：“南风五月大麦黄”、“大麦南风五月黄”、“五月大麦南风黄”、“大麦五月南风黄”，而不改其韵味。先生似不以此为满足：常以更为自由之句法表现其“障义”，为读者制造克服难度之乐趣。如先生自己很重视的一首：   

须齿墨头骑   

筐鼻马面侧   

刃惊胡道雪   

直蛮诗奴国  

探索之勇和迷蒙之美甚可赞叹，但是过度诡谲却可能使大多数读者接受不了。即便受过相当专业训练的爱好者也很难与作者超越常规的预期相会合。而且从诗艺来说，意象密度自然是应该追求的，但是，过度拥挤，也可能造成某种“浓的化不开”的窒息。  

先生常用某种自创的句法，减少词语间的从属性表达，追求诗句的陌生化，表现其艺术突围的彪悍。其成也，有令人惊异之效，如上述“不口而诗”、“不杯而醉”等等。或者用文言的虚词以平行性代替动词谓语的从属性：   

牛也麒风   

羊也麟仪

这好像是先生相当得意的句法，他似乎情不自禁地反复运用：   

冬也冰白   

夏也草碧

还有在草稿上出现的：   

碧也草蝶   

朱也花鞋   

所有这样的句法的创造，其成功处，不难造成一种雾里看花的弹性效果。对于比较单纯的题材而言，这样的句法足够了；但是，如果所驾驭的题材比较宏大，光凭这样的句法，就不能不显得局促了。在这本诗集中，比较长的作品，就我的欣赏力所能达到的水准而言，似乎难以达到最佳效果。这是因为，并置固然触及了汉字文化的核心，但是，这还不能说是汉字文化的全部。如汉字的并置与从属，汉诗的韵律，情绪之抑扬顿挫，都是诗学，尤其是先生所醉心的古典性质很强的诗意所不能忽略的。作为核心的并置，也不能孤立存在，如果离开了其从属性，可能走向孤立，既有迷蒙之美，而缺乏张力。无序之极，也可能导致混乱。   

先生以画师之尊，作诗坛突击手，其中之艰难险阻，非常人所能想象。画家与诗人，于艺则一，于思维方式，则有不可忽略之矛盾。古今大家能深知其中甘苦者几稀。王维以诗名，然有“宿世谬词客，前生应画师“之叹。东坡赞之“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王维如何调和了诗画之分野，至今仍然是个迷。古希腊西门尼德斯与德国萊辛有诗画不同之论。诗乃时间艺术，画乃空间艺术，空间并置，一目了然；而时间绵延，须读者在记忆中将前后相续为一体。钱钟书先生承此说，极言其法门有异。盖李思训竟月之功，其金碧山水，罗列胸前，不过瞬间一睹之快；而拉奥孔之故事则不容过细描述也。余惜先生放达恣肆，然疏于约束，并置之美，遂有泛滥之势。且大量个人化的话语，本为私人记忆的索引，在作者不难填充并置的空间，于读者却可能缺乏指向性，导致想象迷失。   

以字思维在理论上的黄钟大吕之音，理当引发众声喧哗之局面，方能成大气候、大波澜；然，当代诗坛，多报以沉默观望，或窃窃私语，或吞吞吐吐。歌德云，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一种横空出世的诗歌纲领，一种新的流派，一种新的形式，其生命不仅仅在理论，而在于诗的探索实践。艺术乃灵魂之冒险。生也有涯，艺也无涯。以有限之生命，探索无限之艺术，岂不殆哉。   

唐诗的繁荣，源远流长，自沈约讲究声律，到盛唐星汉灿烂，挟当居科举之制，举数代学子之灵，凡四百余年，方称鼎盛。西方之十四行诗自意大利到英吉利，再至俄罗斯、美利坚，亦耗数百年。无论中西，其立志为艺术之哥伦布者多，葬身鱼腹者众，修成正果者百不得一。先生欲验其主张，以画师之笔，作诗国尖兵，以余勇可贾之势，于诗坛如入无人之境，其智其勇，令人赞叹。《石虎诗抄》之作，正因为此而不可小觑。其功、其过、百代之后自明。然毛泽东言，一万年太久，今人亦不能辞其评断之责，乃作如是言，其为荒谬乎，其为睿智乎，未惶顾及，但愿为先生作灵魂之冒险之后盾也。   

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言毕自省，面对造物，乃有不知所云之怯。

放舟随鱼 怀雁逑山 檐客裙裳 蠋蛾毛丹 山泳泉沐 但拥无言 千岛鸥悲 双我远躭 冥冥煌锵 别手东厢 后此刀木 刻梦永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