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绍振
石虎先生，以画师之尊，倡议汉诗『字思维』之说，初闻并置美学，即感震惊，又似猛省。及读先生之文，神思飞越，潇洒飘逸。恍兮惚兮，似幻似真，壶奥迷蒙，笔意淋漓，其浩然之气中有镜花水月，玲珑凑泊之妙，文外之旨，韵外之致，如奇峰横空出世，如天马之行空凌虚，其形而上者，于不可言处见精神；其形而下者，于不可说处见功力。
先生厌言西哲，然先生之画，熔中外于一炉，化前卫与传统于尺幅之间。笔走龙蛇，意蕴玄机，神不为形拘，形不为物役。笔墨线条色块猝然遇合，偶然之处有必然，神与物游，在有心与无意之间，虽先生重操笔墨，似亦不能复得也。
先生有大气魄，大手笔，大喜大悲，大起大落，发于其画，仰之者遍及海内外，然于其文，似禅非禅，似道非道，其大彻大悟，大勇大识，则惊者与疑者甚 。盖与五四以来诗论家比之，其才以神韵夺人，而不以理气取胜，虽亚里士多德之逻辑亦难以羁勒，故不当以学院文章读之。不与西方语文相较，不与先生之诗作互文阐释，不能与先生神会也。
僻居海隅，幸得先生近作《石虎诗抄》，展读之，抚爱之，沉思之，时有醍醐灌顶之乐，时遭当头棒喝之惑。间有所悟，忽有所疑，于不求甚解处，似有顿悟，此读书之真快乐也。
『字思维』之说，与五四以来输入的语言学，似有迎头相撞之势。目前已经成为共识的语言学原理确认语言是一种声音符号，语言乃是思维的根本。人类与动物的区别以马克思的原理而言，乃是能够制造工具，而且能有目的地劳动。这个学说，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水平，但是，并不完美。我曾经看到一个材料，说是有海龟类动物，佯仰于海底或礁石，待有贝壳类来俯者，乃以蹼取石击而食之。后来的语言学说则主张，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乃是人类有语言作象征符号交流思想情感。其实，这个说法也可能是不完善的。文献记载，孔门弟子公冶长能解鸟语，且猿啼虫鸣，其悲欢哀乐，虽不如人心之精致，然声息之沟通，有目共睹。
欧洲人、印度人，语同源，属印欧语系，其语言复杂在声音之变。名词有性数格之变，俄语名词多到六格，德语则有四格，且有阴阳性、单复数；动词有人称时态之分，语气有真实与虚拟之别，其奥妙皆在语音形态之间，其名词之前缀，冠词之阴性、阳性，动词之过去未来、进行完成，皆有法度，而法度皆依语音之微妙变幻为统一整体，不得有丝毫龃龉。
文字不过是记录声音之符号而已。
文臣属于声，字可以改，而声不可乱也。
西人语言，除历史遗留之音形脱节少数例外，文字皆赖声音而存，以声音为生命，而以何种文字符号为记，与声音无涉。故同为斯拉夫人，波兰、捷克、塞尔维亚人以拉丁字母为文，而俄语则从教会斯拉夫文字转化为现代俄语文字，未见其语言之民族特性有所窒息。同属日耳曼语族，英语、德语，与属拉丁语之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罗马尼亚语等，并取拉丁字母为文，亦不见其有礙于思维之精密。然吾汉语则不然，声与文混为一体，微妙尽在笔画之间，一点、一钩之异，音义尽殊，笔画与语义，如气与氧化合为水，不可分割。
五四先贤不察于此，以西文准则推之，误以为水乳分离，唾手可得，遂有保声易文之说，发出废除汉字之豪言。此后汉字拉丁化之论，不绝于耳，鲁迅浩叹童稚识字之难，毛泽东为普及文化计，皆有意于汉字改革。五十年代有文字改革政府机构之设，汉字拉丁化之议，遂从学术自由探讨，几成行政规范，大雅学人皆望风而从，独北京大学唐兰教授力排众议，虽陷于孤立，然八十年来之实践，终于证明，汉字不能为拼音所代替，只留下《汉语拼音方案》，与军阀时代之《国语注音符号》，统一语音则可，改革汉字则难于行蜀道。历史不可抗拒，人力无法回天。
原因何在？
拉丁、斯拉夫、日耳曼人语多音节，声音多变幻之空间，时态、性、数、格借多变而不致雷同，于不同处求其语法、词法之从属性统一，于细微处曲尽其妙。语言如此，思维亦然，故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之逻辑学有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其核心乃同一律，矛盾、排中不过是防止违反同一律的规范。故西人之思密，呈线性。而吾汉人若单凭语音则易滋混淆。汉语之音虽从单音发展到双音节为主，然其利用率，单音节仍有相当比重。汉人之思维，汉字之妙用，其笔画常与绘画通，所谓书画同源，毛笔性能，刚柔相济，书画皆可胜任，而西人鹅毛与刷子异曲不能同工也。故中国画家言，妙在“疏可走马，密不透风”，其实文意何尝有异？可实，可玄，水乳交融，可意会不可言传，心领神会，心照不宣，言不尽意，意在言外，言有竟而意无穷，“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不赖汉字之形则不能达意。
西人原始文字本为象形，或象物形，或象人形，后形与意脱离，转化为拼音字母；我汉字始亦象形，形之图式化符号化组合，形与声呈浮动性组合，形声会意，变幻无穷。惟其“会意”，乃有大自由。
先生不为汉字形而下之表面现象所拘，强调字象非物象，字象与物象皆有“形意义广延”，起初不仅始于物，且发于心，其止亦不止于物，而终于道。（《字象篇》）。从这个意义上，先生提出：“字象是汉字的灵魂”，“是一个大于认知的世界”，其广延的心理自由使得感性字象具有思维功能。故汉字可以综合音象、物象，达于抽象而不脱离形象，蕴于形象而升华为抽象。文从语始，音不尽用，汉人即便口语交谈，亦难以脱离文字，其语音之 格难通处，常伴以字形之解释。人名、路名，仅凭字音往往难以沟通，必以偏旁笔划相告。若非语言学家，读白字滔滔者天下皆是，其于为文，每每文采华瞻，锦贝灿然。用之为文者，常难以诵之于口也。故西人之imagism，五四时期胡适译为“影象派”，流于表成之感觉，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日后为“意象派”所代替。其原因在于，象中有意，象中有声，二象尽在字中。西方诗论家所说的“意象思维”，与先生所说“字思维”，遥遥相对，息息相通。
然先生强调汉人不同于西人之处，乃在文字之超越语音，在西人以心中有意象即足矣，而在中国非文字不足以正其果。故先生曰：字象思维是“绝对的”，而字音与字意仅仅是字象的“外部属性”。（《论字思维》）此言虽有绝对化之嫌，然于汉字之特质，尤其是其超越声音的“非言说性”，有切中肯棨之妙。
先生主张之精髓，不完全在单个之文字，且在字与字之间。
尔木贞贞 朴朴不音 匀匀迭面 帆语舟心 有女名蝶 月乐舞乡 手扇之邀 应而魂惶 魅盼仙娜 风沁火袭 若朵晴丹 倩魂永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