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中国：您刚才说到传统问题，1986年您在《美术家通讯》杂志上发表过“对我们来说，传统不再是一个负担，而是一个新发现的源泉” ，您今天是否还这样认为？

    叶永青：那是有特定所指，那时是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每个人都在不停地想创造新的东西，而且以为自己每天都能创造在这个世界上是全新的东西，但那一年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后来爆炸了。阿波罗计划的总监威伯尔（音）当时有过一句话，他说：“我们阿波罗所有的技术都不是创新的，我们所有的技术都是综合的。”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到今天我还是很认同这样的东西，其实我们不是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创造或者创新，不是建立在完全纯粹的原创的基础上，所有的创造和创新就是在你对于生活的新的感受和体验上。回归到每个人，就是你怎么样用所有原来的历史已经形成的那么多的知识、那么多的体验，在你的体验里边如何形成一个新的观点，来重新看待事物、重新看待世界。其实艺术家能提供给我们这个社会的无非是一个新的视点，或者是一个新的视觉，以你自己的一种特殊的方式来提供这些东西，而不是真的像一个科学家一样完全去创造一种以前绝无仅有的东西，那不是我们要解决的东西，而艺术家总是在所有的人类的智慧已经做好的东西里你还能够再发现一些从你自己出发的东西。

    艺术中国：您曾经说到，西方现代派的先驱曾经费劲地使自己摆脱传统的束缚。据您了解，西方的艺术家目前的这种观念是怎么样的？

    叶永青：没有一个绝对的西方，西方的艺术家也是因人而宜、因地制宜的，不同的地方、面对不同的文化和语境，他们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针对性，每个人都在不同的时代的语境里。而且每个人也都在不同的对创建自己语言上或者处理的方式上的有一种说服力的环境里，每个艺术家有自己不同的个性特征。所以，每个人针对的东西都非常不一样，这也形成了今天更有意思的模型。但是，比较起来，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不停的旅行、不断地在当代西方的艺术系统里做比较的过程让我越来越感觉到，由于西方形成了这样一个比较完善的系统和制度，这些系统和制度反过来也对艺术家、或者对艺术本身的创造力也在发生一种制约和一种影响，比如西方所有的东西更多地像一个机器，一个大的机器里运作，每个人在不同的环节里做东西，而且现在整个西方的当代艺术在某种意义上更像一包方便面，用现代的速度做事情。而且在我们进入全球化的过程里，其实中国也在不断地进入这样一个流程里，它很像一个很大的生产的机器一样，不停地在吞吐这些东西。所以我们所看到的西方当代艺术的作品、展览以及所有的活动，包括双年展的制度等等，从北美到欧洲、从伦敦到巴黎、到荷兰、到阿姆斯特丹这样的地方，我们所说的当代艺术差不多是一回事，这些不同的策展人今天在这个地方工作，明天在那个地方工作，但他们都是把他们的意志、他们的东西放在不同的地方来进行，这实际上也在慢慢地影响中国的地方。所以我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意识到这样的问题以后，我当时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愿望，我想去了解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很多的相对也是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也是在我们这个时段发生的、也和当代艺术的知识、想象力、跟人类的东西有关系的创造活动，这些创造活动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现代艺术或者当代艺术的影响，但它不同于我们已经看到的已经有当代艺术系统的国度、地区所形成的，当时我去看很多没有系统形成的这些国家和地区，比如印度、印尼、非洲、南美和亚洲周边的地方，像孟加拉、斯里兰卡、越南，这些周边国家，我去做一些考察，你会发现艺术一直是生机勃勃的，在不同的地方在发生，而且是非常有想象力的。但是这些地区都是没有美术馆、没有基金会、没有画廊、没有收藏家的，没有这些东西，并没有影响这些艺术的发生、发展，它一样地在出现这种东西，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也是在这样一种语境里成长，在最近的10年，中国整个艺术市场的成长都非常快，也受到国际市场的关注，慢慢地也在建立起自己的一整套接近市场的系统和各种各样的系统，但总的来说，我们原来的艺术的活力和生机，我觉得是一种另类的现代，是另外的一些东西，这是我的一个信息，去考察、去看的东西。迄今为止，我觉得我们还是没有一个像样的美术馆，也没有一个像样的、真正的舞台，而且我们一直倚重的东西其实都还是很脆弱的。比如这次金融危机的到来，更加证明了这样的东西。我们好象是已经形成了一些当代艺术很火红的局面，但这个局面其实是非常单一的，就是市场造成的，这个市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很单边的、单一的东西，支撑当代艺术生存的东西仍然还是非常简单的模式在做。

    艺术中国：您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当代艺术的存在的价值是什么？是学术意义上的成功？还是市场意义上的成功？

    叶永青：市场上我们已经是非常成功的，但是这种市场上的成功有它的道理和有它有意思的地方，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整个全世界的当代艺术差不多是一回事。不同的地区，大家做的都是一种能够通行无阻的当代艺术，这些走红的艺术家，他在纽约走红了以后，基本上在欧洲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有时候在中国讨论当代艺术，比如在河南开封讨论当代艺术和在贵阳讨论当代艺术，以及在兰州讨论的当代艺术，好象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且有点像是鸡同鸭讲，它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是并不妨碍不同的人用不同的知识、不同的想象力去理解关于当代艺术，或者是去回忆全球化和城市化对一个地区、对一些艺术家的影响，这是让当代艺术显得在中国更有生命力、更生机勃勃的一个原因。所以，当代艺术在中国显示出一种从面貌上、从资源上、从图像上，从各种方面来说的一种独特性，或者是一种力量、一种野心、一种精力，这是有目共睹的东西。这些东西的产生不是一个设计的结果，有点像自然生长的东西，甚至于是一个野蛮生长出来的东西，这是中国的一个现实，大家说的是当代艺术是这么回事，但是这个地方却长出一种特殊的、更有意思的、显得更有力量的品种，这也是中国当代艺术在全世界能够提供一些新鲜的经验和新鲜的话题的一些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