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中国:什么是从一开始到现在您内心里始终有的一些东西?
叶永青:你说得其实很重要,每一个艺术家都会不断地往前走,不停地去否定以前做的东西,不断地面对一些新的东西。但其实每个人最后在往前走的时候,你最后发现,再回过头来回顾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是有主题的,你经历的所有事情在不同阶段的时候其实都有似曾相识的经验,每个人都不会真正地完全告别昨天又变成一个全新的人,其实你每做一件事、每做一种处理的方法,当遇到那个事情的时候,总还是用同样的、差不多的思维方式、思考方式在面对一些新的问题,这种其实真的跟童年的经历和童年的记忆会有关系,你很难说清楚你已经形成的固定的思想和固定的模式,但是你总是会觉得你处理问题的时候会喜欢上同一类的问题、对同一类东西感兴趣,总是在新的地方打动你的东西总是比较确定的,还是和以前的东西相似的东西,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想每个人可能是有主题性的,只不过在生命里不停地变动这些东西。
艺术中国:您目前除了画家还是一个云南方面艺术召集人的身份?
叶永青:早年曾经扮演过这样的角色,因为西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环境,最早是我从昆明,然后去了四川,在四川美院上学,我身边一直是和一些非常优秀的人在一起,其实是拜时代所赐,后来身边的这些人都是慢慢地在中国美术史上比较有影响力的这样一些人和这样一些事情,我们当时开始是在经历了中国30年这样一个不同的艺术时期,但是作为最早发源和最早出现的艺术,更早的是一些乡土艺术和批判现实主义的东西,在这一拨里是比我们更加成熟、比我们年长、比我们更加有经历的人,虽然是同学,但他们更成熟得多,我们是从这种模式里总结出一些心得,最早的那些,像现代艺术,我们可能算是比较早的、最先体验的,也可以算是一种先行者。更早的,在那样整个情形还没有开始形成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比较孤独、比较寂寞的一群,所以更多的在这些方面不断地去慢慢地形成周围的氛围,这是八十年代的东西。
还有,我的生活跨度相对来说比其他艺术家跑的地方要多一些,因为我的家乡是昆明,又在重庆当老师,有时候还要去成都,整个西南其实都是我的图版,这种情况到了九十年代,我更多地又开始把这个领域,包括北京,在欧洲、在北美、在各个地方,我开始有各种各样的工作计划、工作室,开始和一些基金会有合作。我是一个相对比其他人腿脚更勤快的艺术家,可能相对来说就变成相当于像传播者的一个角色,不停地到处去煽风点火的这样一个人。
艺术中国:听说您在上学的时候和张晓刚一起被誉为班里的“两怪”,您是不是在那时就开始崭露出自己不同的艺术个性?
叶永青:我们在上学期间就开始对现代艺术的东西感兴趣,但在当时的整个氛围里,整个学院的教育也好、我们周围同学的知识和系统都还是更加接近于批判现实主义的东西,跟现实主义的东西比较接近,像这种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的包括哲学、文学、艺术,我们比较感兴趣,也身体力行地在自己的艺术中也开始做这样的东西,这样的情况在四川当时的语境里是显得有一点特殊性,有一点怪异,所以我们的绰号叫“云南两怪”,也是跟这个有原因,但其实没什么怪的,其实还是顺其自然,只是不同的一个艺术选择,还有艺术的参照不一样,把自己放在一个不同的背景里面,有的人的文化背景相对于更加接近比如苏联的绘画、现实主义绘画的背景,还包括西方的一些文学和哲学的背景,但相对来说,我们可能把自己放在一个更加接近西方现代主义的背景之下,这是八十年代的事情。其实我觉得,整个中国艺术一直是针对现实的,这一点是没有差异的,包括批判现实主义的东西,以及到后来出现的像“新潮”这些艺术家,也是针对现实的。但是,这些针对现实的东西后面一直有一个参照系,这个参照系,或者说这个知识的系统是不一样的,一直是以西方为参照的,但是这个西方的时段是不一样的。在八十年代以前,这些参照一直是文本的和间接的,我们是通过读书、通过看临摹的东西,这些西方实际上在当时还是一个比较遥远的、隔膜的东西,但是九十年代以后,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开始获得另外一种机遇,这种历史机遇和文化的实践方式,就是可以直接地到西方去,而且是直接地把自己放到另外一个背景。这个时候,原来的那种针对性同样的存在,但是这个时候,由于已经把自己置身于另外一个背景,所以针对的很多问题也开始出现变化。因为以前我们做现代艺术的这些东西,实际是用现代艺术的矛枪来反抗周围现实的环境和传统价值的力量,你总觉得你做的东西都是反叛的、都是前卫的东西,但是真正到了西方,到了一个真正开放的环境、自由的环境里面,这样的一个反弹就没有了,这个时候问题一下子就回过头来了,又抛回给你自己,就是你是谁?你的身份是谁?你的差异在哪里?另外一个问题开始出现,所以这个时候身份问题开始出现,在西方的这样一个 背景下,你作为一个不同种族的艺术家、不同的文化经历的艺术家,这种问题开始回馈回来。这个时候,虽然你还是针对现实,但是你的参照系不同,所以这时候我们又开始回头来看自己的传统,我们这一代人是反过来的,一开始先去看、学习别的文化,印证别的文化,但是另外一个经历是在西方的环境中再回头看自己的传统。但是我觉得,差不多本世纪以后又开始有另外一种体会,不管你是去看西方的东西还是回头来看自己的传统,其实都是过程,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实际上还是回归到现实的生活里,所以2000年以后,我更多的精力是做跟生活的系统、生活的方式有关系的东西,这就是我差不多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