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印本的成本研究
要研究明清书籍价格，依赖有限的书价资料是极为不够的。书籍作为一种商品，在当时的价格体系中的价位是怎样的，必须对书籍印刷成本进行客观考察。对明清刊本的成本作一概括性的估计有助于对书籍价格的宏观了解。
雕版书印刷成本中比例最大的是刻工的雕刻费用和雕版木料、纸张的费用。为了估计晚明时期书籍的相对价格，我们先来看有关开支的花费。雕版印刷中最重要的材料就是木印板，在不同的木材中，最常用的是枣木和梨木。尽管明代书籍生产成本的分项记录存世有限，但根据当时各类不同资料中的物价数据，我们仍然可以建立一个各种雕板的价格表⑦。每板价格0.1—0.4两银的枣木无疑是价格最高的优质木材。相比之下，梨木板的价格就低得多，一般尺寸的梨木，每板只需0.03两银。一般来说，一个刊字匠一天能刻100字，而一个熟练的刊字匠能刻150字⑧。每刻100字，一些印刷作坊就会付给刊字匠0.03两银，还有一些会付20文，相当于或接近0.02两银[11]558。毛晋付给他雇佣的刊字匠的工钱为每百字0.03两，这已经算是刊字匠的高收入了⑨。但在一些极为少见的情况下，刊字匠的工钱可以达到每百字0.05两银⑩。可见，明末和清初刊字成本是从每百字0.02两银到0.05两银不等。
除刻工与刻板的费用之外，印刷书籍的成本中最重要的一项便是纸张。在不同的印刷用纸中，江西永丰出产的绵纸最好，也最贵，其次就是常山柬纸，最差的纸当属福建和江西产的竹纸(连七纸和毛边纸)[12]110。福建出产的竹纸价格最低，质量比较低劣。然而到了万历中期，福建的竹纸制造商对纸的持久性进行了很大的改良，改良后的竹纸为出版商纷纷采用，在17世纪中期时的价格为每百张0.026两银(11)。万历中期之后，印刷的书籍更多是用价廉物美的竹纸了。尽管胡应麟(1551—1602)对福建竹纸的质量多有贬斥，但在他所有的两万卷藏书中，却有90%是用这种纸印的[13]57。17世纪20年代之后，几乎已经没有人用白绵纸来印书了(12)。毛晋刻印的书绝大部分用的也是竹纸[1]540。
对刻字、雕版、纸张成本予以估计后，我们来看看两本刊本的费用记录，由此或可进一步估计印刷书籍的大致成本。此举并非要精确算出印刷这些书的成本的具体组成部分，这是十分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此只能确定一个大致的成本范围，进而证明上述对明清时期书籍价格分析与估计的合理性。
1608年，杭州的地方士绅捐钱为当地地方官的贡献建立祠堂，以示感激，记录所有捐献、花费和功名册的文书后来被整理出版为《李公生祠纪义实录》。印对联和堂内匾额碑铭，加上580份文书的总开销一共是6.72两银。这是一本单册书，共24整页[14]6-18。我们不知道印对联和写制堂内匾额碑铭的费用占多少，但不妨高估成本，暂时把6.72两银都当做刊印580本册子的成本来算。即使是这样计算，每一本的成本仅仅是0.011两银而已。这里的成本包括纸张(20本是绵纸，其余560本是竹纸)、刊字(含工资和伙食)、12块板、墨，以及刊刻、印刷和装订的劳动力。这份记录将所有花费逐项列出：刊字匠(含工资和伙食)和木板2两，印装20份绵纸本0.24两，印装560份竹纸本4.48两。其中第一项的2两银被进一步分成木板和刊字匠工资：0.36两(每块板0.03两，共12块)和1.64两(两面雕刻12块板，每块刻工0.136两)。那么每刻一面的平均刻字费用就是0.068两银。上面说刻字每百字的费用是0.02到0.05两，这本书的刻字费应该是每百字0.02两或稍低一些。如以0.02两算，便是40字一页。一块版面的材料0.015两，加上刻字费用0.068两，是0.083两。这个成本没有包括纸的成本。
上面我们暂时把6.72两都当做刊印580本册子的成本来算，也即把那些与印制书籍成本无关的费用都算在里面。即使是这样计算，每一本的成本也不过是0.011两银。表3详细计算了可知的分项成本比例、单印面的分项成本及其比例。各项成本之中花费最大的是纸张，占70.2%，刻工费用24.4%，木板费用最低，只占5.4%。如果连绵纸、竹纸一起算，每本的成本是0.0115两。这里没有分开列出印墨和其他的小项杂费，但根据上面总开支、总印数580本的单位计算，这些费用所占的比例是极小的，不足以影响对板、刻工、纸张的成本比例计算。
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得出几个结论：第一，雕制24页的书版，平均每面制版成本是0.083两，其实这个成本实际上已经包括刷印的人工费用。刻字匠一般都能刷印，并没有专门的刷印工人。刷印费用相对来说是非常少的，所以我们这里不另外计算刷印的费用。这本24页书的印版制作成本，不论用哪种纸，印多少本，制版成本是固定的2两银。雕制24页，每页的平均制作成本也是固定的0.083两。第二，不同的纸和印量直接影响每一本书页的制版平均成本。如果用绵纸，只印20本，每页的制版成本是0.004 7两;用竹纸，印560本，则每页的制版成本是0.00045两，绵纸的成本相当于竹纸的10.4倍。这个差距主要是数量所导致的。由于每本制版成本随着印本数量的增加而下降，每一本的纸成本相对于制版的成本比例则向相反方向上升。当印刷20本时，单页面的雕版成本是17.02%，刻工72.34%，纸的成本10.64%。但如果印刷560本，单面的雕版成本下降到6.67%，刻工减少到26.67%，而纸的成本却大幅升至66.67%。也就是说，数量越大，越往后印的书，书的成本基本上只是买纸的开支，销售的利润不断增加。第三，雕制单一版面的成本是0.083两，而印刷量在500本以上的，每本24页书的成本，竹纸是0.011两，绵纸是0.015两，绵纸与竹纸的差价只是0.004两。
如果是在建阳、苏州和南京印制单册24页类似的书的话，每一本的成本甚至会比0.011两银还要低，因为商业出版能够发挥规模效应。如果用于商业销售，并且假设获利100%的话，一本24页的书售价也只是0.022两银而已。然而，这个价格没有包含运输费用，而这一费用通常是在书店销售的时候才被包含在最终售价中。即便是加上运费，一本50整页的单册书的售价大概也不会超过0.05两银，却还能保持100%的获利。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三教”(儒教、道教、佛教)创始人林兆恩的著作中有关于刻版成本的信息。从1628年到1630年，南京中一堂的林兆恩的信奉者雇佣刊字匠刊刻了1500多块板(正反面)，也即3000多页，最终刻成了40卷的《林子全集》，刊刻的全部成本是300两银(13)。这一版本只用了1266块木板，剩下的木板用来刻小册子和功德簿。为了方便计算，我们总算1266块板的成本，300两减去38.84两(根据上面梨板、刻工的每版费用，234板×2面×刻工、梨板0.083两)，得261.16两。1266板正反两面雕刻，总共2532页的内容，每一页包括木板、刻工、纸张费用在内，平均成本约0.103两银，比上面杭州印的那部书的每页制作成本0.083两稍高。这是因为减去的38.84两里没有减去纸的成本，因此，261.61两已经是偏高的成本数据，用这个偏高的成本来计算2532页的每页成本，自然偏高。另外，0.103两已经包括纸的成本，而0.083两只是梨板与刻工的费用。无论如何，两书的每页平均成本仍是非常接近的。
现在再根据该书的每页刻字数和上文所得的刻字工资来核算该书每一页的成本。该书书页行款是9栏19字，字体采用匠体字。假设一页都没有空格的话，一共是171个字。如果每百字刻字费是最低的0.02两，一整版342个字就耗费0.068两。考虑到雕版本身的成本，根据上文雕版木料的估计，梨木每板0.03两，那么一块板的材料单面的成本是0.015两，加上刻字成本就是0.083两。这个梨板加上刻工的成本估计，与上述1608年在杭州刻的功德书完全一样。上文已述，这里每一刻板成本的计算并不精确，而杭州的刊本与《林子全集》的成本计算都是由于计算的方便和缺乏详细的分项成本而故意提高的。虽然我们不知道实际的制版成本，但制版的每页成本仍然在0.083—0.1两之间。
根据上面的资料与论证，我们可以推断，17世纪的前几十年，商业出版中的每块400字印版的制作成本(包括板材和刻工费)一般情况下不会超过0.1两银，而在此之后，除了动乱或非常时期的暂短回升，刊本成本一直维持原有水平或稳中有降。包筠雅(Cynthia Brokaw)研究清代四堡的书籍印刷后，发现一般的书价都十分低，这可以间接证明以上对明末刊本生产成本的估计合乎当时的历史状况[15]513-518。我们可以相信，明末清初大量的书籍市场售价低于1两银。售价1两以上的往往是多卷，或是册数众多的大部头书籍，又或者是插图精美、纸质和包装高档的印本。
而这样的价钱出版商从中也能获得100%的利润，从汤复刻印的精美《离骚图》的版权标记中便可以看出。他列出了刊字、纸张和刻印用工费共0.5两，而一部未装订的《离骚图》售价是1两银[8]。书籍的制作成本只是售价的50%，这说明商业出版是十分有利可图的。
刻印精美的《离骚图》售价1两银，不算是平价书。晚明书籍市场上有很多档次低、质量不高的廉价书，谢肇涮称之为“坊间俗本”和“滥恶文章”，对于收藏家来说，这些都是没有价值的“垃圾书”[16]卷一三，23。科举考试辅导资料就不属于收藏范畴，特别是八股文、程文、墨卷。这些书实在太多、太滥，因此很少被收录在收藏家的书目中(14)，它们的价格大都低于1两。上文提到两部四书注、潘允端抵押清单中的三部科举墨卷都只卖几钱。另如1615年于南京出版的一部质量不好的四书注解，只售0.5两(15)。书页行款为9栏20字，却字大易读。另一部崇祯年间由长庚馆刻印的四书注疏，价格仅为0.3两[17]，这家书馆出版过多种注疏[18]卷三，9。0.5两和0.3两可能是书店标在这类书上的一般价格，如果书店存货过多或无人问津的话，售价很可能会再打折扣。折价促销往往是商家通用的策略，晚明书商也不例外(16)。
然而，一部四书注疏0.3两银显然不算是出版物最低档的廉价书。建阳出版的书往往档次低，适合低下层消费者的经济条件。1628年，福建刻印的一部37卷的历书售价仅为1钱[19]36。沈津提供的资料有一本30多卷的《万宝全书》，售价亦只是1钱。在低价书市场中，书商为读者提供的有不少是戏剧剧本和唱词(17)。根据沈德符的记载，通俗小曲的销售遍布整个明帝国[20]647。不过这些文本更像是小册子，而并不是真正的书。它们的销售渠道畅通，而且价格低廉，不像那些全本插图的小说和戏剧。如果一般读者觉得用1两银购买新刻书籍算高价的话，那么这些只有几页的小册子的价格就很难高过0.1两银子，往往用几个铜板就能买到。
建阳出版的歌曲集《新调万曲常春》标价0.12两银[8]。南剧“传奇”一般比四幕元杂剧更长，在实际的表演中，通常只会选取其中几个唱段。观众们也很想知道戏剧的剧本和唱词，刻印的唱词和一幕剧本在饭馆、青楼和私人府院中都能看到。所以，我们也可以由此推断，戏剧唱本特别是独幕或几幕的剧本，价格一般也低于1钱(18)。晚明时期单册书相对来说制作成本比较低，售价低于0.1两银的书籍应该是非常普遍的。到了清代，刊本的价格继续下降或维持在较低的价位[15]513-518。
以上对书籍制作成本与价格的探讨，为考察中国16世纪和17世纪的书籍市场提供了一些参考。由于晚明以来阅读公众成倍增长，原有的读者群也在延伸扩展，书籍市场呈现多档次、多门类、价格范围较宽的局面。可以说，除了精美的插图书和多册本的套书外，出版商为了尽量增加销量，都会把书的定价压到1两银以下。因此，当时大多数种类的书的定价极有可能低于1两银。总的来说，标在书上的价格包含了出版商100%的利润，尽管实际价格可能因为打折销售而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