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在晚清以前有关印本书籍市场的问题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书籍价格、成本、书籍的印刷数量、印书铺的数量和地理分布、书籍的流通渠道与刊本流通的地理分布等。一般来说，书价越便宜，商业程度越深③;书籍印刷量越高，流通量越大;流通渠道越多样化，商业刊本流入社会各阶层越深入、越广延;书籍流通的地理分布越广，书籍市场的地理伸延越周遍。然而，有关中国印刷史这些传统性的问题，现有的资料极其缺乏。尤其是书籍的印刷量、成本、价格的资料，较之于西欧书籍印刷史研究中所能找到的资料，可谓凤毛麟角，这些资料的缺乏导致研究中国书籍市场十分困难。由于这个缺陷，学者不得不利用其他的资料，用间接的方法对中国印刷商业化的研究作臆测性的估计。最近研究中国书籍印刷史的专著往往依靠对存世刊本和传统藏书目录中所记载的书籍来进行估计。
本文主要讨论几个与书籍市场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如书籍成本、价格及书籍在明末清初时期的商品价格体系里的相对价值，同时讨论利用这些资料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以及研究时所产生的问题。
一、明末清初的书价
首先，尽管有关书价的资料极其匮乏，我们仍需尽量利用现存仅有的书价资料来考察明清的书籍市场。一直以来，除了一两篇短文外，并没有更多的研究及大量新资料的发现[5-6]。现存的明清书籍价格资料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印在存世刊本上的价格，即盖在书上的印章的标价;二是收藏家在提及买到的善本或珍本时的记录。前一类资料的搜集纯粹靠运气;后者的资料往往并不一定反映该书当时作为读本的市场价格，经常是作为一种在收购或转让时的收藏品价格。后一类资料大大夸大了书籍的市场价格。例如钱谦益用1200两银子从一个徽州富人手里买来的宋本《前汉书》、《后汉书》，这个价格绝对不能用来当做《汉书》、《后汉书》两书作为一般历史读本在当时的市场价格，故此例不能作为一般书籍的市场价格的资料[7]。一般从文集笔记里找到的书籍价格，大概都属于这一类，是收藏家把书籍作为一种财富累积或珍本收藏时特别提到在获得该书时所付出的高价。这种书价是在一个商业化程度很高的经济体系中的奢侈品、收藏品的价格，不是一般读本的交换价格。换言之，并非成本加上出版商和书商利润所得到的书籍市场里的读物价格。所以我们遇到这种书籍价格的时候应该把它们当做如古玩收藏品来处理，不应看成是当时的市场价格。
现在来讨论存世书印在封面的售价。书的标价必须从现存的明清刊本中发现，可绝大部分的传统刊本都没有标上书价。最近，随着对印刷史兴趣的增加，学者也搜集到一些零星的明清时代的书价。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沈津先生经过长期留意搜集，才得到极为有限的书价资料。这些资料对研究明清书价具有很重要的价值，但是这些资料与一切历史资料一样，牵涉如何了解它们的意义的方法论问题，就是这些书价应该如何去利用，如何去看待，不同的阐释会直接影响到对这些书价在明清时期商品价格体系中的位置的判断。换句话说，到底这些书价在当时表明书籍是只有极少的富人才能买得起的昂贵商品，还是一般百姓可以凭自己的经济能力买到不同档次和质量却又版本相近的普通消费品?
有些学者认为书上的这些标价并不能视为这些书籍在明代中国书籍市场的价格，因为这些书都流落在海外(指的是美国和日本)，它们的价格有可能是晚清以后中国的书商为了西方或日本的买家而特别标示的。这个可能性不是绝对没有，可这种说法比假设这些书价是原来的市场价格要更不合理。要证明这些价格都是中国书商特别为了外来的买家而标示的，事实上更加困难。退一步来说，即便是这些书价真的是为了外来买家特别标示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价格比中国读者要付出的价格更高，而不是更低。也就是说，即使这些学者的说法可以成立，也只能证明明清的书籍市场价格比这些存世刊本的价格要低，因此，我们应该把这些标在现存刊本上的书价视为当时正常的标价。这个说法将在下面讨论书籍印刷成本之后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这些书上的标价不一定是具体买家所付的价格，因为对于滞销的书，书商可能会降价出售。当然，我们无法知道现存书上的价钱哪些是降价的。对这类书籍的价格最合理的利用仍是把它们当做当时的市场标价。另外，这些书价虽然为明清商业刊本提供了一定的信息，却没有显示由于运费与零售书商的运作成本而附加的费用，因此不能显示地区性的价格差别以及新印旧卖的时间差别，更没有提供个别书商主观上对市场需求的判断信息。尽管如此，这些价格还是可以视为明清刊本一般的市场价格，而不是特别抬高的价格或是特卖的折扣价。
沈津经过多年耐心的搜集，共找到27种上面有标价的明刊本(参看表1)。其中最贵的是10册的《本草》，4.9两，最便宜的是30多卷的《万宝全书》，1钱。《本草》是27种中唯一超过4两的书。但最值得注意的是，27种中有16种的价格是1两或低于1两的，接近60%。而其中多卷册的《南丰先生元丰类稿》51卷、《文献通考》349卷的价格都是8钱。《文献通考》那么多卷数的大部头书似乎不可能卖8钱，这个价格极有可能是由于卷册残缺不全而特别减低的价钱。另外，价格在3两的有4种，其中只有一种是少于10册的。《大明一统志》90卷16册、《新编古今事文类聚》170卷37册、《汉魏六朝二十一名家集》123卷等，都是大部头的书[8]。《南丰先生元丰类稿》卷数那么多，定价却在1两以下。此外，在1.5两到4.9两的价格范围内的书有10种，除了3种有关印章的书及《本草》少于或等于10册外，其他都是16册以上的。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暂时假定新出版的卷数不多的书籍售价一般不会超过1两。这个假定在下文会通过对明清刊本的基本成本的估计再作论证。
本文讨论明清的书籍价格，除了沈津先生所搜集的价格外，另外采用两组不同的资料：第一组是毛晋的儿子毛扆(1640—1713)转让善本的价格书目。毛扆计划把自己所藏的一部分稀有古籍出售给潘耒(1646—1708)时准备了一份价目表[9]，这份价目表保留了下来，成为《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其中包括手抄本和印刷本④。毛扆所列出的究竟是折扣价还是当时的市场价，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列入价目表的都是珍本书和善本书的价格。毋庸置疑，这些书是毛扆的父亲作为一个出版商的部分藏书，我们有理由假设它们比新出版的同类书的平均价格要高。潘耒自己也是一个藏书家。只有宋版书才属于珍本，他收藏的明代刻本也许算不上珍本，只是刻、印、墨、纸的质量均臻上乘而已。可以这样说，毛扆价目表上的书价是市场价格，理由是他把那些凡是低于市场价格的书都清楚地标出已经打了折扣⑤。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断，书目中其他的价格不会低于购买时的市场价格，至少是毛晋和毛扆购买时所付的金额。
毛扆的目录中有很多手抄本的宋版、元版书，很多都低于1两银，其中有一种甚至只需0.05两。在17种手抄的明版书中，没有一种单册书超过0.4两。只有4种超过了1两，但每种都是3册以上的。最贵的两种(一种是八卷本，一种是十卷本)分别只需2.4两和2两银。刻本中低于1两的有29种：0.1钱的4种，0.2钱的9种，0.3钱的6种，0.4钱、0.5钱、0.8钱的各2种，0.6钱的3种，0.9钱的1种⑥。
另外，观察毛扆的手抄本目录可以得出几点结论。大致的规律是，手抄本的价格随着页数和册数的增加而提高。对于单册的手抄本来说，其价格应该比印刷本要贵，但不超过0.4两。晚清书籍鉴赏家叶德辉认为毛扆的宋元版书价格是比较低的。他将这些价格与他自己所处的晚清时期的价格进行对比，发现那个时期的宋元本比明版书价格要高，而且明版书因为质量低劣，已经不为藏书家所看好[9]166-171。尽管不如清代后期的那么昂贵，毛扆目录中的宋元版本在清初时期仍然为藏书家所重。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书的价格比晚明时期新出版的书籍价格要高。
第二组资料是明代上海潘允端(1526—1601)账簿中的几本书。潘与其父都是朝廷官员，1576年，他致仕返乡至沪上经营自己的豫园和其他产业[10]309。他在账册中列出了一些自己拥有的书，都是作为贷款的抵押物。其中21部书列有抵押值，除了4部书之外，所有的价格都超过1两。最便宜的是三部科举考生的墨卷，总价0.6两，平均每部0.2两。其次是一部0.25两的文集。很显然，单册书要便宜得多。
如果把这些价格置于当时的背景中来看，明显属于比较昂贵的书籍，因为潘允端绝对不会在低价和劣质的书籍上花钱。所以一本0.2两银的书和其他的书比较而言，算是比较贵的。因此，毛扆和潘允端书目上的书籍属于同一类，多数是相对高质量的或者其价值能够吸引收藏者和投资者眼光的。这些书都比较昂贵，藏书家、出版商和富甲一方的商人们都愿意出高价购买，或接受作为贷款抵押。
下面以列表中的三组书价为例(见表2)加以分析。三组书价里低于1两银的百分比是：26%、19%、41%。值得注意的是，沈津的27种书里有41%是低于1两银，单是1两及以下的书便接近60%(59%)。毛康与潘允端的书目中低于1两银的书比例偏低。这是因为毛氏、潘氏的书都属于藏书的善本和作为抵押的物品，价格自然相对偏高。可即使是作为收藏和抵押的书籍也有很多低于1两银的刊本，在毛扆的书目里竟然有29种之多。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明末清初时期，除非册数多，或有大量精美插图，又或者用高价纸印制的，一般的书籍标价大概不会高于1两银，不少单册书只卖两三钱。这里对明末清初书籍价格的分析是否可信，取决于这个分析的合理性，因此，我们必须考察书籍印刷的成本。下文将从成本的角度来评定上述分析，并从明代的物价结构来检验这些低书价的普遍性是否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