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芬，92年在伦敦加入佳士得，97年来到香港。这一做便是20多年，现任香港佳士得瓷器及工艺品部主管。因是地地道道的香港人，同时又是一家国际拍卖公司古董部的主管，如果要谈谈90年代初到如今近二十年来中国艺术品市场发生了哪些变化，她应该最有发言权。尽管她的普通话说得远不如英文和粤语来得流畅，但她却能竭力搜刮最能表达情感和准确阐述问题的语言，那份职业操守和对艺术品的热爱可见一斑!
曾志芬回忆自己最初进入佳士得的情形，认为纯属偶然。“我92年年底，或是93年年初在伦敦加入佳士得。原本是学历史出身的，在伦敦念大学之初是准备教书。虽然对艺术有些兴趣，但也不是刻意一定要进入艺术市场，走艺术经营之路。当有一天一个朋友打电话来告诉佳士得招人的事儿，自己当时并没有太强烈加入的意愿。因为第一薪水太低，在那时做艺术的薪水都很低，况且自己从基础做起;第二自己没有艺术背景。因为我没有收藏，家中更没有与收藏或者与艺术家有些许关联。只是碍于朋友鼓励才勉强去了。加入之后却和之前的想象大不一样。佳士得首先给了我一个惊喜：我发现这里的人都很热情!这是与早先的想象大不相同。我本来认为这是个很传统的公司，且在这里就职的前辈都是有钱或身份的特殊之人，总担心他们看不起人。但这个顾虑在工作的第一天就被打消了，这家公司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曾志芬回忆道。
在看惯了今天风风火火的艺术市场之后，很难让人想象艺术市场曾经有非常低迷的时期。曾志芬在进入艺术市场的时刻，正赶上这个市场处于最困难的阶段。“90年代初佳士得已经是第三次裁员了。”曾志芬告诉记者：“在93年的春天，那个时候所有人的脸都是拉长的。虽然在这之前我们曾经历过八十年代末的辉煌，拍过梵高，纪录一次次被刷新。然而到了90年代初却出现非常难熬的局面……后来慢慢能有所缓解，完全有赖于亚洲，特别是香港市场的发展。”
曾志芬感叹到：“80年代，指苏富比和佳士得同时拓展亚洲，这个时候我们跑了另外一条路——率先去日本做拍卖。佳士得在日本开发拍卖市场，而苏富比则进入香港。其实如果我们当时没有选日本，而选香港，今天在香港的地位可能就不同了。我每次跟香港客人聊的时候，发现在他们的概念里，佳士得(香港)就像是一个很年轻的人一样。正是因为后期进驻香港，所以先前进入香港的苏富比就显得更老道一些。其实如果以就亚洲开发的经验来说，我们也并不短。”
于是我们的谈话就从佳士得曲折入驻香港开始……
驻扎香港经历转折：曾取道日本 、“SARS”成拐点
“就我个人的了解，苏富比也曾经尝试过日本。您觉得当时大家为什么不约而同地选择日本做拍卖?去了日本又是什么样的情形?遗失首次进驻香港的机会遗憾吗?”
曾志芬：“当时日本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七十年代日本人什么都买，包括中国艺术和印象画派绘画，西方的当代艺术，他们也都有兴趣。有一个老前辈曾经跟我说：佳士得进日本遵循的是很浅的一个逻辑——因为日本人有购买力。但要扎根日本却不是一个太简单的事情，因为日本当时是很封闭的，这里的艺术商人明确表示不欢迎其他同行以及拍卖行跟他们竞争。当时我们只能拍珠宝、红酒，不能拍中国瓷器。一直到86年，佳士得才逐渐发现，日本没有大的空间，所以就变道来了香港。
“97年您从伦敦来香港的时候，所负责的古董部门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曾志芬：“那时整个香港佳士得只有4个人，租用了大厦里一个小角落，还要拐弯才看到一个黑黑的门，方才看到门上的‘CHRISTIE'S’——佳士得标志，显得很‘鬼祟’。所以那个时候可以说是非常‘小家子’。96年香港做了第一次宫廷艺术拍卖，我回到香港帮忙。之后因为我是香港人，97年便被正式调回香港。但离开香港已经太多年，还从来没有在香港工作过，连语言都有些跟不上时代了。97年赶上香港回归，那个时候市场里面资金比较充裕，但是因为政治、经济以及各种不确定因素，观望的情绪仍然很浓。97年年底我们拍‘金观堂’第四部，正遇到亚洲金融风暴。那一年香港苏富比跟佳士得几乎在同一时间举槌的，所以我们两家也是共同担心：房地产下来了，什么都会垮下来!对我们会构成影响?那时候我记得拍一件洪武‘玉壶春’，底价两千万港币，对当时的中国艺术品来说已经是天价了。林华田先生是拍卖官，这件重器是11点开拍，在这之前的两场拍卖，非常凄惨，没有人举手。现场虽然人很多，也不是没钱买东西，而是没心情买东西。所以很多拍品流标。到了这件‘玉壶春’，有一个电话标进来，林先生很紧张，立刻就落槌了。98年的市场依旧很艰难，货也难找。我们出了一本很薄的书，宫廷艺术的专场，一百多件而已。封面是一个雍正款的珐琅彩水杯，最终拍到六百万，我们已经非常高兴了。现在这样的杯子要多少钱?今天你有五六百万大概只能买到一个十八世纪的没落款的粉彩瓶。所以这个市场是不能同日而语了!”
“那么，市场经历了97、98年的灰暗，后来是经历怎么样的一个过程终于走出来的?”
曾志芬：“98困难，99更困难，2000年好一点，01跌下来了，02也是很低，03年SARS的时候好像有人在这个时间段插一个旗帜，SARS之后变成为艺术市场的一个拐点。
也是因为SARS，我们调整了那一年的拍卖时间。本应该在4月份举行拍卖，但是直到去北京预展都没能确定具体的拍卖时间。回到香港后，才定下，延迟到7月。
当时SARS真的很恐怖，我不知道大陆怎么样，香港没有人敢出门，茶餐厅内一个人都没有。当时推迟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拍卖场地一直没有安排妥当。我们当年的拍品有一个两米多高的康熙屏风，不好布展，最后摆到广场上去了，但效果还不错。还记得当时很多人跑来看预展，有种坐牢后被放出去的感觉，好开心啊!没有了SARS，天气也好了，人的心情也跟着放开!这个我要看，这个我要买!那一年，有很多新的客人包括内地来的客人。之后，艺术市场就一路往上走。雷曼兄弟垮下来的时候，我们吓了一跳!因为他们很多投资都是艺术品方面的，所以担心是难免的。上面也说：‘不行，我们要砍人’!所以哗哗哗砍了一批。后来发现，这个市场还在往上跑，所以马上又把人往回拉。 ”
二十年艺术市场：见证审美趣味的改变
“从九十年代初走到今天，艺术市场的巨幅波动您都亲历了。有些细节能跟我们分享吗?好比买家的口味这么多年来，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呢?”
曾志芬：“在我二十几年前刚开始做古董的时候，人家跟我说某一天清朝的瓷器会拍出天价，我不会相信他。那个时候前辈的收藏者看清朝的瓷器会连连摇摇头说：‘太年轻了，再拿一些比较老的东西给我看吧。’他们至少要看明朝、元朝、甚至宋朝的瓷器。一些高古的东西更受他们欢迎。那时，陶瓷很受老外喜欢，中国人对唐三彩几乎没有什么概念。中国文人把青铜器看得很重要，竹雕等文房类的东西是他们。直到2000年前后，我们都没有预期到清朝的东西能有今天的辉煌。”
“作为拍卖行需要考虑到市场的口味，推出高质量的拍品;同时还得不间断地去预测这个市场的需求变化，并抢在市场前面才可能获得更大的收益。在迎合市场和教育收藏者方面，你们怎么做?”
曾志芬：“我们是国际拍卖公司，我们的责任不光是卖东西，同样有责任培养新的收藏家和培育市场，这里牵涉到教育的问题，教育的确非常重要。举个例子，这些年，我一直在强调明朝瓷器，告诉收藏者明朝瓷器的市场价值和其艺术审美价值还未成正比，值得大家关注。我们强调了很多年，直到近期，终于有人发现并且开始关注到这个板块。明朝的艺术以及明朝艺术的价值被广泛关注。这就是教育，审美是需要逐步培养的。清朝的瓷器不需要教育，你远远的就能看到它们很艳丽，知识性的门槛相对比较低。明朝各阶段的青花多有不同，怎么辨别它们的分期呢?这需要慢慢地学习。当下似乎是一个缺乏耐心的时代，我的客人给我发邮件，两分钟之后就打我的电话问我为何不回他的邮件。如此快餐化的社会，让我们去培养藏家，一步步地培育他们的修养也是很有挑战意味的。其实到了今天，收藏者的审美已经有了很大改变，虽然这两年中国市场不太稳定，买家审查东西的时候，已经开始忽视价格了。不像之前，一翻目录就先看估价，数数有几个零!现在他们会去厘清明朝瓷器还是清朝瓷器，并研究它们的历史背景。”
“我翻阅过一些老图录，发现最早中国古董都是放在一个专场里边，这几年由于中国市场的崛起，中国艺术品开始慢慢做一些细化，分出诸多专场，对么?”
曾志芬：“是这样。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目录解释重要的东西越来越多?而且以前是英文为主，或者全部英文，现在至少是中英文对照，或者中文的篇幅比英文的更多，为专题或者重点拍品写的文章也比以前要详细很多。这是市场需求和教育的需要。我们必须要配合市场，而绝不是自顾自地做，不理市场的感受。我们一定要关注市场需求的变化并且有意识地培养它。以前我们卖东西是不需要做过多解释的，因为老一代的藏家比我们更懂!”
“那么您在征集拍品的时候，每次的思路是怎么样的?把已知的市场需求放在第一位，还是兼顾一些有超越的思维去收东西?”
曾志芬：“说道征集，首先我们要考虑这个市场是否能接受?没有市场接受度的东西显然我们不能做。我们也会去考虑一些中国艺术品有潜在的市场，只是由于挖掘的不够深入的东西。预计明年我们想做一个宋朝的专拍，因为我感觉到，现在有人开始关注宋代的东西了。但是我们需要慢慢地把它们介绍到市场里来，但跨度不能太大，需要慢慢来。同时，我们也希望任何意见拍品，其艺术性跟生活的相融合能够尽量完美。”
“在过去这几年，您记忆比较深的主推过哪些艺术门类，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曾志芬：“晚清瓷器。我们做过晚清中西合璧的艺术专拍。 在07、08年的时候，当时的市场对清代瓷器接受度比较高，我就想推得广一点，不局限在清三代，把清晚期的东西也阔进来。那时也因为比较便宜，加之门槛较低，取得了预想的效益，并且这样操作可以把新的收藏家带进来。”
“您刚刚也提到近来想推宋代艺术，这显然与之前推的晚清艺术有所不同。以我的理解，首先宋代艺术不会太便宜，欣赏也需要有一定的门槛，为什么想到在这个时期推这一版块呢?”
曾志芬：“清朝的东西基本上已经被挖掘完了，看得也让人有点视觉疲劳了;明代我们一直以来都有推荐;想到过要往元拓展，但是元代是很复杂的;所以就得往前追。去年我们做过一个宋瓷展览，也算是对市场的一个摸底，收到了非常好的成效，所以我打算培养这一块的市场。”
国际拍卖公司的资源：三地协商分配
“作为国际拍卖公司的佳士得，每次都会有很多的中国艺术品是从欧美回流的。毕竟有两百多年的非常深厚的历史背景，积累起的经验优势和资源优势也是让人艳羡的。那么今天在整合国际资源，佳士得是怎么操作的呢?
曾志芬：”佳士得有两百多年历史，都有记录摆在哪里。包括很多东西经历了怎样的流转和传递都是有档案可查的。这一路走来也培养了许多新的收藏家。但是，确实这几年找货越来越难了。因为中国艺术品再多也是有限的，全世界资源总和只有这么多，而且越来越多的藏家开始关注中国艺术，踊跃购买中国艺术，导致资源越来越少。所以我们常说卖一件少了一件。”
“我想了解一下拍品分配的问题，因为佳士得是国际拍卖行，而中国古董不光在香港有拍，在纽约、伦敦同样有拍。如何分配这件古董?在哪上拍的基本分配原则是什么?考虑过委托方本身的意见吗?”
曾志芬：“说到资源分配问题，其实我们三地是通过协商来分配资源的。我们知道，伦敦跟纽约这两个市场是相对偏学术型的，这里的买家往往会循着中国的艺术概念来买东西，所以当他们觉得一件东西有研究价值的时候，就会买回去学习和研究。但是如果这件东西放在香港就没人会买单。这里多数人买回去就是作为投资的。
的确，现在最好的东西很多人都愿意送到香港。我们选择的时候首先是把外观比较漂亮的东西和稀有的东西放在香港。当然，有买相、有潜力并且来源也要可靠。而青铜器的市场现在还是在纽约;唐三彩等高古艺术品的市场依旧放在伦敦。这样的安排一多半也是考虑到货主的意愿，总是希望放在能出好价钱的地方出售自己的藏品。我们和委托方的见解是一样的。”
“佳士得这么多年一直在把器物从西方国家往香港拿，会跟伦敦、纽约两地内部之间产生摩擦和存在竞争吗?”
曾志芬：“如果我说完全没有摩擦，估计你也不会相信。不过我们是个整体，为了使客人的利益最大化，我们内部都是有合作和达到和解的。就以这次英国小镇的一批货为例，当然可以留在伦敦卖。很多中国客人可能也会跟过去，但是肯定有相当多的客人不能抽身去。这么贵重的东西，要是客人不上手，肯定不会轻易出价。所以我们建议从这个小镇征集到的东西最好的拍卖地点是香港。”
“货源越来越紧缺，货源的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您在自己执掌佳士得器物部门的经验里，是怎么评判及应对这个市场竞争呢?”
曾志芬：“其实竞争是需要的，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每一次拍卖的结果不只是检验自己的成果，也是跟同行的交流。这其实是一个很让人兴奋的过程，我们也需要不断地提高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