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拍文物还是不能够拍文物，这可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从不准入到准入却是质变。
此前，我国一直不允许外资独资的艺术品拍卖公司进入中国进行经营，当初这项政策的出台应该讲是明智的。试想如果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允许外资艺术品拍卖公司进入中国经营的话，那么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发展就会和今天所形成的格局完全不同，中国艺术品市场尤其是拍卖市场的发展历史也将会被重新书写。
目前，苏富比、佳士得进入中国，如果得到全部拍卖资质将会对国内的艺术品拍卖公司造成很大的威胁。这并不是危言耸听，结果如何就要看国内的艺术品拍卖公司是否做好了应战的准备了。
客观来讲，国内的艺术品拍卖公司与苏富比、佳士得这两家巨头在很多方面还存在差距。第一个就是在经验方面。苏富比公司成立于1744年，佳士得公司成立于1766年，各自均有200多年的发展历史，即使以它们在香港的分公司为例，香港苏富比今年也迎来了成立的40周年，佳士得进入香港也有27年。在漫长的公司发展过程中它们都经历过市场的起伏，也经历过重大的人事变动，但这两家公司依然生存下来，并且一直稳居全球艺术品拍卖公司的前列，这就足以说明它们对于各种复杂的市场变化有很丰富的应对经验，而经验是需要靠时间累积才能得来。而中国嘉德今年才刚刚过完20周年的生日，北京保利拍卖的成立也不到10年。尽管嘉德和保利近年来已经跻身全球艺术品拍卖公司的前列，并且紧随苏富比和佳士得之后，但这仅仅是从经营业绩的角度来衡量，而企业之间的竞争更重要的是软实力上的比拼，比的是应对市场变化的经验，比的是经营管理的模式。中国内地的艺术品市场尽管在20年的发展过程中也经历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整体是一直保持上升发展态势的，那种对于艺术品市场致命的危机其实并没有真正出现过，所以国内艺术品拍卖公司尽管也经历了市场的反复调整，但应对市场变化的经验仍然是不足的。短时间之内国内的艺术品拍卖公司想要缩小与国外艺术品拍卖公司在经验管理方面的差距不太可能。
从战略高度来看，无论是苏富比还是佳士得他们进入中国市场都是有战略上的部署的，它们的初步战略目标就是先要进入中国市场，这个目标已经达成。第二步是拿到全部拍品拍卖的许可，但在目前没有获得拍卖文物的资质对它们的影响也不大，它们目前的战略目标是进入中国直接接触到中国内地的买家，了解他们的收藏喜好，摸清中国内地藏家的收藏趣味，这个比拍卖业绩要重要得多。香港苏富比和香港佳士得的文物拍卖项目是它们比较强的拍卖项目，因为它们整合的是全球性的买家资源、卖家资源和拍品资源，这类拍品的定价权掌握在它们的手里，所以在文物拍卖这个部分，如嘉德、保利、翰海、匡时这四家内地一线艺术品拍卖公司的最强项都不是文物拍卖，所以苏富比和佳士得进来后，如果未来进一步获得文物相关政策许可，肯定会直接对国内文物艺术品拍卖经营产生冲击。
而在经营上，苏富比和佳士得还想做的就是在国内推进西方艺术品尤其是印象派和现代艺术品在国内的市场发展。因为之前受制于政策的限制，苏富比和佳士得都尝试过在内地进行西方艺术品的巡展和预展，但都只是“蜻蜓点水”，未能在国内深入开展这部分业务。而如今进入到中国，苏富比和佳士得先主打的是目前很受中国高净值人群热衷的手表、红酒、珠宝首饰这三类拍品，未来对于西方艺术品的引进则是必然的趋势，而国内也有一小部分买家已经开始收藏西方印象派和现代艺术品。有需求就会有市场，苏富比和佳士得深谙这一点。
战略层面的第二个方面更为重要。苏富比、佳士得进入中国的根本目的除了做它们最擅长的拍卖以外，还可以开展拍品进出口、展览展示、艺术顾问咨询、培训这一系列的业务，例如最近苏富比学院目前就已经和中国美院达成了教育项目的合作，打造它们的文化形象品牌。另外，随着艺术品全球化的发展，艺术品市场出现了新变化，买家收藏趣味也在转变，这使得拍卖公司在传统拍卖业务之外，思考业务新增长点的可能性。例如苏富比就在香港做艺术空间，维护与藏家的日常联络，大力发展私下交易、网上交易，苏富比、佳士得进入中国打的是“组合拳”。而目前国内的艺术品拍卖公司仍然主要靠拍卖业务作为利润的主要来源，业务模式的发展仍较为单一。缺少新的增长点和多条腿走路的远见都是值得内地的艺术品拍卖公司深思的。
好在目前佳士得、苏富比仍然受到政策的限制不能拍卖文物，这也给国内的拍卖公司应对苏富比和佳士得全方面的挑战和竞争赢得了喘息的时间。国内的艺术品拍卖公司应该抓住这个时间窗口，加强自己的长处，弥补自身的短板，积极迅速地应变找出新的发展路径，才不至于在真正的“暴风雨”来到之后失去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