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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合同文本相对清晰，但碰到具体的法律纠纷，文物艺术拍卖的保真问题却要复杂得多。报告中有一个案例是这样的：一位土耳其收藏家1991年以22300英镑的价格从苏富比拍卖行(伦敦)购得据称是16世纪的土耳其头盔。1993年发现该头盔可能是赝品，并取得了一些专家学者的鉴定意见，于是向苏富比提出退款要求。但苏富比称，学术领域意见相左很正常，科学测试结果也并非准确，另一件16至17世纪的作品被进行了两次单独的金属测试，却得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结论。该案的结果不详，但因鉴定困难而导致的保真难却是实情。
另一桩20世纪70年代发生在纽约的案件，则为英美拍卖业的“保真”问题提供了一个示范性的判例。在该案中，买方从Parke-Benernt Galleries拍得法国画家劳尔·杜飞的两幅油画。随后，买方从其他可靠渠道了解到这两幅作品为赝品，遂起诉拍卖行。初审法院认为，拍卖行应该预见到“买方将依赖于拍卖目录中的描述，以及拍卖行的专业技能和声誉”，因此瑕疵免责条款无效，拍卖行须全额退款。然而纽约上诉法院却推翻了这一判决，上诉法院认定，如果拍卖行没有故意欺诈，那么买方明知瑕疵免责条款仍参与竞拍，表明其同意承担判断真伪的风险，负有自行调查的义务。
这一判决蕴涵着更深层次的公共政策原因。几百年来，文物艺术品交易的一大特点就在于“文物艺术品价值的不确定性”，若法律要求拍卖行对拍卖图录所作的任何陈述承担保真责任，则艺术品拍卖业将因失去这种不确定性而严重衰退甚至消亡。毕竟文物艺术品有相当一部分的真伪处于模糊地带，各人的判断见仁见智，中国人所称的“捡漏”正缘于此。
去年，上海蒋女士以17500英镑在佳士得拍卖行(英国)拍下一对缅甸翡翠玉镯，拿回上海检测发现玉镯经过填充和染色处理，真实价值不超过100英镑。蒋女士提出退款要求遭拒，佳士得称，拍卖图录上明确表示该玉镯未经检测，佳士得不保证其自然质地，买方应该在拍前自行鉴定。其实，通过科学仪器检测翡翠质地只是分分钟的事，价格也不高，国内大拍卖行在上拍前都会出具检测报告，以示对买家负责，不知此事是否会影响佳士得在中国藏家心目中的形象。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一下英国文物艺术品拍卖是如何“保真”的。调侃点说，拍卖行会告诉买家：“客官您放心，小店绝不坑您，但是东西您自己看，主意您自己拿，万一小店打了眼，您别见怪。丑话说在前面，东西出了门，您可别哭着喊着来退货。”
听着是不是有点像中国旧社会的古玩店?然而这种相似背后却是截然不同的商业背景。一种是纯利益的驱动，打眼或捡漏各自愿赌服输;一种是诚信的商业环境，买家相信拍卖行不会欺诈。但是尽了最大努力仍然会有失误，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看似漏洞更大的“保真”条款，在英国正常运转两百多年，而不像在中国那样饱受质疑。诚信和自律，才是两国文物艺术品拍卖最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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