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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交易是一个拿时间换空间的概念。今天人们过多地关注了回报率，但其实艺术品最大的价值是精神的享受，给人以身心愉悦。”匡时成立八年，公司董事长董国强似乎越来越忙。某家媒体把他4月间的一条微博找出来调侃，印证如今征集藏品有多么困难。
董国强坦言，“我们这行就是一年有10个月都在外面”，而且今年更难。市场在做系统性调整，匡时还要在秋天把战场扩大到香港。他说，今天不论是拍卖行、藏家甚至是关注者，都应该调整心态，中国的艺术品价格如果在全球受到追捧，齐白石的价格如果超过毕加索，应该举国欢庆，而不是宣扬泡沫论、价格虚高这些负面信息。
今年拍品征集的情况是否如外界所说的那么难?古代作品中有哪些精品?
确实有征集困难的问题。
十年前，只有嘉德和瀚海有能力做古代专场，海外是佳士得，一共三家。如果十年前的拍卖图录拿到今天看，那时一场拍卖中至少有十几幅甚至更多可以当重点拍品宣传甚至作为图录封面。这十年间的差别说明了古代作品的稀缺和藏家的选择：收藏古代(书画作品)的人一般不会出售。在艺术品收藏市场里，古代书画是对藏家要求最高的，对其修养、艺术欣赏能力、鉴定能力的要求也是最高的，这样的藏家往往也是参与时间比较长的——收藏的逻辑通常都是现代、近代一步步提高到古代——这样的买家忠诚度高、不轻易离场。与古代作品逐步沉淀到高端藏家手中矛盾的是，藏家的规模越来越大，古代作品就更显稀缺了。
供需关系决定价格。十年前也许不起眼的作品，今天可能价值几百万，十年后会更贵，因为参与收藏和投资的人越来越多。
古代方面，匡时今年没有特别高价的作品，1,000万元级别的有几件。
精品的价格会越来越高，这个逻辑同样适用于近现代作品吗?毕竟对于很多藏家而言，古代作品已经可遇不可求了。
一样的。重要的作品已经呈现这种态势了。我的一位朋友，当年徐悲鸿的《巴人汲水图》他买时花了120万元，2004年拍了1,650万元，2010年又拍了1.71亿元。齐白石的《芭蕉树屋》，他200多万元买的，9,000多万元卖的。这就是十年间的变化。
现在的作品与十年前相比，数量上要少得多，但成交量和成交额却在上涨。还是因为供需关系。我曾经说过，民国的收藏家如果藏十几件清代官窑，都不好意思自称收藏家，但到了今天这是多么不得了的收藏啊，再过十年，那时的藏家就会觉得今天的这些拍品同样可贵。所以，拍卖行、藏家都要调整心态。清代的藏家认为，只有宋元才是可以收藏的作品，今天的藏家一年也未必能看到一件宋元的作品。这是现实。
1995年，刚开始有拍卖的时候，四尺三开的王雪涛、李苦禅(的作品)卖3,000元 5,000元，今天至少30万元。我相信这种趋势是会延续的。
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和日本不同，泡沫论不适用，所以我不赞成拿日本来做参照。不同有两点：第一，中国的藏家目标都在中国艺术品上，对西方艺术品感兴趣的只是很小范围的人，这和当年日本买家在国际市场推高梵高、毕加索作品的价格不同;第二，艺术品的金融化一直没有发展起来，现在资本想参与国内的艺术品市场却始终无法跨越真伪的门槛，90%以上的人还是拿自己的现金参与投资，而日本金融危机时用的大多是银行的金融杠杆。
与全球最贵的艺术品相比，中国艺术品的价格还很低。再考虑到参与人群的增长潜力——只要有中国人参与的市场，价格的上涨都是惊人的——巨大的市场支持艺术品市场走强。
从上拍的数量和质量看，近现代的作品主要集中在几个人身上，这是由于拍卖公司的偏好吗?
现在市场上说齐白石(的作品)多、张大千(的作品)多，是因为存在误区：有人认为一年有300件齐白石的作品参与拍卖，那十年就有3,000件——其实，这3,000件里面可能有2,000件是重复拍卖的。新的作品只占到每次拍卖的10% 20%。艺术品资源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大，至少我们每次拿到各拍卖行的图册后，看到的基本都是近年来出现过的作品。
拍卖公司现在遇到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市场行情向上，可是没有足够的交易。从拍卖公司的角度说，我们不希望出现“天价”，希望的是有交易。如果成交价离市场价太远，拍卖公司就有了收款的风险;另一方面，买卖双方都是客人，成交价脱离市场行情还意味着将来可能难以出手。我们总还是希望参与者能够得到回报。
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东西。
2000以后，市场经历过两次爆发。1995年到“非典”之前，价格没有太大变化，“非典”之后，千万元级的作品出现了;2009年之后的三年，全球金融危机，国内的艺术品市场爆发。2011年匡时的成交额超过了40亿元。这种爆发吸引了很多藏家把作品拿出来交易，因为市场好是买东西的机会，也因为金融危机让西方很多大藏家把手中的珍藏拿出来交易，这是事先无法预料的。但行业里的人都知道，这种级别的藏品只要拿出来就一定是高价。
不是市场不景气了，而是好的拍品少了。或者说，是2009年 2011年的繁荣已经让很多“不面世”的精品交易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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