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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就有非常好的艺术家资源。
第三点是优秀的评论家、理论家、策展人资源。
第四点有大量从事文化产业、艺术品市场相关产业和画廊经营的专业人才在北京。
那么在北京的韩系画廊又为何没有利用好这些优势呢?艺评人陈晓峰对韩系画廊集体中国“退市”的现象认为：在北京建立辐射亚洲和欧美的艺术市场，这种画廊战略从一开始可能是一个美丽的“错误”，但是由于彼此北京艺术市场似乎处于火山爆发的山口，因此并没有从长远的未来来判断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走势，也没有为国际艺术品找到中国艺术市场的接口，因此结局可见。
艺术家朱伟讲过一个故事：汉雅轩的创始人张颂仁1993年的时候就替他的朋友付钱给他，购买他的水墨画，后来也参加过他在香港万玉堂画廊的个展开幕式。红门画廊创始人布朗-华莱士十四年前就和朱伟约定要为他做一个展览，这事终于在2005年落停了。朱伟说：“我一直很奇怪他们怎们能眼光那么准?提前那么早就下家伙呢?以至于后来大规模的中国当代艺术炒作，几十家上百家境内外画廊蜂拥798、草场地等等，比他哥俩晚了近二十年。”
香港路线：外资画廊拓展的新市场
2010年前后欧美画廊在亚洲寻找新的市场关系和机会，开始着陆香港。对于举步维艰，寻求销售的交易商来说，香港看起来似乎充满机会。毕竟，香港百万富翁人数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在香港20.5 万名百万富豪之家中，潜能巨大。
对于北京和香港两个城市的比较而言，罗中立奖学金赞助人仇浩然接受雅昌艺术网采访时说：“香港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和国外不同商业机构合作的经验，在法律、法制、税收、会计、运输、物流和语言等方面与北京相比起来也比较方便。第三点就是香港本地的税收还有它的会计系统是比较透明的，这些方面都有可能成为吸引国外的画廊来香港的最大原因。由香港进入中国市场的高古轩、白立方、Perrotin等等外资画廊，在亚洲已经有一定的客户来源，在韩国、日本、东南亚也有一定的客户群体。同时，他们可能在过去几年已经开发中国的客户，而基于这个原因，他们在香港就是希望可以更巩固他们现有的亚洲客户，往后是开拓在中国和香港不同的其他客户。
我觉得从画廊的角度来看，如果他们选择某一个地方应该有他选择的一定原因，如果一个画廊在他挑选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因为是跟风而没有考虑到当地的税收、法律体系、会计等等方面，而跟着其他的机构到某一个地方去成立的话，这个画廊肯定会失败的。在北京现在所成立的外资画廊，其实麦勒画廊已经在北京很多年，现在还在北京;日本在中国成立的包括三瀦画廊到现在也还在。从我的角度来看，现在离开的也就只有阿拉里奥画廊，还有以前日本在中国成立的一个叫“蛙岛画廊”以外，现在应该是没有更多的画廊在北京成立。这几个画廊他们关闭的原因其实都有不同的，阿拉里奥画廊背后的资金来源于韩国一位非常重要的收藏家，从他开这个画廊到关闭这个画廊其实在经济方面没有特别的原因，只是对于他来说可能是整合资源，他的韩国画廊现在还存在，很有可能在中国成立这个画廊没有达到他一定的理想，和他原来想在中国开发中国艺术市场存在差距，所以把它关了，但是其他某一些画廊关闭的原因可能也有他们各自的理由。”
显然香港作为自由港在法律、税收、会计系统的透明这三方面更利于国际间的贸易往来。另外收藏者的心态如何，市场规则的健康与否也决定了画廊是否会在这个城市做长远的打算。同样外资画廊进入香港也一样会遇到与当地市场环境磨合的问题，虽然香港的优势也一样显而易见。
两种线路驻留与退出的决定因素
对于外资画廊机构进入北京的艺术品市场自身和环境的相互作用，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研究员西沐在接受雅昌艺术网记者采访时说：“第一，大的环境。可以看到中国艺术品市场通过2011年下半年到2012年整个市场已经走入一个回调的阶段，整个艺术品市场的信心，购买能力都不同程度的下降。在大的情况下，中国的画廊业率先受到冲击，为什么说率先受到冲击呢?就是中国的画廊业实际上长期以来虽然是一级市场的主体，但是一直处在边缘化的位置，特别是随着中国拍卖业和博览会的冲击和中国艺术品市场交易过程中私下交易的泛滥，实际上这几年中国画廊业的生存环境是不断恶化。所以生存的空间不断得到压缩，作为一个外国的画廊处在这种环境中它受到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
第二个层面，我们的经济环境和世界经济环境的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从金融风暴一直到今天整个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发展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因素，特别是2012年，中国的经济大的环境、世界经济大的环境面临很多险境，这种险境实际上是对投资资本的一种信心的动摇或者是一种打击，是艺术品投资越来越谨慎，越来越保守，这也进一步推动了市场的回调力度。在这种大环境下，作为最脆弱的一级市场的中国画廊业面临着最直接的冲击，所以说画廊业首当其冲受经济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冲击，受到艺术品交易制度或者交易秩序的混乱所带来的冲击，是中国画廊业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冲击，这种冲击表现在不仅仅是外国韩系画廊在撤退，我们看到国际上比较大的画廊也在收缩自己的经营范围或者说在撤退，因为整个中国画廊业的发展没有得到和中国艺术品市场总体规模一起得到膨胀、得到快速的成长，相反是在萎缩，这就说明中国画廊业的竞争能力没有随着中国艺术品的快速发展得到应有的提升。在这种大的业态下，想独善其身难度是非常大的，包括国际化的一些巨头同样面临这些问题，因为这是大环境使然。
第二，我们要考虑韩系画廊的变故或者是撤退，他是不是在价值判断上与中国艺术市场的价值取向是不是发生了一些错位?我们得考虑这些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的国外的画廊和国外的资本进入中国大部分是经营当代艺术，很少做中国传统绘画或者中国水墨艺术。在这种情况下，以前当代艺术更多的话语权或者说市场的定价权是掌握在这一些进入比较早的或者资本规模比较大的一些西方的投资机构的手中，他们可能在很多时候是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一个风向标，但是随着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不断拓展，中国本土艺术品投资资本规模的这种不断的成长，本土意识和本土文化能力的迅速提升也有自己的价值立场。当然西方这些机构他们所把握的这种价值立场与本土投资的价值立场发生错位的时候，他们的经营就会出现问题。所以说，我们讲国外的这些画廊的这种变故，出现的这些变故与经营状况存在的问题肯定是密不可分的，当然经营状况除了大环境的影响以外，刚才我说的就是在价值判断上出现一些新的错位，这种错位直接导致市场的营运能力的下降，你认为这些人的作品，这些作品市场应该是很好的，可是市场偏偏不买账，作为一个经营机构，当你经营的艺术家和作品无法得到市场认可的时候，结论就会变得非常小范围，我想这也是他们走出这一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
第三个板块就是自身的因素，比如国外的这些画廊或者国外的艺术机构在北京，在中国建立艺术机构和画廊，他有自己的战略，有自己的战略，随着世界经济或者是艺术品市场的发展，他们做了一些战略的调整也在所难免，因为他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的这么一种经营的行为，所以说这种撤退也可能是一种自身的调整。”
对与外资画廊的长期驻留还是退出中国市场，其决定因素有哪些?如果以进入香港地区的画廊为例，仇浩然在接受雅昌艺术网记者采访时讲到：“我本人的猜测是这样，在香港，第一因为它本身的租金是比较高，而在香港通常要签一个租赁合同至少是签三年的，同时如果当一个国外的画廊在香港要去做他的装潢、装修之后，应该至少在这个地方要开展五年左右才可以把他当初的装潢费用扣押掉，所以我猜测大部分画廊在香港至少应该会停留五年，但当香港的画廊在第三年的租赁合同满的时候，可能因为租金的增加或者其他的商业或者是经济的原因会考虑是否留在香港，这当然是一个纯经济的想法。
第二点比较重要，一个画廊在一个地方能否留下来更重要的是看这个画廊对这个地点的信心，还有他的投入的能力。
第三点是画廊背后的艺术团体、艺术家的组合是否符合东南亚的客户和收藏家的品位。
第四就是这些画廊能否在推广、教育等等方面拓展亚洲收藏家的眼光或者是他们的收藏品位。这几点都是国外的画廊需要去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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