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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继遂：谢谢贾伟的发言。下一个问题“下一波潮流谁作主”，保利作为扬声器，扬的是商业之声还是学术之声？如果是学术之声的话，保利拍卖能否承担这种职能？我们知道在理想的学术构建上，商业中心和学术中心应该相互吻合，西方所有的学术机构和院校对前卫艺术、当代艺术常年的积累建设，使它具有坚实的学术基础。季玉年女士作为香港画廊的主持人，接触过大量香港藏家，她说亚洲有钱，但学术却不能对接，我们不禁要问：在学术构建和商业构建上，大陆本土或者香港是否能达到初步的统一？如果没有这个统一，学术构建应当由谁来承担，怎么承担？请季玉年女士讲一讲。
季玉年：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慢慢又形成了艺术品的交易中心。我觉得唐人画廊说的很对，许多藏家会购买便宜作品，但是2002年以后，很多年过30岁的当代艺术家作品价位已经超过百万。其实对于藏家来讲，如果艺术作品的价格超过20万元，他就希望能了解那个艺术家将来的学术地位，这就要看画廊日后如何推广艺术家。
除了画廊之外，美术馆和基金会也要多做学术，教育不能只往商业的方向看，文化才是长远的。所以我觉得学术、教育和媒体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我对学术的建构充满了信心，因为很多国际名家和知名藏家进入中国，使得我们在亚洲本土就能有机会看到优秀的作品。另外我觉得我们还要积极推动亚洲艺术，我曾经向香港政府写过一份长达100页纸的建议，说香港应该和新加坡、韩国一样积极成为亚洲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很强调亚洲艺术的概念，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在整个亚洲区域内存在很多共鸣。
龚继遂：多年前我到香格纳画廊参观，觉得当代艺术和传统艺术大有不同，当代艺术与齐白石和唐代瓷器不一样，它不是针对审美的，也不是为了愉悦人们，其最重要的功能是质疑体制、向生活和文化提问，这就牵扯到一个阐释系统对于收藏和市场的支持问题，这个阐释系统从系统上来讲就是学术建构，刚才季玉年女士讲，从她观察来看，香港没有做到学术建构和商业建构的统一，她寄学术建构的希望于美术馆、学院和文化团体，劳伦斯先生作为中国当代艺术全程的参与者和发现者，在西方当代艺术学术体系之外发现了中国这个题材，今天我们依然面临着学术建构的问题，尤其是面临着如何筛选下一波有社会意义的学术风格和独特的贡献的艺术家的问题，劳伦斯先生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设想？我想这是一个与你的画廊直接有关的问题。
劳伦斯：当代艺术是一个冒险的过程， 需要的是一种对的感觉，一种理性或心灵上的认知感。
如果你想要寻找下一代年轻的艺术家，我想你首先需要对世界有自己的认知与想象。你觉得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在未来什么会变得重要？什么不会？等等。然后你要学会把这些假设与你希望的世界变化的方向靠拢。是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变得“活跃”起来，与影响世界的发展。
对于第一个问题，当代艺术品能给你带来巨大的灵感，试想一下梵高，他最先感觉与直接表达了个人主义与资产阶级社会。同样，安迪沃霍尔为西方资产阶级消费者描绘了社会的一个终极形象。
龚继遂：在学术建设的基础上，通过商业操作和市场来筛选下一波主导潮流，这会有助于学术价值的建立还是会严重干扰学术价值的建立，我想问问唐人画廊的郑林先生？
郑林：我觉得当代艺术最重要的就是创造性的问题，一个好的艺术家如果没有创造力，这个艺术家艺术生命力就差不多结束了。
西方有两个大拍卖公司：苏富比和佳士得。每年以他们为主，在伦敦、香港和纽约都有很重要的拍卖。而中国的拍卖公司据统计大概有一两百家。艺术家被拍卖捧到天价以后，很多不敢再创作作品，也不敢拿出来卖，因为他很难一直维持几百万或者几千万的价格。天价的艺术家要么是真正优秀的艺术家，要么是画廊有一些手段。而另外一些很学术并且很成熟艺术家，本来好不容易画了几十年作品，能够卖几十万或者上百万的价格，但是拍卖突然拍出十万或者二十万，所有藏家都不敢再买他的作品了，这对艺术家的发展非常不利。
我觉得一级市场也有很多优秀的画廊，但是画廊也分很多不同的层面，有做当代艺术的，也有做自己喜欢的艺术家的，这样把市场分开比较好一点。
龚继遂：谢谢郑林先生。去年香港更关注印象派作品，因为它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审美趣味，与更有挑战性、价值不断变化的当代艺术不一样。据我的个人所见，韩国在全球市场格局里边，非常注重当代艺术的经营和收藏理念，藏品也很多。阿拉里奥画廊作为一家韩国画廊，现在不但全面介入中国艺术市场建设和商业经营，同时还试图在中国呈现一个你们所代理的亚洲当代艺术的格局，其中包括对很多印度艺术家的宣传介绍，你们认为韩国画廊的视野和欧美画廊的视野有什么不同？作为韩国画廊，又和本土画廊的视野有何不同？换句话说你们对商业角色的定位和学术视野，与中国本土和欧美画廊有什么不同？对中国市场建设有什么特殊贡献？
金秀炫：韩国虽然国家面积很小，但是当代艺术收藏的历史很长，有很多有实力的收藏家。我们进入西方当代艺术史的时间很早，好多大藏家很早就开始接触西方当代艺术。阿拉里奥画廊就比较关注亚洲的艺术。虽然我们老板的收藏囊括了西方和亚洲，但是我们画廊的主要方向是亚洲当代艺术，所以我们代理了全世界，尤其是亚洲的30多位艺术家，其中包括来自中国、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的艺术家。阿拉里奥画廊从2004年就开始代理年轻艺术家，其实一个画廊代理年轻艺术家，是件很有风险的事情，但我们2005年在北京开分部，2008年又进军纽约，目的就是为了把我们代理的艺术家推广到各个国家和地区。
除了阿拉里奥画廊以外，韩国还有几个特点不同的画廊，有一个很重要的画廊，是专门做在韩国很少见的西方艺术家的作品。还有很有历史的画廊，很早就开始介绍韩国近代的大师。我想要说的是，不同画廊有不同的经营方向，一定要跟着一个方向和特点走。
当代艺术不是一种日常生活必需的刚性需求，它对文化有很高的要求。中国人对文化很感兴趣，很多人都会买一些小书画作品挂在家里消遣，但是对于当代艺术，可能发展的不太成熟，艺术的发展是需要时间积累的。美术馆、画廊和拍卖这些不同机构之间的共同发展和互动很重要，互相沟通起来才能找到发展的空间和方向。而中国目前为止二级市场比较发达，甚至超越了一级市场和美术馆的功能。
龚继遂：说到二级市场发达，我想这是一个有目共睹一个现象，刚才我们发言人提到二级市场取代和超越了美术馆的功能，甚至超越了一级市场的功能。我经常用一句非常通俗的话来描述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区别：画求人的时候是一级市场，人求画的时候则变成了二级市场。二级市场的发达集中在对大名头、高价位和明星拍品的追求上，屡屡制造天价，于是便衍生出了虚假成交等中国二级市场的弊端和现象。
与此同时，我们更有兴趣看到一些一级市场对年轻艺术家的选择。金秀炫女士刚才说的代理年轻艺术家是有风险的事情，其实是全世界的画廊都要面对的共同难题。像萨奇画廊曾经代理过200位年轻艺术家，通过“试错”来选择优秀艺术家。中央美院艺术市场研究中心有个“青年艺术100”计划，也是把100个青年艺术家的作品拿到市场上去，看市场对哪个画家有反应。
市场的转型实际上与社会的转型息息相关，85’新潮和89’时期的艺术家，之所以能够成为前一波市场明星，是经过长期的，特殊社会环境下的学术积累和作品积累，最后引起市场爆发。那个历史时期已经不可复制，今天的创作潮流，已经从宏大叙事的中国主题，转向年轻化、消费主义、个人化，换句话说是极端个人和个体意识的呈现。怎么在宏大叙事和不可复制的社会环境前提下，在这么多表达平凡朴实的情感的年轻艺术家里边，去筛选可能代表未来风格的艺术家，并培养今后艺术市场的明星，这是很多画廊都要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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