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诚恳待人 热情交友
父亲的朋友很多，因为他为人厚道、诚恳、讲义气、乐意帮助别人。当时家里经济条件不错，租了较大的房子，和丁悚先生住同一个弄堂内，周围也还有不少朋友。母亲是很能干的，能做一手好菜，因此父亲经常带朋友来家便饭。父亲对家务事是不行的，一切靠母亲操劳，甚至搬家、出门理箱子多半是母亲一人做。有她这么一个贤内助，生活上不用太操心，可以专心一意地画他的画搞他的业务了。父亲对朋友是很肯帮助的，借钱或介绍工作是常事，总说，“朋友们有饭总要大家吃吃的。”借出去的钱，自己有困难，别人不还从不开口去要，总说人家一定更困难。有一次朋友借钱做生意赔了，请他吃顿饭就算一笔勾销。又一次为朋友作保，出了问题，人家就找保人，封了我家的门，反而代人还债。从此我家经济就困难了，只得紧缩开支和搬家。全家的生活完全靠父亲辛苦作画的稿费，所以他知道画家的艰苦，十分同情作者。他办杂志刊物时，凡稿子一采用，便马上发稿酬，逢年过节时还让母亲亲自送去，说人家过节一定急需用钱的。由于他的为人处世，朋友们都十分敬重他，也肯帮助他。他受了别人的好处总感激不尽，念念不忘。年轻时在戏院后台，突然肚子痛得打滚，俗称得了“绞肠痧”，京剧武生张德禄急忙亲自送他去医院才得解救，可惜这位好友早已不在人世，这件事他就经常不断提起。对朋友大都提他们的长处，常说某人是个好人，够朋友，肯帮人忙，某某有本事，靠得住等等。对一些人的缺点却常抱宽容态度，只说某人不够意思，没有肩甲（不负责任），某人滑头，拆烂污了，真不惬意等等，往往一笑了之。 人生处世 立场分明他对世态人情曾看得很淡，往往采取与世无争，超然旁观的态度，觉得人生是个舞台，每个人都在扮演某个角色，像在演戏，好人坏人，上上下下。视政治也是个舞台。这些思想反映到作品中，对有些事物往往采取超然态度，即使是严肃的政治问题，也就讽刺、挖苦一番，有时说是开开玩笑，寻寻开心等。这好像是作为一个漫画家所特有的风度和创作风格，但不等于说他的政治立场不明确。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分析看出，他是爱国的，反帝、反法西斯、反抗日本的侵略，也反对国民党的反动腐败统治，向往民主自由，主持正义，要求进步，解放后拥护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希望中国建成一个强大永不受人欺侮、人民生活幸福富有的社会主义国家。
参加抗日 流离颠沛
30年代初，在时代图书公司搞出版事业，前后数年间，他画了不少讽刺画、民族风情画、装饰壁画、封面设计、小说插图、家具设计等，同时和漫画界同人叶浅予、鲁少飞、王敦庆、黄苗子、张正宇等人发起，组织第一届全国漫画展，并成立中华全国漫画作家协会，漫画抗敌协会，为中国漫画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由于帝国主义侵略．日寇发动侵华战争，国内经济不景气，时代公司几经转手最后也办不下去了。家庭经济也发生困难，在我后面出生的三个孩子相继病亡，祖父因伤心也病故了。父亲一面在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教课，一面为报刊画插图、画小说封面等维持生计。1937年编辑《抗日画报》，直到上海沦陷，只留下祖母和我在上海，携家逃往香港。受香港星岛日报之聘任美术部主任，并继续画抗日讽刺画和插图等。有空也和美术界同人画人物素描、速写、风景水彩等习作。1939年为能亲身参加抗日工作，离家只带我（这时祖母在沪过世，我也去了香港）从东江游击区进入内地，同行还有丁聪、徐迟、李烈鸿（电影录音师），他们去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搞电影工作。在重庆工作不久，因新四军事件和受延安去渝考察的好友胡考、张仃的影响，对国民党的反共和政治腐败大感失望。1941年将我留在内地求学，又重返香港星岛日报任出版主任，继续画漫画等。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为了生活与友人合资开饭店，设计了店面并画壁画装饰室内。后因自己画过不少抗日漫画是个抗日分子，听说有人要告发他，迫他去为日寇编《大同画报》，得此消息，便赶快连夜逃离香港，也不敢回家，托辞去广州湾搞分店。1942年又从广州湾携家逃难去桂林，路费也是向人借的。1943年，为了生活，租了一间办公室与新中企业公司合作搞美术工艺实验工厂，设计家具、建筑，画室内装饰画，准备发展工艺，此外仍在报刊发表漫画。可是好景不长，碰到湘桂大撤退，我那时上学也去了桂林，全家又一路逃难，吃尽了苦头。幸有友人帮忙，父亲也接到一批画扇面的活，筹作路费，才到了贵阳。后敌寇长驱直入，独山吃紧，由戏剧家熊佛西领导一批文化人也包括家属组成一个文化垦植团，一面搞文化工作，一面逃难，经遵义向重庆进发。
环境艰苦 画笔不停
父亲虽然在这艰苦环境下，仍抓紧一切机会画速写或素描人像，工具只是几支铅笔头、炭精条，色彩是几瓶干了的广告色、马利水彩和一个调色盒而已。内地的纸是宝贵的，他从不浪费纸张，所以拣到几张破纸就用来画速写。他很勤奋，沿途手上总带着速写本，随时可拿出来画几笔。遇到各地风土人物、房屋建筑、窗饰图案、花鸟鱼虫凡有兴趣的都勾下来。他自认不是科班出身，即没有经过正式美术学校素描静物等训练，但认为，同样要把握现实，面对自然就要老老实实地观察描写，忠实地刻划形象，玩不得花样。他的速写很有特色，也是他的生活记录，有时有所感，常在画边写上几句，聊以自遣。例如画了一条躺着的瘦狗，边上写下“中国狗”三个字，深感中国的贫穷苦难，连狗也这样可怜而萎靡不振的。
专心创作 为民主战
1944年底，总算到达重庆，老友叶浅予、廖冰兄欢迎他去北温泉，并建议他集中精力重振战笔。全家便去北温泉租房住下。他一下画了五幅漫画，参加了重庆的“漫画联展”，接着又用四个月时间画了长篇讽刺画《西游漫记》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当时创作时，被住在隔壁的军统特务发现，便天天在门口破口大骂，不断捣乱，目的是不让父亲安心作画。好在画即将完成。当时作画的条件很差，一块木板，架在逃难随身带的箱子和铺盖上，这情景廖冰兄曾为他画过一张漫画像，十分生动真实。1945年日本投降，在重庆和成都两地举行了画展，很受观众欢迎，但展出时不注意，被特务偷走一幅画。为了不影响第二天的展出，还连夜赶制了一幅补上。1946年回到上海原打算再展出，但政治压力加强，《西游漫记》被禁止展出。国民党坚持反共打内战，杀害民主人士，看来上海也呆不下去了。
走革命路 为党工作
他只得又去香港，被聘于“大中华电影公司”任美术主任，主持试验拍卡通片，不久试拍成一个片头，效果非常好。当时一起工作的有廖冰兄和特伟（他也是漫画家，解放后回来负责了中国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工作），但后来因为经费等问题，这一事业未能开展。1948年他又被聘去“永华电影公司”任美术主任。在从事电影工作的同时，他没有放弃绘画，仍抽空画插图、讽刺画等，并加入了进步团体“人间画会”被推为会长，实际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他在电影界也作了不少工作，组织读书会，搞募捐演出，画巨幅毛主席像等工作，迎接广州的解放。我当时杭州艺专毕业在家，也在电影公司工作，作为他的帮手，也参加了画会和电影界的读书会。由于他的地位和资历，家里总不断有画界和电影界的朋友来往，工作相当忙碌。他知道自己的任务是在美术界和电影界扩大左派民主进步势力。虽然自己不是党员而实际却做着党的工作。广州解放，本急于回国，但留下的工作要交代，一家人回来准备行装，变卖家具杂物，筹措路费也很不易，直到1949年底，一颗向往革命建设祖国的心，使他不顾一切，克服困难，回到北京来了。
从事教育 服务社会
回国之初，生活一时也很困难．一家人全都寄住在好友叶浅予家里，挤着打地铺，之后才租到一间十分潮湿的民房住。他被聘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在实用美术系和张仃同志一起搞教学工作，倒也志同道合。后来实用美术系改为工艺美术学院。对美术教育，根据切身经历，他有一套想法，他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不善言辞，没有系统理论教育经验，对学生讲课像是茶壶倒饺子，加上学校政治运动中教师间的复杂心态，教学观点不一，常有蜚语。他说，我不想争权更不想做官，只想实实在在地工作，出些成果，为什么老这样别别扭扭。为此他曾十分苦恼，怀疑自己是否合适搞教学工作。他很爱努力学习、有才华而人品好的学生，常为他们的成绩高兴，只要学生理解和需要，真愿将自己的所知，“一榻括子（全部）倒给他们”。这是他的真情，相反他对子女的教育却没那样关心，说是，自己去“闯”吧。除了学校的工作外，他担当的社会任务也很广很杂，各方面的需求不断找上门，使他忙得不可开交。对来访求教的，他总热情接待，不厌其烦地谈，出主意，还亲自动手帮助解决问题。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故各方面都要来找。他来者不拒，总说，这些事是“打杂差”，但都是人民需要的实际工作，你不肯做．谁去做呢？应多为人民做些事，人家也是看得起用得着才来找你的。因此解放后自己主动去画的东西不多，讽刺画极少，倒是被动地被约稿画了不少民间故事插图、封面装帧设计，其他还有舞台服装、布景设计、电影美术设计、邮票、徽章、展览会设计、杂志编排，以及国徽图案、人大会堂宾馆的室内布置、家具设计甚至游行队伍的设计等，总之整天忙于应付门市。其实他何尝不想有多些时间和条件去画自己所最喜爱的装饰画呢？这是他多少年来的心愿，多么想创作出自己理想中美的形象．来使人们的生活装点得更加美好。1956年他得了高血压病．但工作仍很忙碌。病中还为动画片“大闹天宫”人物造型和美术设计。1960年又发病，行动和说话都不便，完全在家休养，但他仍用不太灵活的手．颤抖地为文汇报画文艺刊头，用水墨画京剧金钱豹，画定军山老黄忠，题词为“老当益壮”。可见他多么想战胜病魔，能再奋笔作画呵。
老妻照顾 寂寞养病
很奇怪，生病之后，除了几个亲近好友偶而来看他，就很少有人上门来了，家里突然十分清静，他不免感到寂寞，整日不言不语，困难地重新翻阅他爱看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一书，想从中找到什么似的。生病期间，生活全靠我母亲伺候，因为儿女都各自有工作，不在身边，一日三餐，买菜做饭，扶进扶出，都是母亲一个人，真是十分劳累。父亲知道这一辈子所以能专心工作而没有后顾之忧，多亏有妻子的帮助，如果没有母亲默默无闻的劳动和支持，那困难是很难想象的。1965年5月4日，病又复发，他紧握住妻子的手不放，流下万分感激之泪，与世长辞了。
片言只语中了解父亲的艺术见解
父亲的一生，很多时间在战乱中度过，流离颠沛，环境坎坷，肩负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可仍时时不忘对艺术的追求；勤奋好学，不断从生活各方面吸收养分，所谓见多识广，更重要是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提高，积累经验。他平时没有长篇的理论叙述，只往往在某些场合，流露几句很能解决问题的话，可惜限于我的水平，理解力差，也没有在意记下来，只好尽力回忆，也许有错误，望行家指正。如他十分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常说，“要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又如他体会到不同艺术的特殊性包含着共同性，有它们的共同规律，所以常说，“许多道理是一样的，画画也像写文章，像唱歌，有章法，有节奏”、“书法和绘画的道理是相通的”等等。他知道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所以十分注意生活的积累，艺术形象的积累，说，“见多识广很重要”、“人脑像只书橱，平时要多装些书进去才有用处”等。对客观自然的观察他是忠实认真的，常说，“画素描速写不像是创作，应该老老实实的”，但也感到艺术创作不等于生活单纯的再现，说要有想象力，他常开玩笑地说，“我是骗骗人，是造谣言”，“造谣骗人也不容易”。的确，造谣骗人使人相信，是需要抓住事物要害，毫无根据地胡编乱造，当然不能使人信服，艺术也就失败了。艺术创作，他说，“胆子要大，不受拘束，不排斥变形夸张，按自己的意愿去表现”，并主张创新，放得开，做到无法无天；但也说，“有法才能无法，无法是从有法来的”等。 他很强调艺术造型的装饰性，认为不管古今中外的美术创作，都有自己不同程度的装饰性，各有主观上不同的艺术意向，不论古代希腊、埃及、现代西方、非洲、东方印度、中国、日本、印尼等，无不带有各自的装饰性和造型手法，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艺术上的形式规律。他说，“重视形式不等于脱离实际内容的形式主义”。他的创作态度是认真的。他说，平常要多看，但临到面对白纸，就要丢开一切和这张无情白纸作斗争，接受考试了，开始你心中的点子不妨要多些，但最后比较之下，选择一个最佳方案，是谓“先作加法，后作减法”，并且说，“一幅大画，要当小画来作；一幅小画则要当大画来作，别看一个小封面和一张邮票，尺寸虽小，天地很大。” 在画面构成上，他十分注意结构的严谨，灵活运用中国传统书法绘画的理论，讲章法、布局、间架、虚实、气韵等，以及方圆、刚柔、巧拙、多样统一等规律，十分强调画面的调和，说不调和和不协调即等于是失败了。这方面的话语是不胜枚举的。在艺术风格上他不反对有不同的流派，各有追求，各有所爱，但不该有门户之见，独此一家，应互相尊重．互相促进，中国美术事业才能繁荣兴旺。艺术欣赏像对中国菜肴，全国就有各大菜系，各有不同风味。丰富多采，才能满足人民的不同口味不同爱好。烤鸭虽然好，只吃北京烤鸭也是不行的。对自己欣赏和喜欢的，也应该能“钻进去、并跳得出来”像战将攻阵“能杀进去，又能杀出来”，不被框框束缚住。对自己的作品，他也常不满足，对过去的作品常说，“弗灵”，又说，“自我满足，就难有进步，等于关门堵自己的路，千万弗要翘尾巴”。他特别尊重佩眼有才华和有技能的艺术家，不仅是知名的，像齐白石他愿叩头拜他为师，那无名艺术家也一样。见到故宫建筑的宏伟、雕刻造型的生动，会激动得流泪。他对民间艺术家，常赞不绝口，无论是捏面人的老艺人，或做小泥人的无锡老太太，或者其他不知名的剪纸艺人，他都推崇备至。他尊重那些热爱艺术孜孜不倦从事艺术事业的人，常说，某人是个“艺术家”、“有艺术家脾气”，同时也十分厌恶一些追名逐利为之勾心斗角的人，他说这些人是“政客”、“想当官的”、“不是搞艺术的”，可见“艺术”这一概念在他心目中是多么的崇高。
学用结合的道路
我父亲所走过的是一条独特的艺术道路，他的学习成长是通过个人不断奋斗、不断工作实践、个人的志趣和社会需要相结合中形成的，是学与用的结合，是他那个历史条件社会环境造就了他。他的作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曾产生过一定的社会效果和艺术影响，不管是好是坏，是大是小，都可由美术理论家去评说，属于无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的或形式主义的，或其他什么主义什么派，我不清楚，想来父亲自己也始终没有弄明白。据我观察，他总是在艺术道路上摸索前进，根据具体工作，觉得应该怎样画就怎样画，应该怎样表现就怎样表现，一切古今中外的艺术经验和表现手法，都可用来为达到自己创作目的服务，发挥其最佳效能。这也许可以扣上一顶艺术上的实用主义帽子吧。我不是理论家，不该妄加评论，恳请行家见谅。而今历史已改变，社会在发展，这样的路是否还有值得借鉴之处呢？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科学技术不断前进，社会分工各方面的需要更是越来越细，艺术的职能和道路也相当拓宽了，各方面需要多种多样的美术人材，如何训练培养新的一代艺术家呢？怎样去满足人民各方面的需要，如何把祖国现代化装饰得更美好，这是我父亲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从教时常思考和探讨的问题，也是他生前未能实现的企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