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作为主要策展人，您和柯律格先生在讨论时有过什么分歧，如何达成一致？另外，你们和其他的论文撰写者及研究者，还有哪些讨论？
霍吉淑：我们与中国范围内湖北、山东、上海等博物馆的研究人员都有来往，欧美的学者数量更是不胜枚举。因本次展览，我赴上海博物馆数月，更有来自上海博物馆的书画保护及修复馆员前来与本馆相关部门合作。我们同时也与中国、欧美各地的博物馆馆长都保持密切的联系。展览主线方向的确立主要是由我本人决定的，但实在很难量化与这些专家交流后带来的影响，由与他们探讨所延展开来的效应就如同投石入水泛起阵阵不绝的涟漪。
我与柯律格先生不能说是意见不一，而是我们看不同的问题切入的角度或多或少存在差异。我想这一种看问题的方法是具有积极性的。实际上在过去五年间，我和他的合作充满乐趣，并且正因为我们合作的成功，缓解了大学机构和博物馆之间的隔阂，这一变化也向博物馆注入了更多维度的思考方式，脑力激荡让我们都享受不已。不得不提的是，我们本次展览团队中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策展人，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亚洲部中国藏品主任刘明倩(Ming Wilson)，她也为展览带来了诸多贡献。
记者：展览筹备的五年间，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如何化解？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霍吉淑：问题来自方方面面，从不间断。由于策划设想与现实实施之间一定存在差距，基本上我们时刻面临着抉择、妥协和放弃，否则便无法将展览落实下来。例如，一些稀有古书画由于客观的保护性因素不堪远赴伦敦，只能接受并放弃借展。
毫无疑问地，构想总是比现实更丰满，有那么多的想法你愿意付诸实现，但你必须严格控制预算，并考虑到有限的空间、时间等一系列限制。于是，我们选择将那些被展览形式所限制的内容另辟蹊径，通过别样表现形式呈现，作为展览之外的附加值。举两个例子：一、我们一周前请音乐家来到伦敦表演。若是通过展品很难还原当时音乐形态的整体原貌，因为只有少量的明初乐器能得以保留至今。只有通过把音乐表演带到伦敦来，人们才能够有直观的认识；二、在学术研讨会期间，我们发表了关于中国15世纪初期音乐的论文，而这部分细节内容由于展厅的物理限制是无法在展览中得到全面的阐述的，我们从侧面为展览延伸出一个新的且更深入的维度。
还有一种必然出现的限制：研究理论迄今没有足量遗物予以证明，就以过去的平民百姓为例，我们要如何研究这些生于贫穷死无所传的人群？他们的服装、头饰、农耕用具等都鲜少留存。面对这类无法直接解决的难题，我们只能寻求旁证，找到了书画中可以看出他们生活形态的依据。我们借展了来自山西太原的画作，画中展示了当时的百姓在举办水陆法会时的盛况。
记者：您的同事，大英博物馆亚洲部主任司美茵女士（Jan Stuart）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中国的博物馆、美术馆显得过于匆忙，什么都有一个很紧迫的截止日期”。大英博物馆如何平衡时间压力，确保高质量的展览？
霍吉淑：我想这中间或许存在一定理解上的偏差。我认为中国博物馆策展压力与我们是一致的，我们都同样拥有策划项目、吸引观众并传递相关讯息的任务。不同点在于，他们的策划阶段显得更短，而多半策展团队也更为庞大，而我们的展览前期准备工作阶段则较长，相对而言，策展人员主要以极个别个人为主导。所以就我的理解而言，这段评价并非意图表达对于中国策展团队的批判，而是仅就促成展览所需时间的比较。
在中国，筹备展览的速率更高，同时策展人员肩负接二连三的、计划中的新展览的任务压力。排除其他外力因素的情况下，前期筹备工作是十分关键的，你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深化展览的观念，去争取相关专业人士的支持，以求展览更完美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当然，也有人更希望博物馆能够在同一时间内举办不同类型的展览。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想我们会努力在两者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
说实话，如今我对中国地区博物馆的印象尽是赞美，尤其是各地博物馆馆长对于各部门活动的支持，部分博物馆馆员拨冗为本馆特刊撰写论文报告，另有馆员特地赴英协助我们一同展开工作……这一系列良好互动的经历，给我们传递出未来积极合作的趋势信号。
记者：展览的诸多细节均体现出博物馆运用每一寸展览空间为参观者营造感性氛围及舒适度的用意，细致到在书画长卷展柜中安置3块相同的铭牌方便参观者查看信息。在数字化技术成熟的当今时代，博物馆如何调动自身优势吸引观众到场参观？
霍吉淑：每一个展览首先必须由一个好想法起头，然后不停地去审视这个想法、质问这个想法并且将这一想法与各类不同专长人士进行讨论，听听来自各处的意见。尤其是在初期构思阶段，吸收来自各方见解有助于将我们的初步想法和观点成型、细化、优化和全面化。最终我们为这想法出声，让它向四面八方不断成长，变得强壮、具表现力，观点掷地有声。若前面的一切努力没能使这个想法付诸实践，那么不要气馁，重新构思一个新想法，仍然重复前面的步骤，然后静观其变。践行这个方法的过程非常有趣，它不仅在展览和书籍出版的策划中运用得到，在其他博物馆公共活动的策划中也是一样适用的。
例如，我们在学校教师的协助下，带领了约3500名学生参观本次特展；我们与电影学教授合作策划了一系列明代主题的电影观赏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四部：纪录片《郑和》；香港1950年代著名音乐剧《江山美人》（Kingdom and the Beauty），故事时代超出了展览的明初时间范围，讲述了16世纪初正德皇帝的轶事；韩国电影《武士》（The Warrior），讲述了元末明初高丽使团拯救被俘虏的中国公主返回南京觐见朝廷；《锦衣卫》（Secret Service of the Imperial Court），武打电影，以特务机构为主线反映明朝末年帝王昏庸、宦官掌权的政治形态。系列电影的形式具有天然的优势，它拥有更广泛的影响范围，把不同年龄层次、文化背景的群体聚集到一起。艺术展览形式则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并非所有的人都对展览本身感兴趣。特展结束后，我们会将这些公共活动的材料整理成文或者DVD发布。
记者：本次展览涉及的借展展品，是否购买了艺术品保险？
霍吉淑：艺术品保险的问题已经不属于与展览有关的内容，超出了策展部门的职能范围，我也没有被授权就此对外透露信息。
记者：你们是否已经开始筹备下一场关于中国的展览？接下来有何新计划？
霍吉淑：目前，我们还有为期一年的时间展开研究项目，包括出版2014年10月举办的学术会议的论文集。依据计划，至少需要半年我们才会开始策划下一个展览，大致在2015年四五月份。现在言之过早，也没有成体系的思路分享给你们，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大英：以图书馆形式陈列中国文物
记者：大英博物馆藏有约多少中国文物，通过哪些机会它们得以展示？
霍吉淑：我们常规展的陈列是轮展的，举例来说，大维德爵士的藏品中有1700件陶瓷，全部都会有展出，所以你可以看到以图书馆形式陈列在展厅四周的瓷器，同时重要瓷器则展示在展厅中央的部位。
常规展览中，我们的绘画展区，一般3个月轮展一次；钱币展区，有中国的贝类货币；日本、欧洲展区，会展出中国的外销瓷，另也有当地仿制的青花瓷。大英博物馆内有非常多来自中国的藏品，它们除了以类似本次特展形式展出之外，许多都是分散在不同展馆内的。我们还有一个英国国内馆际巡展项目，近期我们就有一个明代花瓶在英国境内各博物馆巡回展览。境内外，目前合作过的对象包括中国国家博物馆、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等。我们组织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前来学习观展。具体的中国藏品数量我并不了解，也许官网上会有相关信息。
（文/陆斯嘉 杨雅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