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三个多月的“明：皇朝盛世五十年”特展１月４日在伦敦大英博物馆落幕，对于这一展览，展览策展人、大英博物馆东方部资深研究员霍吉淑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来自中国的新出土文物与大英博物馆超过100年的馆藏以及长期藏于美国的艺术品有机组合、并置展示，以一种独特视角讲述了‘皇朝盛世’的创造者们的激情。”
伦敦大英博物馆2015年1月４日落幕的“明：皇朝盛世五十年”特展，是继1996年首次向英国公众展示三星堆文物的“中国古代文化之谜”大展、2007年“秦始皇：中国兵马俑”大展之后，大英举办的又一场以中国为主题的大规模特展。展览讲述的是明朝1400年至1450年这段影响中国深远的五十年。
在这段鲜为欧洲人所知的历史中，中国文官的势力超越了军事将领，皇帝的角色由独裁者演变为皇权象征，统治阶层的权力变得更为集中，中国内在的变迁和与外界的紧密联系，为当时唯一的世界强国带来了旺盛的创造力。明朝定都北京、《永乐大典》开始编纂、郑和下西洋等事件都发生在此期间。“明代特展”以“宫廷生活”、“军事”、“艺术文化”、“信仰”和“外交贸易”5个子主题为线索，通过绘画、服饰、兵器、金器、首饰、佛教艺术等展品，试图再现一幅明代皇朝的盛景。
这一展览的独特性在于，它不仅着眼于皇家收藏，还介绍了中国西南、东北和中部三个地区明代藩王墓出土的考古文物。与中国发生贸易往来的亚洲与非洲的多国文物，也构成了重要线索与视角。正如大英博物馆馆长尼尔·麦克格瑞格（Neil MacGregor）所说：“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提供新的角度去审视这段重要的历史时期，让我们不再只以欧洲为中心的观点来看待中国历史。”
策展人、大英博物馆东方部资深研究员霍吉淑（Jessica Harrison-Hall)拥有超过三十年的中国文物研究经历，她在伦敦接受《东方早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这个展览对观众来说是一次有趣的新体验，因为来自中国新发掘的文物与大英博物馆超过100年的馆藏或长期藏于美国的艺术品并置展示，通过有机组合，展品被赋予了讲故事的能力。此外，霍吉淑感到与另一位策展人、牛津大学中国美术史专家柯律格（Craig Clunas）教授合作研究的五年是充满乐趣的，成功的合作不仅使博物馆得到了更多维度的思考方式，还缓解了大学机构和博物馆之间的隔阂。
对于普通观众来说，这场特展不仅传达了展品本身的精彩，更努力诠释出它们的时代精神，被赋予了生命的展品，不再是一个个“哑巴”，而是向欧洲观众讲述了一段“皇朝盛世”以及创造者们的激情。
展品：被赋予讲故事的能力
记者：这次展览预计吸引多少观众，得到什么反馈？
霍吉淑：我们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积极反响，包括中国、英国、美国媒体，以及本次展览的参观者，我们会在展览结束之后将这些收集的信息整合起来。当展览仅仅进行到展期一半的进度时，就已经吸引了6万到7万名观众，可以算是超过预期了。
记者：你们选择景泰蓝大罐作为主打展品，印成宣传海报，为何作此选择？
霍吉淑：在为展览图录选取封面图案时，我们首要考虑的是希望寻找一件吸引人眼球的作品。因为不仅在图录和展场内，这件作品还会频繁出现在为特展宣传定制的巴士车身广告，以及地铁海报等一系列地方。
我们的大部分受众看到龙形图腾，会直观地联想到中国古代皇家形象，因此我们决定采用他们熟悉的龙的形象，直接勾起观者注意力，而不选择其他较为隐晦的样式。毕竟前期宣传的代表性文物是吸引观众前来观展的道具，是为了让世界范围内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当然，这件景泰蓝作品也是极具珍稀性的。依据同样的准则，我们也选取了一件引人注目的龙纹饰宝剑作为图录封底，这两件器物都令人印象深刻，即便远观都能抓人眼球。
记者：明朝时间约有276年，展览选择了1400年到1450年这段时间，其间，发生了迁都、郑和下西洋等历史事件。通过整理、展示这段历史的文物，你们有什么新的发现？据说，你们因此更新了部分文物的年代，甚至包括大英博物馆的馆藏文物。
霍吉淑：展览中有这样一件器物，是目前为止在中国境外最大的铜像。这件器物在美国发表的博士论文中将“真武”形象与湖北武当山及芝加哥收藏的同类真武形象器物互相印证，最终被认定为15世纪初的产物。然而，在本次展览中，根据其他学者的综合研究，将其断代推定更改至16世纪。
记者：这是一个对欧洲观众讲述中国明朝的重要展览，听说这次展出了从未向远东以外的观众公开过的重要文物。主要是哪些展品？
霍吉淑：固然，展品中有许多从未公开展示于西方观众面前的，但其中也不乏中国观众无从系统性观赏的展品。
针对那些对中国文物不甚了解的西方观众来说，特展中有来自湖北省博物馆的艺术品，它们于2001-2002年间才被发掘出土。湖北省不乏新建成的宏大壮观的博物馆，将那些墓葬出土的文物以合理的方式展示给观众。那些未能前往济南的人们，也可在展览中首次看到鲁荒王（朱檀1370-1389）的袍子，它能被保存得如此完好，实在让人惊叹。
不论是西方观众还是来自中国的观者，只有特地分别前往中国各地区，到我们本次借展的10所博物馆，才能够欣赏到这些艺术杰作。即便如此，鉴于文物需要定期保养维护，许多艺术品也不是永久展示的，因为古书画作品的颜料和材质都需要避免光线污染等。另外，多数陈列的来自中国的精美物品也是首次外借出展。
这次特展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将那些来自湖北、新发掘出现的文物陈列于已由大英博物馆收藏了超过100年的展品之间或者置于长期藏于美国的艺术品旁边——通过陈列展示的重新有机组合，展品被赋予了讲故事的能力，诉说着一段过去的历史，而这一切对于观众来说是一次有趣的新体验。
记者：展览特色之一是介绍山东省、四川省、湖北省，也就是中国东部、西南部和中部三个地区明代藩王墓出土的考古文物。为什么提出这个视角？展示了哪些过去不被注意的文物？它们与皇帝御用文物形成什么对比或关系？
霍吉淑：我想在过去的15到20年间，人们尚未注意到地方政府对于古代中国的重要性，这是一个崭新的学术研究角度。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仍侧重于中央政府，而柯律格教授他史无前例地将地方政府作为他的学术研究切入点，引申探讨了关于明代藩王的议题。我们意图揭示这些为数不少的地方藩王是如何成为当时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的：不仅在音乐、诗歌和文学领域硕果累累，而且影响了当时的宗教和美术。本次展览希望能够梳理这些遍布明代中国的藩王的文学艺术思想。即便我们仅仅借展来自三个地区的藩王墓出土文物，从大量遗物中仍可窥见他们都十分富裕，并从中推出地方与朝廷的微妙关系。
策展：缓解大学与博物馆的隔阂
记者：展览集中于明代1400-1450年，是一个很小的切口。这是否意味着该展览是一个可延续、复制的模式，今后还可以类似地对中国的某一段历史进行深入解读、展示？
霍吉淑：这种模式具有极强可操作性。大英博物馆的策展理念最显著特点之一，便是趋向于个人化的。大多数的展览思路都是来自于策展人本身的。策展人首先就他们所感兴趣的切入点进行深入剖析和解读，其次再通过将这些想法与馆长及负责人讨论沟通，选择出最吸引人的展览主题。但同样的事情在中国就或许会存在更多其他的变量。
另外，大英博物馆是一所容纳了世界各地文明的展示场所，中国主题的展览是需要与其他文明主题的策展想法进行竞争比较的，例如非洲、罗马、埃及、希腊、英国文化等等。于是，大型的中国主题展览只能大约每五年举办一次，其间依旧会举办小型中国展览、学术研讨会、出版专著、发表论文等，但大型活动是需要素材积累及沉淀的，五年左右的时间是比较合适的。
某种意义上，我认为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以较狭小范围时间段进行重点探讨的方式已经逐渐被学术界所接受。这种方法在西方艺术史研究中已屡见不鲜，但是将这一角度运用于中国研究依然是比较新鲜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较长期而广泛的时间领域探讨方法依旧是有研究空间的，所以我想我们不会因本次展览的成功而局限于其他研究思路的可能性。即便其中策展的逻辑思路、知识结构可谓引人入胜，这也仅仅是个案，不会依此为模范标准，面对创新的想法我们的大门永远为之敞开。
记者：这次展览主要是由牛津大学的柯律格教授和您策划的，你们如何分工，还有哪些专家共同参与展览策划、研究？
霍吉淑：本次展览的研究并不全是来自于柯律格教授和我本人的，我们有来自中国、美国和欧洲各地的学者的关系网络，我们将各位专家的知识结晶整合起来才有了这次特展。
我们有5名学者参与了专题书籍的撰写，另有30名专家在2014年10月参加了围绕展览相关议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还小范围地分别与其他个人进行面对面的学术探讨，例如中国、北美和欧洲的博物馆馆长、专家和策展人，或者是研究机构和大学的独立学者等。可以看出，在为期五年的展览筹备过程中，我们广泛地吸收来自世界各地的前沿学术信息，意图通过展览整合明早期艺术史研究的结论以达到一定推动作用。
与其他参与学者不同的是，柯律格教授他三四十年来的职业全部都是围绕中国开展的，我本人超过三十年的研究亦是如此。我想这类与中国相关经历是有益于展览开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