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西方艺术巨匠当中，伦勃朗·范·莱因（Rembrandt van Rijn）的天赋是最难描述的。米开朗琪罗的作品中，华丽气息不言自明；提香让世人见识了肉体的鲜美多汁；从立体主义的大胆结构到晚期的自由探索，毕加索的创新能力毋庸置疑。
但是，伦勃朗更令人难以捉摸。他少年成名，30多岁便已登上事业巅峰。然而，在他生命的后半程，灾难和不幸接踵而至。他因为不善理财而破产，债主的追逐伴随他余生；孱弱的妻儿接连去世，此后的伴侣被斥责为“妓女”；市民的审美趣味发生改变，他的艺术追求和公众渐行渐远……这一时期，他的生活充满了悲伤与苦楚，有时候甚至是屈辱的，他的绘画也变得愈发黑暗、阴沉。他的内心常常自我反省，他的笔触往往是肆意而粗糙的。然而，在被市场和命运抛弃之后，某种程度上，他获得了另一种自由。
“伦勃朗：晚期作品展”（Rembrandt：The Late Works）正在英国国家美术馆举行（持续至2015年1月18日），这个展览从全球各大博物馆收集到90件伦勃朗的杰作，涵盖了1653年至他1669年去世这段时期的艺术历程。
英国《卫报》艺术评论人乔纳森·琼斯（Jonathan Jones）将伦勃朗的人生悲剧与莎士比亚的李尔王相比。“这辉煌、壮丽的展览呈现了真实的晚年伦勃朗——一个走投无路的人。这是一段令人震惊的急转直下的生命历程。通过呈现他坠落的悲剧，我们看到其最终的凯旋。”
生命之秋的厄运
伦勃朗所处的时代正是荷兰黄金时代。1580年代，西班牙统治下的北部7省宣布联合独立，称为尼德兰联合共和国。丰沛的财富、繁荣的文化是这个时代的特征。共和国的公民远航至世界各地，这批最早的全球商人希望自己、自己的家庭、自己的房屋都可以被图像记录下来，希望自己家中的墙壁挂满优美的绘画。这个时代对于靠笔刷吃饭的艺术家来说是最好的时代。
1606年，伦勃朗生逢其时。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一个国家的命运不受宗教支配，而寄望于贸易。绘画的重心从神圣转向世俗。斯蒂恩（Jan Steen）的田园嬉戏、弗兰斯·哈尔斯（ Frans Hals）的朴实面容、霍赫（Pieter de Hooch）的红色砖墙、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的室内风情，都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性图像，当然还有伦勃朗。
30多岁的时候，这位莱顿磨坊主的儿子已经攀上了事业的巅峰。他的工作室总是宾客络绎不绝。他的主顾来自欧洲各地，有钱人家会把孩子送到他的工作室学习。市政厅请他装点门面，行业公会请他创作群像，富商显贵请他用画笔留住自己的英姿。有钱人相信，请伦勃朗画肖像，是一件时髦的事情。他迎娶了一位贵族小姐，在富人区购置了豪华的房产，并用丰饶的收藏品塞满了屋子。然而，此时的他万万想不到，他人生的后半程将急转直下，一泻千里。
1642年，是伦勃朗人生的分水岭。
是年，艺术家完成了他最伟大的杰作之一《夜巡》（The Night Watch），而今这幅集体肖像画是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但在当时，它并未收获广泛的认同。画作的委托方是阿姆斯特丹火绳枪兵公会，伦勃朗充满创见地将公会成员错落有致地安排在画面各个方位，呈现出一幅生动自然的效果。然而，阿姆斯特丹人早已见惯了集体肖像的固有样式，他们无法接受自己在群像中仅露出半个脑袋、一个肩膀，或者隐没在黑暗中，却要付出和别人同样多的价钱。这件作品的委托纠纷影响了伦勃朗的声誉，也暴露了他个人艺术创作的理念与市民的审美期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更为悲剧性的事件发生在当年6月，伦勃朗的妻子萨斯齐亚（Saskia）去世了。伦勃朗并没有从妻子的贵族家庭收获什么实质性的遗产，相反，处理其身后事又是一笔很大开销。后世的艺术史学家都同意，伦勃朗是一个伟大的画家，但却是一个糟糕透顶的理财者。短短10年间，他的生活急转直下。为了维持过往的奢华，伦勃朗过上了拆东墙补西墙的借贷生活，经济状况日渐衰落。挥霍的生活让伦勃朗面临破产的窘境，他于1658年不得不卖掉了房产，至死都生活在贫困和卑微之中。
即便如此，他的创造力和产量并未有所减退。《琼德曼医生的解剖课》（The Anatomy Lesson of Dr Joan Deyman，1656）、《克劳丢斯·西菲利斯的密谋》（The Conspiracy of Claudius Civilis，1661-1662）、《理事》（The Syndics，约1662）都是创作于他破产之后的佳作。
《克劳丢斯·西菲利斯的密谋》可以说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作品。这是伦勃朗受阿姆斯特丹市议会的委托而创作的。作品描绘了反抗罗马人的日耳曼部落起义。在17世纪荷兰，这样的故事同样也让人联想到新生的尼德兰共和国从西班牙统治下获得独立。但是据说这幅作品在市政厅仅悬挂了数月便被揭下，而伦勃朗也未能收到相关的委托金。
传说中，起义军首领西菲利斯是一个独眼人。在市议员的心目中，他们一定希望艺术家弱化这一缺陷，完成一幅新古典主义的佳作。然而，伦勃朗希望以自己激进的创造力征服议员。画面中，勇士们环绕着桌沿，桌上有一道明亮的光束，自下而上照亮了他们生猛的脸孔。西菲利斯的缺陷成为描摹的重点，他空洞的眼窝仿佛让人联想到一种盲目的信仰和勇气——一种自杀式的英雄主义的恐怖剧。在这种呈现方式中，战争、自由和国家的神话，仿佛只是空洞的神话。来自蛮荒地带的头领从头盔底下疤痕遍布的脸上一只独眼瞪视画布，令人感到一阵寒意。
议员拒绝接受这样的作品。伦勃朗不得不将这件大尺寸的作品进行裁剪后另行处理。而今收藏于瑞典国家博物馆的作品尺寸仅为原作六分之一，它跋涉千里来到英国国家美术馆展出。在其旁边，陈列着这幅作品最初的完整素描，该素描而今收藏于慕尼黑。
在伦勃朗生命的最后阶段，这类委托纠纷并不是特例。
“考察伦勃朗晚期的委托项目，其高昂的价格显示其艺术地位并没有降低，他依然维持着著名艺术家的尊严。”本次展览的联合策展人、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专家乔纳森·比克尔（Jonathan Bikker）表示，与此同时，比克尔也认为，伦勃朗没有搞好与达官显贵的关系，使得他没能像自己的学生那样顺利获得政府的委托。例如，他的弟子费迪南德·波尔（Ferdinand Bol）的妻子的爷爷便是一位市长，其另一位弟子戈沃·弗林克（Govert Flinck）也与多位显贵过从甚密。与他们相比，磨坊主的儿子伦勃朗显然更倾向于和平民百姓交往，他的稍微有钱的朋友都是他的债主。与此同时，他也不像自己的弟子那样善于见风使舵。当荷兰市民的欣赏品位开始发生变化，波尔和弗林克都摈弃了伦勃朗的画风，转向于更受欢迎的弗兰芒巴洛克风格。
“伦勃朗不会去讨好那些对的人。”艺术史学家约阿希姆·冯·桑德拉特（Joachim von Sandrart）曾经如此评价伦勃朗，或许这也是艺术家晚期受挫连连的原因。
另一位艺术史学家阿诺德·霍伯睿肯（Arnold Houbraken）记录了伦勃朗的一句自白：“如果我想解救自己的灵魂，我应该追求自由，而非荣耀。”或许，这句话让人们相信，在生命之秋，艺术家曾经义无反顾地为自己选择了颠沛的命运。
性与爱的污名
1662年10月，阿姆斯特丹的寒夜将午后最后一丝阳光驱走。伦勃朗卖掉了亡妻萨斯齐亚的坟墓。买家是老教堂的掘墓人，后者从手头吃紧的客户手里收购坟墓，再出售给需要墓地的人。这个城市正在遭受瘟疫的肆虐，人们需要大量墓地埋葬死者，而其价格也扶摇直上。带着圆头铲子的男人来到风琴后方的祭坛处，将萨斯齐亚的骨骸取出，为下一个“房客”腾出空间。
根据英国艺术史学家西蒙·沙马（Simon Schama）的描述，此时的艺术家伦勃朗再次面临着穷途末路。他们家已经搬到了阿姆斯特丹西部的约旦（Jordaan）区，这里房屋紧紧相连，街巷之间垃圾成堆，老鼠横行，病菌滋生。伦勃朗一家在此艰辛度日，但艺术家依然负担不起这样的生活，他的欠债不断增长。与此同时，他的情人亨德丽吉·斯托弗思（Hendrickje Stoffels）被瘟疫击倒了。
伦勃朗和斯托弗思终生没有结婚，阻隔在他们之间的是前妻的遗嘱。在萨斯齐亚的遗嘱中，如果伦勃朗再娶，他将失去对于儿子蒂托斯（Titus）养育基金的监管权，这将让他的财务状况跌入更加黑暗的深渊。1654年，斯托弗思产下了伦勃朗的女儿，随即被其所在教廷宣判为“淫乱罪”。伦勃朗并没有牵涉入这次教会的惩罚，因为他根本不是该教会的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