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关注能量，公众角色变化
从1980年，阿布拉莫维奇和乌雷一起去澳洲土著部落，就体会到“静止的状态中，自己体内的能量聚集起来”这种和现代社会完全不同的状态。在此后的创作历程中，这种对静默的力量和自身能量的考量，不时出现在她的作品中。近年来，无论在创作还是教学里，阿布拉莫维奇愈发明确地倾向这种观点。
“512小时”进行时，每天结束后，阿布拉莫维奇会录一个日记一般的小视频，讲两句当天的状况，有些小细节非常生动。人们会带给她花、钥匙之类的小礼物，给她写诗。她总结巴西人非常热情，法国人傲慢地躲在角落，德国人很慢热也不习惯什么都不做，意大利姑娘自己不爱去参与，让男人去参加互动，中国人日本人显得很不介意呆着不动。有时她状态不好，情绪低落，说“希望明天会好些”，有时笑话自己记忆力不好，给同一个人讲了两次完全一样的故事。 “十年前不会有这样的展览，但现在完全没问题，因为人们需要这样的展览。现在人与人之间这么有隔阂，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这样的展览。”
我们看到，参与者在她作品中的作用愈发重要。她逐渐在创作中越来越多地去除物质因素影响，增加与陌生人的交流——1996年的《之间（In Between）》，观众进入作品；2010年的《艺术家在场》，观众和艺术家一对一直接交流；2014年，“人们是观众的同时，也是行为的执行者。在那三个星期中，我完全投入其中，像一个普通的观众一样。”她接着感叹道：“这完全是行为艺术的一个新阶段。”
终于有勇气，做一件单纯基于能量的作品
记者：过去你的许多作品都和肉体的痛苦相关联，你也曾经说过，人们只能从让自己不舒服的体验中得到学习。现在，你对痛苦的态度有什么变化吗？
阿：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过人们还是更愿意去选择一些更加容易，但对自己不好的东西，比如，在健康饮食和垃圾食品之间总选择垃圾食品。实际上我们可以去冲破一些界限，避开那些不好的因素。在“512小时”展览上，你不能看表、看手机，要集中精神在个人能量上。平时我们根本不会这样做，所以我创造出这样一个场所，像是头脑的SPA，促使人们与其他需要交流的人在一起。
记者：在你的整个创作中，哪件作品是你最喜欢的？
阿：我这一辈子，最喜欢的永远是最新做的那件，我只有觉得自己太老的时候才会回顾过去。我最喜欢的就是最新的那件（“512小时”）。从业40年，我积攒了很多很多经验，才有了勇气来做一件别无其他，单纯基于“能量”的作品。这真的需要极大的勇气，展览前我非常担心失败，作品不成立，但是我必须要承担这个风险。好在，作品进行得很顺利。
记者：有人批评说这几年来你的作品越来越大众化。你如何看待这种评价？
阿：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批评，反而觉得是挺好的赞美。如果说，我的作品能够成为一种现象，是因为它不仅吸引艺术群体。很多平时根本不会去看艺术展的人去参观我（在蛇形画廊）的展览，家庭主妇旁边是作家，作家旁边有小孩，小孩身边是一家子从外地赶来的人，各种职业各种宗教。我模糊了艺术和普通大众之间的界限，我的观众群比艺术群体要广泛得多。我觉得这么做非常有必要。
行为艺术的变化
记者：作为世界上最知名的行为艺术家，会不会有时觉得人们误解你和你的作品？
阿：我变成最著名的也许是因为大部分跟我同时代的人都死了，或者不再创作了。年轻的时候，我要是在乎这些批评，就根本不会去创作。我这辈子被太多人批评。我总是这样建议年轻艺术家：永远不要盲从别人的观点，听你自己的。看看过去，有多少刚面世时被批评的事物最后变成经典，我们就明白了。
记者：今天的行为艺术，和你刚开始创作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阿：是的，行为艺术在发生变化。我改变了行为艺术的许多规范，比如我开创了长时行为艺术（long durational performance），及行为艺术重要作品的重新演绎，如此这些作品不再只是索然无味的照片或视频。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影响公众，公众并非只是被动地观看，而是可以真正介入其中。行为艺术包含巨大的潜能，通过体验改变人们。我的确看到过，人们在行为艺术中如何反应，行为艺术如何对他们起作用。不同代际的很多艺术家都在努力做出改变，有很不错的作品，比如谢德庆、提诺·赛格尔。
记者：我们知道，八十年代末你曾在中国做过一件非常有名的作品。在那之后，你又来过中国吗？
阿：再没有了。当时中国刚刚对西方开放，路上几乎没有汽车，全是自行车，北京开了第一家肯德基，只有四家给外国人住的酒店。我脑子里对中国的印象和现在完全不一样，比如有人从中国回来告诉我见闻，我听起来觉得简直难以置信。如果有人邀请我去中国，我会很高兴的，不过还没有这样的机会。
没有狗，没有猫，也没有考拉
记者：不工作的时候，你在日常生活里是什么样子？
阿：我没有日常生活。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个战士，每天早上醒来，日程表上满满排着要做的工作，没有时间有个人生活。我的私人时间越短，行为艺术的时间就越长，所以我就逃到创作里，才能真正拥有生活。我的生活就是行为艺术，我的现实就是行为艺术中的现实。如果你两三个月都在做同一件作品，它就变成了生活。之前在伦敦的那三个月，我几乎没在大街上逛过，每天就是蛇形画廊和家两点一线，完全和正常生活隔绝。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完成这些作品。
记者：你现在住在纽约。纽约是你最喜欢的城市吗？
阿：我很喜欢住在纽约，不过我没有所谓“最喜欢的城市”。我的家就是我自己。大多数时间我都在不同城市的酒店，基本上属于现代游牧族，为了创作要去哪儿，我就去。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拥有那种在一座城市中有一个家的日常生活。我没有家庭、孩子、房子这些东西，没有狗，没有猫，没有乌龟，没有金鱼，也没有考拉。
记者：除了乌雷之外，还有哪个人或哪段过去的感情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阿：没有，他是唯一一个，这段感情对我来说是唯一的。如果只谈感情，工作不在一起，那是不一样的。当时和乌雷在一起那么跌宕，那么戏剧性，是因为我们的爱情和创作都合在一起，所以分手就是失去一切，失去这个人，也失去我们的创作。这实在太艰难了。我也有过其他的感情，分手时，我还有自己的创作，但两个同时都失去实在太困难了。最后我必须得说：千万不要再和艺术家谈恋爱，没好处。哈哈，算是个建议吧。
